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莉評《至暗時刻》︱ 演講中的政治家邱吉爾

澎湃新聞 發佈 2020-01-23T15:33:49+00:00

《至暗時刻:力挽狂瀾的邱吉爾》, 安東尼·麥卡滕著,陳恆仕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272頁,58.00元我們將戰鬥到底。

《至暗時刻:力挽狂瀾的邱吉爾》, [紐西蘭] 安東尼·麥卡滕著,陳恆仕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272頁,58.00元

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將在法國戰鬥;我們將在任何海域戰鬥;我們將在任何海域戰鬥;我們將在空中戰鬥,愈戰愈勇、愈戰愈強;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守衛我們的島國。我們將在任何一塊灘涂地戰鬥;我們將在任何一處敵人登陸之地戰鬥;我們將在任何一畦田野、任何一條街巷戰鬥;我們將在任何一座山崗戰鬥;我們絕不投降;縱使,我絕不相信,英倫全島或大部分落入敵手,遭受奴役,無力反擊,駐守在帝國海外領地的艦隊仍將繼續苦戰,直至新世界適時秉承主意,全力以赴,拯救舊世界,讓其重獲自由。

1940年6月,面臨著是戰是降的抉擇,溫斯頓·邱吉爾在下議院發表了這樣的一番演說。單從演講的內容來看,我們已經能夠想像,當時的場景是如何的慷慨激昂。聽眾的反應也是顯而易見的——「力量巨大,反響強烈;幾位工黨議員熱淚盈眶。」

在安東尼·麥卡滕(Anthony McCarten)看來,在英國和他的民眾遭遇至暗時刻的時候,邱吉爾正是憑藉了這樣一番講話,將人民引向了他所希望的方向。至此,歷史的車輪轉向了不同的方向。歐洲並沒有成為納粹的囊中之物,而後來的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了勝利,為戰亂所苦的各民族重獲自由。

拋開所謂的藝術加工不提(作者麥卡滕是著名的電影製作人,他也是電影《至暗時刻》的編劇),關於邱吉爾的塑造,麥卡滕真實地表現出了邱吉爾對修辭術以及演講的重視。無論是在時人的評價還是後人所寫的傳記當中,邱吉爾的演講以及他的演講能力都是繞不開的一環。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樣一種演講能力是如何塑造的,邱吉爾又是如何運用這一能力,在那樣一個特殊時刻發表這樣的演講的呢?而從後人的眼光來看,麥卡滕又是如何通過演說來塑造邱吉爾的,而我們又應當如何理解這樣一種塑造呢?

《至暗時刻》開篇就給我們展現了一個非常不同的邱吉爾。與後來人們印象當中的不同,儘管有著相對顯赫的家世,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少年時代的邱吉爾卻並沒有什麼太突出之處。他出身貴族,是第七代馬爾伯勒伯爵與珍妮·傑羅姆的兒子。但是,他本人的資質似乎平平。在哈羅公學,他被分入了差班;而在報考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的時候,他甚至落榜了兩次。唯一較為擅長的,也就是「英語文學與歷史」。不成想,正是這樣兩個不起眼的愛好,成了邱吉爾擔任首相之時最有力的兩個武器。

在邱吉爾成年之後,他的行為喜好也處處與他人不同。他喜好飲酒,除去一日三餐之外,他還在午夜喝酒,「加喝上等葡萄酒或白蘭地助消化」。他也抽很多雪茄,就算是早上七點也不例外,令前來報告各種事務的作戰軍官感到「胃不舒服」。他精力旺盛,不拘小節,「熬夜也就罷了,邱吉爾還比別人醒得早。當然,他一般醒不離榻,就在床上辦公」。他還有一大愛好是洗澡。無論是他的秘書還是孩子,都曾留下有關邱吉爾洗浴的記錄,足見他對這一嗜好的熱愛。據稱,邱吉爾認為,自己浴後只能穿「粉紅色的絲綢內衣」,以致在軍備商店的帳單越來越長。這樣的一個嗜好被傳得神乎其神,就連納粹方面也知道了。約瑟夫·戈培爾就曾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一本寫邱吉爾的書說,此人飲酒無度;穿絲綢內衣;或在浴缸里,或著短褲,口授各種文件。」

顯然,這樣的一種形象與一般人想像中的領袖人物的形象相去甚遠。自然,在人們的想像之中,政治領袖應當是理性而克制的,具有相當的決策力。與邱吉爾相比,當時的另外一位領袖哈利法克斯理應更適合首相的職位。後者是「貴族中的貴族」,「身高六英尺五英寸,面色蒼白,雙眼深陷,體形略顯瘦削,令人敬而遠之」。與之相對的,邱吉爾給人的印象卻是具備豐沛的情感。在做出決策的時候,他常常會做出改變,並沒有什麼堅定的立場。羅斯福認為,他一天裡會有「一百個主意」,但很少有主意是可行的。即便是在誇獎他的時候,人們也要加上一句評價:「他過於多變。」就此而言,在時人的眼中,邱吉爾顯然不是什么正面角色。「他是多個相互齟齬的角色的合體,善表演,好誇耀,誇誇其談」,甚至被視作「危險的好戰分子」。或許是因為這種不同,或許是他本人也認識到了自身這種「瑕疵」,邱吉爾才選擇把政治生涯的重心放在演說之上。而這也反過來成就了邱吉爾的政治生涯。

可以看到,《至暗時刻》正是圍繞著這樣的一種演說來展開自己的論述的。首先,這本書詳細地描摹了邱吉爾寫作演講稿時的努力。他重視演講的程度超出了一般人,而且以口頭表達來促成演講的寫作;其次,邱吉爾也十分擅長演講。在演講的過程當中,他十分嫻熟地運用了修辭手法,以此加強演講的感染力,進而推進自己的政治主張。

邱吉爾顯然是非常重視演講的作用的。在少年時期,他就已經熱衷於背誦比賽。而早在1897年,他又仿照自己父親的榜樣,發表了人生首次的政治演講。而也正是在這一年裡,他寫作了《修辭的支柱》(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在這篇未發表的文章當中,邱吉爾指出,「在所有賦予人類的才能中,沒有一種比演說家的天賦更珍貴。擁有它的人的力量比偉大的國王還要持久。他是世界上一支獨立的力量。即便被他的黨派拋棄,被他的朋友背叛,失去了他的職位,只要能掌握這一能力,他就仍然是令人敬畏的」。在這裡,邱吉爾把演講的地位提升到了一個極高的層面。而在此後的政治生涯當中,他也正是給人留下了重視演講的印象。

可以看到,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邱吉爾經常在準備演講,幾乎是只要有時間的情況下,他就會準備演講。在同時期的很多文獻當中,我們都能看到邱吉爾為其演講做準備的身影。在準備演講的時候,他「滿屋裡踱著步,嘗試著各種語調,從誇誇其談變成喃喃自語」。而他自己也深切地體會到,假如想要讓演說富有感染力,演說家本人就必須付出與之相應的努力。在《修辭的支柱》中,邱吉爾指出,要用自己的情緒去感染聽眾:「演說家是大眾激情的具化。要能以情感染大眾,他自己先須情不可遏;要能激起大眾的怒火,他自己先須怒火填膺;若能讓大眾感動流淚,他自己先須涕泗橫流;要說服大眾,他自己先須堅信不疑。」

在演說的準備方面,邱吉爾的方式也與旁人不同。可以看出,他幾乎是用演說來準備演說。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會先寫完演講稿,然後再反覆演練。與這一做法不同的是,邱吉爾喜好讓他人幫助他寫作。可以看到,邱吉爾的寫作從一開始就是以口述作為基礎的。「通常,他先喚來打字員,『慢而又慢地口授需講內容……他看到已是精挑細選的詞句後……他會細語呢喃,旁人便聽到一連串的幾近半打的其他字詞……他大聲念著它們,一試效果』,然後擇定感覺最佳者。」而在完成稿件之後,他也喜好詢問其他人的意見,「他讓幾位心腹先讀了初稿」。而在有的時候,為了準備演講,邱吉爾甚至會在其他人的對話當中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試驗。他的這一狀態令前來找他的大臣馬爾科姆·麥克唐納印象深刻。「這位了不起的男人……步子邁得很大,在屋裡來回不停地走,仿佛在下院演說。」而在簡單的問候了麥克唐納之後,邱吉爾竟然話鋒一轉,要給他「熱血與辛勞,眼淚與汗水」。麥克唐納費了一段時間才弄清楚,邱吉爾並不是成立了一個以此為名的新部門,而是在練習「今天下午下院的演講」。既然邱吉爾十分看重其演說的效果,他就必然會很重視自己聽眾的反應。而基於這一原因,他也勢必會活用麥克唐納等人的反應,並將其運用到自己的演說之中。

修辭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確切地理解邱吉爾的演說技巧的角度。由於沒有辦法帶給讀者如電影一般的直觀感受,作者選擇了從修辭術的角度來剖析具體的演說,以此作為補償。在邱吉爾發表演說的時候,英國所面臨的境況已經極其的嚴峻了。一方面,納粹正在步步逼近;而另一方面,國內議和的思潮也沒有消退。面對這樣的境況,麥卡滕認為,邱吉爾在演說中運用了兩種古已有之的修辭手法:「一為『交流法』,籲求聽眾或對手,徵詢他們對正在討論的話題的觀點或結論。」「二為『首語重複法』,先前出現的某個字或幾個字在後續內容的前面部分不斷出現。」而這樣一種演說方法也達成了邱吉爾所希望達成的目的。他成功地讓人們產生了抗爭的動力,激發了他們的信心,讓他們能夠真正地堅持抗爭。而與此同時,他又不至於讓人們感到害怕,從而喪失對這一主張的支持。

而在語言上,麥卡滕則強調了邱吉爾對傳統的認可。他認為,邱吉爾曾經借鑑此前下議院的演說。在用詞上,邱吉爾也偏重於對短詞的運用。「一般說來,在一門語言中,詞越短越古遠,其意越深植於該語言民族的骨髓,更加有力地直達普通民眾的心靈。」與此同時,他也會將積極的詞彙同消極的詞彙搭配起來使用。在強調完「苦難」之後,他立刻就提出,人們將會對敵「宣戰」;而在給自己的敵人貼上「專制惡魔」的標籤之後,他又指出,人們將會「不惜一切代價」去捍衛自己的祖國。而直到今天,在西方政治家的演說當中,我們仍能看到短句和這種強烈對比色彩的語句的使用。

用演說來闡釋歷史並不是麥卡滕的首創,也不一定與電影和歷史的結合相關。早在修昔底德創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時候,他就已經在運用演說來為自己筆下的歷史人物做註解了。無需評述,這種方式已經將作者對這一歷史人物的評價糅合在其中了。正如柯林武德(Collingwood)所說的那樣,「這些演說似乎本質上並不是歷史學而是修昔底德對演說人行動的評論,是修昔底德對演說人動機和意圖的重建」(科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65頁)。在《至暗時刻》當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種趨勢。在創作的時候,此時的麥卡滕顯然是將邱吉爾與古典時代的英雄人物聯繫在一起的。他指出,「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對他影響頗大」。他甚至認為,邱吉爾的「熱血與辛勞,眼淚與汗水」來自《論占卜II》和《建城以來史》。不幸的是,這樣的一種印象很可能是麥卡滕的一種創造。邱吉爾本人在自傳《我的早年生活》中就提及,他根本就對古典著作沒有一點印象。除去自己的名字、「一團墨跡和幾處污跡」之外,邱吉爾根本答不出拉丁文考卷上的任何題目(諾曼·羅斯:《邱吉爾傳》,李家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19頁)。即便他在1897年左右惡補了一番,對經典的理解也勢必不會那麼透徹。

麥卡滕運用演講來描繪邱吉爾還表現在另外一個方面。本書提出了一個與其他學者不同的觀點,即邱吉爾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與德國方面硬拼到底的。在麥卡滕看來,正是由於他所擁有的豐沛情感,邱吉爾在做出作戰決定的過程中,勢必也經歷了一番搖擺。的確,1940年,邱吉爾的態度是非常強硬的。在其他綏靖派官員看來,他陰晴不定,不知何時就會因為他那爆髮式的情感而做出不理性的決定。然而,也正是在他的演說之中,他也暴露了他對和談的期盼。在這裡,作者所使用的是文本以及心理分析的方法。他認為,儘管邱吉爾並沒有明說,但在他的語句當中,也透露出一種自我懷疑。在布里奇斯的筆下,邱吉爾指出,如果能夠擺脫當前的困境,他也願意接受與希特勒議和。他似乎並不在意,在獲得和平的同時,對方所提出的「條件是收回德國殖民地及統霸中歐」。

總體來看,麥卡滕的這本書給讀者帶來了一種新的認識,幫助人們了解一個更為多面的邱吉爾。可以說,演說在邱吉爾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邱吉爾創作了演說,而演說又反過來塑造了邱吉爾的歷史形象。一方面,邱吉爾運用演講調動大眾的情緒,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在另一方面,演說是探求邱吉爾內心的一個工具。從演說當中,我們能夠體會到他的心路歷程,知道他並不是一開始就完全篤定要採取對抗的態度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將新的史學理念帶入大眾領域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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