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處道（字深之），據張耒在《祭李深之》一文中稱說李處道是與其父同年，李處道（字深之）曾任教於姑蘇學宮，曾任沉舟南頓尉，更成州同谷，處州縉雲，泉州德化令，建州浦城丞，南雄州始興令，最後為興國軍錄事參軍以卒。
建置為「軍」的地方當有駐軍。《興國州志·政典·營制》載：「宋升永興為軍，始有兵，其見諸宋史兵志者可按(有案可查)」。北宋時歸「興國指揮」的，有「（朝廷）侍衛司所領步兵」，即親兵（禁軍）一營，番號「忠節」，「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選諸州廂軍（地方軍）之強壯者立，淳化四年（993年）增各軍指揮」，「熙寧以後（1068年-）之制同」（原註：據《宋史·兵志》）；有「廂兵」，建隆以來（960年-）「水軍」「揀中騎射（馬軍、弓手）」「保節」各一支，熙寧以後統一番號「効勇」。南宋時駐興國的禁兵有「忠節」「武雄」各一營，廂兵有「効勇」「牢城」各一營（據王質《雪山集·興國四營記》）。
史書載，在民族鬥爭尖銳激烈的兩宋，軍隊的屯駐原則竟是「守內虛外」，表現出朝廷對農民反抗高度的恐懼、防範和壓制，表現出統治者「內患甚於外憂」認知的片面及其政策統籌的重大缺失。地方上，每州縣都屯駐有一定數量的禁軍廂軍，官兵大都招自破產農民、荒年災民，沿用的是唐朝後期的僱傭兵制度，並且採取了不少兵變防範措施，寄期「縱然有叛民，不至有叛兵」。譬如，以「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馬端臨《文獻通考》），防範官兵關係、軍隊與地方關係過甚；譬如，不僅在兵營有嚴格的「竊造軍器」「私傳兵式」「結義社」之類禁令（《興國四營記》），民間「設置教頭，練習兵仗」一類組織也在嚴加取締之列。正因為軍事方面的內控較嚴，兩宋的兵變、民變相對於隋唐，次數較少，規模較小。
本地誌書仍然可以見到南宋時期一些引據宋史的兵事記錄。南宋初的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南侵金兵曾取道興國。金兵入江州未久，一部由黃州張家渡渡江至武昌（鄂城），經大治（三溪龍港）取山路進犯洪州。建炎四年九月，企圖割據江淮的雄州（今河北雄縣）李成所聚流寇馬進一部占據興國軍。次春，張俊、岳飛為正副招討使的南宋軍隊大敗李成於樓子莊（今江西建昌），追至江州；李成逃經蘄州，轉投偽齊，「興國軍等處群盜（流寇）皆遁」。當時這一帶「境壤相錯，侵軼為易」（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建炎、紹興之交，江西（道）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兵禍之害）最酷」（王質《去思樓記》）。直到紹興三年（1133年），朝廷方將江州至江陵的沿江防務交予岳飛。興國軍的池口（今富池）、磁湖（今黃石）兵寨當設於此間，防禦的就是金兵南犯，駐紮的即是金兵都不得不承認「難撼」的岳家軍。紹興十年，駐境練兵的岳家軍曾於富池封山洞取銅鑄劍（《陽新縣誌·大事記》）。然而，岳家軍堅守的江防僅僅維持了七八年。紹興十一年，高宗、秦檜為首的投降派即以解除抗金將領岳飛、韓世忠、張俊的兵權，殺害此間唯一硬挺北伐的岳家將岳飛、張憲、岳雲，求得宋金議和。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南窺江漢的金兵再逼興國，並遣使招降；知軍李宜焚書斬使，率領將士環城死守（《陽新縣誌·大事記》，州志記為「高宗時」，不確）。端平三年（1236年），南犯蒙軍一度全面攻破南宋北沿中心據點襄陽、德安、棗陽、隨州，「兩淮、荊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招集振（賑）恤……江陰、鎮江、建寧、太平、池（州）、江（州）、興國、鄂（州）、岳（州）、江陵境內流民……計口給米」（《宋史·理宗本紀》）。淳祐五年到十二年（1245年-1252年），知軍李壽朋奉詔再建富池、沙池（州志為「沙地」）等兵寨，置辦輕捷戰船五十艘，招募水步游擊兵勇六千人（《陽新縣誌·大事記》），當時南宋「分備捍禦」的重點是在「守京（西）湖（北），保東南」。到了景定元年（1260年）二月，江西帥司說「興國民被兵（遭受兵禍）存者，奔竄他所」（《宋史·理宗本紀》），蒙軍已開始圍攻鄂州（今武漢江夏），南宋各路援軍也雲集鄂州四圍，形成對峙。
州志還有一些「御民變」記錄。高宗紹興時(1142年後)，瑞昌、興國間茶商失業，聚眾起事，時任樞密都承旨的洪遵奏請張榜開諭，勸告參與者自新，或充軍，或還田（《宋史·洪皓傳》）。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境內又有山民聚眾起事，知軍張采也是恩威並加，結合江州忠義新軍募兵，安頓山民，藉機平息事態（《去思樓記》）。寧宗開禧初(1205年-)，知軍趙彥倓曾募勇捕斬並驅散「據城外為變」的潰卒（據宋史）。宋末駐兵驕橫，四出擾民，有的竟然「白晝相率入民家取其資」，知軍趙淇得知，親往統制（本地駐軍都統領）府坐鎮，使之無敢再縱妄為（據元虞集趙淇神道碑銘）。
就像《水滸》所寫方臘、宋江率領的南方北方人民揭竿而起時的情形一樣，北宋末季以後更為多見的是「官逼民反」。王質的許多文章，都具體記述了「至陋之國，極困之民」的孝宗朝，興國生靈每遭魚肉、屢被塗炭的社會生態。
一是兵禍「匪」患頻仍。「江西一道十餘州，此（興國）最毒（受害）於兵（禍）」。「（興國）又當江淮走集之沖，往嘗與東南巨寇桀賊為巢窟，蹂躪戕圯，較一道十州獨甚」。「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指倡素食、供摩尼的秘密組織『明教』）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閧（哄）然而來，旦則寂然而亡（離去）……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百數，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橫刀揭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江州、興國軍屢被其害」。故「興國平居為盜賊之淵……凡城之隅，若江之瀕，布民兵其沖……部勒卒乘，整厲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
二是苛捐雜稅沉重。最不堪負擔的，是北宋末到南宋初稅外的「淮衣與稅縑（絹）並征」。淮衣本屬淮西蘄州、黃州上供黃河中下游戍卒的衣絹稅賦，因為需要轉買興國的絹帛，後來乾脆改由興國直供，且稅額累年有加，直到紹興末（1162年），「雖解兵二十餘年」，「無故輸淮衣」之攤派一征如初；大觀二年（1108年）開徵的黃河卷埽（用薪繩和土築御水設施）攤派，原是「蘄、黃為興國（上）供河埽，興國為蘄、黃（上）調省縑」，互補所缺，紹興五年（1135年）後「黃河不捲埽，蘄、黃不代輸」，唯「興國獨抱虛逋（欠）承實禍，（照樣）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而且縑價已漲三倍。這樣，興國軍的一年兩稅，在占有土地、承擔賦役的占籍主戶由原先84900戶降到23600戶的情況下，夏稅所繳之錢只由113900緡（串，一串一千文）減到57100緡，秋稅所納之米只由61000石（dàn，市制擔，一擔十斗、百升）減到32700石，較長時期忍受著「以四（分之）一之民輸十（分之）五之租」的搜刮。這還不是賦役的全部。紹興乾道之交（1161年-1165年），駐軍兩經大戰，連續用兵五年，「溝池、棹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弓甲、皮羽之斂……大州不堪，而況於興國」？「合忠義新軍於江州……立須具廬（建造營房），興國（承）當三百（間）……為（籌）木（料等），若竹、若蘆、若鐵（之數），十萬有奇（余），伐削之工、覆築之工、建治之工、遷運之工，（列）舉不在其間」。凡此種種，皆「賦資於民而易其物」，「假直（借力）於民而取其工」。紹興間由興國軍司戶參軍遷任永興縣知的江介，曾上書諸台，陳列地方兩稅繁重、淮衣加征、魚池榷稅、續起上供、連年水旱等時下「五弊」。本來，「興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衍（平曠）者，則漫為深瀦淺澤，不得盡為民資」。到了兩宋之交，「平時（的）豐州壯縣」，早已是「川名曰富，人實多貧」了。「御（吏治）益澆（刻薄）之人，掊（斂聚）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成了「天下至難」；「民不能以盡徇（順從）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寬容）民，故民之讎（仇）吏日毒（狠）」，致「為吏者不可終朝」，亦令來就者視為畏途，幾致無以為繼。而「無以為輸」的「淮衣稅縑加額之苦」，在經歷過數十次「叩郡庭，湊使台，謁省闥」的推諉之後，紹興三十一年七月遇到以御史中丞出為湖北京西宣諭使、一路詔訪吏疵民隱的浮梁（今屬景德鎮）進士汪澈，終於有了轉機。汪澈自行都至興國，親搜百姓之訴，第二年還朝就任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備折陳說淮衣稅縑加額），天子（高宗）即詔有司勿加。令下，一郡三縣之民莫不感戴，請於太守張采，為（汪參政）立生祠」。不過，淮衣之壓雖解，兩稅依然不堪。開禧初(1205年-)的興國知軍趙彥倓，還是皇室族裔，因為屬邑歲遇旱蝗，交不出軍需供銀，同樣受到坐累，陪著縣令一起貶官。
蘇州龔識家族，北宋時一門四代七名進士，龔識孫女嫁與泉州德化知縣李處道，親教其子李援，使登進士第龔明之在《中吳紀聞》卷三中讚揚他的叔祖龔程「剛正自守，不惑於禍福；嘗憤聖道不明，欲排異端之學，家不置釋老像，祭祀未嘗焚紙錢，儒家甚宗之。」
龔宗元的三個女兒，分別嫁給了秘書監富嚴子富臨、朝請大夫顧沂、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富臨「飽學能文，終池陽守」，其子（侄）富鈞、富洵、富元衡皆擢進士第；顧沂「終龔州太守」，其子顧彥成曾經「將漕兩浙」，女兒嫁給了蘇州名儒朱長文的長子朱耜，孫子顧禧號「漫莊」，為一時名士，有《志道集》，並曾與施宿同注蘇詩；李處道一家與北宋著名文士張耒父子有世交， 「五舉於鄉，中治平四年進士第」，處道子李援在其母龔氏親自教諭下登進士第。
這就說明了鄂州境內會李深之夫婦的墓，且宋代名士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為什麼會撰書李深之墓志銘。
（以上參閱王質《諭鎮盜疏》《去思樓記》《興國太守題名記》《汪參政生祠堂記》，《興國州志·秩官列傳》。 原載《陽新文化簡史》）
李處道都曹丈輓詞
宋·張耒
淒涼正始後，尚復有斯人。
慟哭亦云已，傷心難重陳。
傳家雙令器，懷德萬遺民。
尚想典刑在，蕭然老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