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我國古代戲曲道德教化觀與儒學傳統及其文藝思想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但這兩條發展線索在元代出現了脫節。到了元代中期至後期，入主中原的元蒙統治者開始恢復科舉考試，程朱理學逐漸受到社會的推崇，並一直延續到明代。元末明初時期，程朱理學廣泛滲入到戲曲創作之中，我國古代戲曲道德教化觀在此時得以正式形成。
戲曲觀是人們在豐富的戲曲創作和演出實踐基礎上，對一定時代戲曲創作和演出功能與作用，對這一時期戲曲所表現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思想主旨以及演出效果的看法和認識。在戲曲藝術家和批評家對我國戲曲的總體概括與總結中，最為集中和突出的無疑是其中的道德教化觀。
一、戲曲道德教化觀與儒學思想及其文學傳統
①戲曲與儒學
我國古代戲曲道德教化觀與我國儒學傳統及其文藝思想一脈相承，只是在元代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中，一度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脫節。因此，在考論其形成的具體時間時，不得不首先述及其儒學傳統及文學傳統，以便勾連起二者之間的內在思想聯繫及邏輯發展關係。
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呈現出濃重的倫理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文化就是一種倫理文化，它不僅十分注重人的道德品質，而且將崇尚道德作為我國文化的本質特徵，即通過道德教育來感化世人，改變社會風俗。
在實行德治還是使用刑罰的問題上，儒家傾向於前者。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孔子認為，在社會管理中，統治者以政令來規約，用刑罰來管制，老百姓可能會為了免受刑罰而遵從於管理，但不會對自己的不當行為產生羞恥感。
②"詩教"與儒家道德
而如果以道德來加以教育，以禮制來進行引導，老百姓則會對一些不當的行為知羞而止，自覺地遵從於管理。由於在《禮記·緇衣》中，"道之以德"被解為"教之以德"，於是衍化出道德教化，即通過倫理道德的教育感召，化及萬民，正風易俗，"使德教行而民康樂"。所以，在我國古代社會，道德教育一般多被稱為教化，即教育感化，如《詩周南·關雎序》："美教化，易風俗"。
與儒家倫理道德教化思想緊密相連的，是儒家的小點詩教的文化傳統，即藉助文藝達到倫理教育的目的，其淵源可以上溯到先秦儒家的詩樂理論。《毛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主張文藝創作應該維護倫理道德，為社會教化服務，進而成為治國安邦的工具。
到了漢武帝"罷黔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道德倫理詩教傳統得到進一步發揚光大。《詩大序》對詩的"教化"功能作了更為深入的闡述。於是，在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浸潤下，文藝的社會作用得到空前提升，"文以明道"、"文以傳道"、"文以載道"逐漸成為儒家文藝思想傳統。由此，儒家"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的"禮樂詩教"文學觀，凝鑄成我國特有的政治倫理文學傳統。
二、儒家思想傳播與我國戲曲發展的錯位和脫節現象
①戲曲與儒家道德觀的脫節
我國政治倫理文學傳統自形成之後，便開始廣泛流傳，並相繼體現在漢賦、唐詩、宋詞等文學體裁之中，其中的儒家道德倫理觀念不斷得到演繹和傳承，並深深融入到士子文人的思想觀念之中。
但是，在我國戲曲領域，政治倫理文學傳統卻呈現出另外一種情況，即在我國古代戲曲發展成熟之際，由於遭遇巨大的社會變動，儒家思想道德觀念與我國戲曲一度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錯位和脫節。
錯位的節點發生在元代，也就是說，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傳承的線索同我國古代戲曲發展的線索依據歷史發展的邏輯，理應在元代得到交匯，但由於特定歷史和文化的原因，兩條線索在元代前期到中期並未交織在一起，反倒因錯位而出現了脫節。
②以娛樂為主的古代戲曲
先說我國古代戲曲發展這條線索，我國古代戲曲隨著時代的腳步而演進，在這一漸變過程中，戲曲的內涵也走出了由單一向綜合過渡的軌跡。我國戲曲在原始時代的歌舞中萌芽，源頭則有許多種，比如先秦早期祭祀中的"蠟戲"，春秋時期由"鄉人儺"而衍生的"儺戲"，以及先秦時期宮廷倡優表演的"優孟衣冠"等，其主要內容是祭祀、娛樂和調笑。
如果說戲曲包含言語、動作和歌舞三大要素的話，我國戲曲的雛形在漢、唐兩代得以形成。漢代百戲及魏晉優戲中出現的雜技、雜耍等多種技藝表演，如《東海黃公》《許胡相爭》《遼東妖婦》等。
這已經由簡單的人物裝扮發展到表演故事，其主要目的則是嬉戲娛樂和滑稽調笑。唐代的歌舞劇是一種在歌舞中摻雜一些打鬥情節的小戲，有伴唱、伴奏，故事情節的再現性得到增強，同時突出了滑稽調笑的喜劇成分。
唐代的參軍戲是由"參軍"和"蒼鶻"兩個演員合演的一種滑稽諷刺小戲，內容以調笑為主，在科白、動作之中增加了歌唱和管弦伴奏。從參軍戲開始，我國戲曲有了角色行當之分，並從裝扮人物、表演故事、演出程式、民間娛樂等幾個方面，形成了較為自覺的戲劇意識，但詼諧調笑依然是其主基調。
宋、金時期，城市商品經濟迅速繁榮，城市人口急劇增長，"瓦舍"、"勾欄"等面向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娛樂場所應運而生。這類適應藝術商品化發展的遊樂場所，促進了說唱技藝、歌舞劇、滑稽戲走向綜合與提升。
在宋雜劇、金院本中，上場人物達到了五個，戲曲的四大行當、每場四段的演出模式初步具備，尤其是道白、唱曲、雜戲和故事表演融為一體，使戲曲真正進入到綜合藝術的階段。由於宋雜劇和金院本旨在追求"務求滑稽"的演出目標，故主流劇目多為喜劇小品。儘管故事情節逐漸繁複，一些劇作甚至可以稱作"故事劇"，但仍為元雜劇的過渡形態。
由上可知，我國早期戲曲的內容多以嬉戲娛樂和詼諧調笑為主。究其原因，是在儒家傳統思想和雅文學觀念影響下，我國古代戲曲在萌芽和初具雛形之際鮮有儒士參與其中，致使戲曲內容難以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染。我國歷史長期發展所形成的儒家詩教傳統，一直把戲曲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視戲曲、小說為小道，文人雅士不屑為之。
③戲曲道德教化傾向
我國普通民眾對演戲的優伶也抱有明顯的輕蔑態度，戲曲被認為是遊手好閒之人所喜好之物，這種認識顯然與傳統倫理道德所倡導的"習木點、禁游逸"的生活理念有關。儒家倫理道德在戲曲發展過程中的缺失，嚴重阻礙了我國戲曲道德教化觀的形成。
我國古代戲曲經過長期發展，最終在元代走向成熟。然而，在元代前期到中期，我國儒學傳統卻出現了外力性斷裂。在此，則要談及儒家倫理道德傳承這條線索。宋、金、元時期的連年戰亂，嚴重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尤其是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以政治倫理道德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受到猛烈衝擊，終結了儒學在社會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支配地位。
在元代前期到中期，國家實行兼收並蓄的文化政策，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邊疆各族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東歐基督教文化、南亞佛教文化同時存在，整個國家出現了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面。
由於元代前期到中期儒學失勢，文化多元，社會思想領域弛禁，劇作者獲得了更多的創作自由，尤其是許多失意文人為了生計走入戲曲領域，成為擅曲能文的書會才人，促使雜劇藝術在元代迅速成熟並走向繁榮。
至此，戲曲發展線索與儒學發展線索交織在一起，於是，在衝破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思想束縛之後，元雜劇中出現了《岳陽樓》《城南柳》《黃粱夢》《陳傳高臥》等宣傳道教、追求人生解脫的"神仙道化劇"。
《布袋和尚》《度柳翠》《看錢奴》《來生債》等宣傳佛理、意在教化的佛教劇；《西廂記》《牆頭馬上》《拜月亭》《倩女離魂》等倡導愛情自由、主張"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婚姻理想的情愛劇。
更為突出的是《竇娥冤》中的主人公敢於公開痛罵天地，怒斥鬼神，揭露社會黑暗，控訴官府昏糠，發出了為爭取人間正義的高亢吶喊。這些劇作所表現的反叛傳統道德、衝擊封建禮教的內容，表明這一時期的戲曲很少受到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影響和羈絆。
三、我國古代戲曲道德教化觀的形成
①程朱理學與戲曲的道德教化
元代中期至後期，入主中原的元蒙統治者逐漸感到程朱理學對於整合世道人心的重要性，開始認識到儒家綱常倫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巨大作用，於是，在取消儒學於國家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主流地位半個世紀之後，開始對治國策略作出重大調整，漢儒的統治經驗得到吸收，程朱理學逐漸受到推崇。
元武宗至大元年，元廷加諡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將《孝經》譯成蒙文頒賜諸王。元仁宗對儒學更加重視，令人節譯《大學衍義》，稱"治天下此一書足矣"，特別是在元仁宗皇慶二年十一月，元廷頒詔決定恢復中斷了近八十年的科舉考試。確定的科考內容為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並指明恢復科舉考試的目的。
科舉的恢復，不僅使儒士獲得了晉身的出路，而且對重建儒學教化更有著舉一反三、事半功倍的作用。開科考試，關鍵不在於究竟有多少人得以進士及第，更重要的是儒學重新獲得社會的認可，孝悌忠信等倫理道德能夠為廣大民眾所遵從，這些效應無疑比科舉考試本身更有社會意義。
的確，從恢復科舉考試的元延佑（1314—1320）年間開始，程朱理學一躍而上升為當時的官學，成為一種官方知識。由於朱子的書籍成為法定的科舉用書，社會傳播渠道得到迅速擴大，對程朱理學的廣泛傳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使其從一種思想學說驟然提升為一種關乎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治理念，其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並由此而獲得社會教化的主導權。
而且，此時出台的一些科舉考試規定，如在科舉取士中"以德行為首，經術為先，詞章次之"（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言》）；在從社會各界推薦舉人時，首先要求被推舉者符合孝梯、信義的道德水準，然後再由路府上報朝廷。科舉重德義、用人以德行為先的做法，有效地改變了這時期的民風民俗，乃至蒙元貴族也提倡起"三綱五常"等傳統道德觀念。
②道德教化下戲曲主題的變化
這一時期，在相關雜劇創作的影響下，戲曲道德教化觀開始萌芽並初具形態。周德清在元泰定元年寫成的《中原音韻》序言中，對關漢卿、鄭光祖、馬致遠、白樸的戲曲創作有過"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的評價，具有明顯的關乎風教的意思。
堪稱元末戲曲道德教化觀形成標誌的，是元末南戲劇作家高明的名劇《琵琶記》，該劇由宋代南戲《趙貞女與蔡二郎》改編而來，新作改變了蔡伯喈棄親背婦的形象，刪除了"馬踏趙五娘，雷劈蔡伯喈"的結局，使蔡伯喈變成了不忘父母和髮妻的孝子義夫。蔡伯喈重婚不歸，也是由於辭官皇帝不從、辭婚牛相不從的無奈之舉。
戲劇結局也改為一夫二妻、皆大歡喜、蔡家得到朝廷封贈表彰的大團圓。高明改編舊劇的初衷在"題目"中已有明確表述："極富極貴牛丞相，施仁施義張廣才，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趙伯喈。"《琵琶記》更為引人關注並形成廣泛影響的，是作者在劇中所突出強調的戲曲要充分發揮道德教育作用的觀點。
他大力推崇反映孝賢主題的劇作，將戲曲這一"小道"提升到引領社會風氣之工具的高度，儼如我國古代戲曲道德教化的宣言書，尤其是其中的"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已經成為後世引用率最高、堪稱戲曲教化觀的代名詞。
四、明代戲曲的道德教化
①統治者對道德教化的重視
元滅明興，程朱理學在新朝代有了進一步發展。明朝建國之後，宋濂、劉基等開國元勛在同明太祖朱元璋"論道經邦"時，建議明朝在禮樂體制方面，以孔孟等儒家經典為根本，以二程和朱熹的註解為依據。
於是，明廷繼續將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致使"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非程朱之學不講"（《明儒學案——姚江》）。朱元璋明令天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並由此制定了以禮義教化治國的方略。此後，在明朝內閣首輔謝緒等人建議下，明成祖朱棣在明永樂年間，以二程和朱熹的理學著述為基礎，彙編成《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等成系列的理學讀本。
在社會上大量印刷，廣泛刊行，旨在"和眾途於一軌，會萬里於一原"，"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朱棣《五經大全·序》），用程朱理學統一民眾的思想。由此一來，程朱理學於明初社會不僅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取得了獨尊的地位，而且被奉為治國齊家的法理，成為倫理教化所遵循的準則。
明代初年，明朝統治者為了更好地維護傳統道德和世道人心，在倡導和宣傳程朱理學的同時，還高度重視和發揮戲曲所具有的倫理教化作用。據明代戲曲理論家徐渭記載，明太祖朱元璋非常欣賞高明和他的《琵琶記》。
朱元璋對高明的《琵琶記》甚為讚賞，把它置於"四書五經"之上源因在於《琵琶記》如四書五經般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意義。封建政權最高統治者對戲曲的這一高度評價，不僅成為我國戲曲強調教化作用的經典事例，而且因其源於官方的欽命，使得戲曲道德教化觀獲得了應有的合法性與權威性。
②政令對戲劇道德教化觀的形成
此外，明代初年明廷還通過行政命令和法律條文來鼓勵宣傳道德教化內容戲曲的演出。例如，明洪武二十二年，明廷頒布榜文規定："倡優演劇，除神仙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聖賢，法司拿究。"
明洪武二十五年刊刻《御製大明律》，重申了這一法令，同時註明："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這些政令和法文的頒布，不僅能夠為道德教化戲曲創作保駕護航，同時賦予其合理合法的正統地位。
上有所好，下必從之。在明王朝的大力倡導和積極鼓勵下，明初戲曲界的劇作家和評論家繼承元末戲曲道德教化觀，並使之有了進一步發展。明初道德教化劇中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朱有《清河縣繼母大賢》、《趙貞姬身後團圓夢》，賈仲明《荊楚臣重對玉梳記》、《李素蘭風月》，以及陳黑齋《姜詩躍鯉記》等，可以說是蔚為大觀。
伴隨上述闡揚傳統倫理道德的戲曲創作，明初劇壇戲曲道德教化觀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提升。創作了大量教化劇的朱有燉格外重視戲曲的教化功能："文章之在世，有關於風教者……皆合乎理性，精妙抑揚，無非開悟後學，使知性命之道，故有補於世也。"
他同時提出，戲曲同樣具有"詩"一般的"風教"作用："體格雖與古之不同，其若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其言志之述，未嘗不同也。"朱有燉認為曲與詩同宗同源，人民也因此對戲曲的教化作用有了新的認識。朱有燉的這一提法，意在糾正世人視戲曲為"小道"的偏見，把戲曲的教化功能與傳統的詩樂精神統一起來，極大地提高了戲曲的文學地位和社會地位。
朱有燉的觀點在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致於多名戲曲理論家沿用其說。明人李贄在《焚書雜述》中認為在表現性情方面，戲曲教化比詩教化更勝一籌。清人李調元在《劇話序》中接著從戲曲直觀與感人角度上肯定了戲曲更高的地位和作用。
③丘浚對戲曲道德教化觀的影響
明初重臣丘浚本是理學大儒，其創作著名教化劇《五倫全備忠孝記》的目的就是使世人受到"五倫"教育，他在戲劇"副末開場"便表達了其戲曲觀："書會誰將雜曲編，南腔北曲兩皆全。若與倫理無關緊，縱是新奇不足傳。"
丘浚此番言論對後世的戲曲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與高明的"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是丘浚禮部尚書、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的重要身份，使其言說更具有話語權，其"若與倫理無關緊，縱是新奇不足傳"，堪稱明初戲曲道德教化觀的宣言書。
結語：
對於戲曲傳奇中的思想內容要好好體味，它與個人與家庭的發展有著極大的關聯，從側面昭示了戲曲的倫理教育作用。此時，借戲曲以感化人心，對世人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已經成為戲曲創作者的普遍共識，我國古代戲曲道德教化觀得以形成。
總之，在元末明初，戲曲已經成為文藝教化的主要形式，劇作家以忠孝節義作為善惡的標尺，將勸善懲惡作為創作的主旨，使戲曲承擔起文化傳承和道德教育的使命。時至今日，戲曲道德教化觀作為一個重要分支，已經融入到我國"禮樂詩教"文學傳統之中。
參考文獻：
章培恆，駱玉明《我國文學史》
宋鐮《元史》
虞集《江西貢院題名記》
楊維禎《維子文集》
徐渭《南詞敘錄》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