漢文帝劉恆於公元前180年以外藩身份繼承大統，與其說是撞了大運，不如說他接手了一份苦命的差事。此時的漢帝國，與重病纏身之人毫無區別。
自高祖登位，到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人翦滅呂氏，近23年的時光，帝國動盪飄搖，物價飛漲。
劉邦時期，1石米的價格是萬錢，120斤大米需要2000元人民幣，購買1匹馬則需要100兩黃金，其價值比現在的旗艦級斯巴魯轎車還要貴上幾倍。
同時，商人投機倒把行為也十分嚴重。工商秩序混亂是漢初的頑疾。
同樣在劉邦時期，「人相食，死者過半」，多數百姓居者無其屋，耕者無其田，失業又失家，領不到政府救濟金，只得成群結夥地四處流浪，造成了最令帝國政府頭疼的社會問題——流民。
流民眾多，納稅戶少，國庫空虛，國家疲敝，這一狀況到呂雉時代並沒有發生根本轉變，當然，造成這個問題的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漢初分封諸侯。
這些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皆被封王視作私有財產，故而盡心經營，千方百計地壯大國力，而對中央政府，只是每年象徵性的交點「保護費」。
當日王侯間富者，以吳王劉濞為最。他左有銅山之便，可以肆意鑄錢，右有東海之利，可以煮水為鹽。依仗著雄厚的國力，劉濞的內心勢必每天都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侯國經濟發達，中央財政見肘，也就是說部門經理比董事長拿得年薪還要多。劉邦、惠帝、呂后及中央高官厲行節儉，粗衣淡飯，實則是國家沒錢，不得已而為之。
身體羸弱，肌肉不顯，無怪乎強人要來欺凌。以下這封匈奴冒頓單于送來的「情書」，呂雉怕是終生難忘吧——
「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如此戲弄羞辱，呂雉縱有百般怒火，也只能一笑了之，繼續奉行自高祖以來的和親政策。
內不穩，外不安，漢帝國猶如走在鋼絲上，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有性命之虞。對此時的帝國來說，穩定才是一切，發展更是硬道理。
以外藩身份而入大內，劉恆的內心最初肯定是有一絲惶恐。以「仁孝寬厚」著稱古今的他，由於兒時不受劉邦待見，一段時間內對自己的執政能力並不抱有多大的信心。
在「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現實下，大刀闊斧只能適得其反。百姓有飯吃，不至成乞丐；有房住，不至成房奴；有地種，不至成草寇，才是最緊要的民生工程。而對那些日益坐大，越來越不懂規矩的諸侯王，暫且姑息時日。
公元前178年，劉恆下詔，「除田租稅之半」，也就是將耕地的租金從15稅1改為30稅1，這個政策在公元前168年又實施了一次。
也許覺得這樣的力度還遠遠不能給百姓帶來實惠，第二年，劉恆乾脆下詔，將田租全部免去。雖然不久又恢復30稅1的租金，但顯然，劉恆和他的帝國已經向天下昭示了一種重新振作的決心。
鴿子的羽翼豐滿了，也要向禿鷹展示自己的強硬。公元前164年，齊王劉則死，無子繼位，劉恆以齊國開刀，將其分為六國。同年，封淮南王劉長的三子劉安、劉勃、劉賜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實際上將淮南國一分為三，削弱了侯國的實力。
雖然諸侯坐大的局面未有根本的改變，但至少在一定層面上創出了安定與發展的模樣。據《漢書•食貨志》記載——「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若將帝國形容為企業，那麼在劉恆之前，劉氏企業無疑即將破產，很多大企業正摩拳擦掌地準備清算。他們的眼睛早已盯上了電腦桌、文件櫃、空調、沙發，還有那些無形的資產。
還好，在經過一番董事會的震盪後，劉董上台，在「破產保護」後鳳凰涅槃。劉恆抓住了所能利用的全部機會，隨著帝國的蒸蒸日上，他也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政治領袖。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作為帝國的接班人，這句話劉啟可能不止一次地從父親劉恆的口中聽到過。實際上，自他繼位，始終兢兢業業，如履薄冰。因為帝國的好夢才剛剛開始，遠未到彈冠相慶的地步。
令他最擔憂的，不在內廷而在外藩。他要承先帝之業，讓帝國更上一層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老大」，就必須對各地藩王做徹底的清除。
御史大夫（相當於現在的第一副總理）晁錯的一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更讓劉啟意識到，對諸侯王開刀是必然而遲早的事。
只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只是割了對方幾塊肉，他們就哇哇亂叫地反抗起來。這就是發生於公元前154年的「七王之亂」。劉啟雖然在前期犯了一些低級錯誤，但很快就「聖明」起來，不出三月而事平。
漢景帝劉啟不僅為自己掃除了執政的障礙，也為自己兒子掃清了御宇的麻煩。武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祖父與父親給他接手的帝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比起劉恆當初的境遇，劉徹無疑是個幸運兒。
文帝與景帝，父子兩代，即要面對老一輩留下來的頑疾，又要處理刻下的難題，然而終究以39年的努力，將劉氏企業帶出困境，迎來希望。這不免讓人想起一句話：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