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在自然界找到進化論的實證，我們卻無法證明納粹比猶太人優秀，白人比其他種族更符合「適者」。對於人類生活里各種類進化論的言說，我們需保持距離、謹慎對待。不要把關於動物性的學說理論，武斷地使用在人的社會屬性上，這是對於人性的起碼尊重。
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不在於「進化論」的真假與否，而在於其所適用的範圍。
各國的民族主義讚美者認為，達爾文主義給了他們支持和正當理由。他們認為在政治活動中與自然界一樣，最強者是得勝者，好戰的品質決定誰將在國際「生存鬥爭」中獲勝。在經濟生活中，這是自由經營和粗俗的個人主義盛行的時期。舒適的、心滿意足的上、中層階級激烈反對國家為促進較大的社會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預。他們論證說，他們應得到幸福和成功，因為他們已證明自己較無能的窮人更「適合」，而且，大公司對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鬥爭」的一部分。19世紀後期也是殖民地擴張的黃金時期，達爾文主義被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有人爭辯說，殖民地是強國的繁榮和生存所必需的；還有人爭辯說，按照世間的成就判斷，諸土著民族軟弱、低劣，需要優越的、較強大的歐洲人的保護和指導。
《全球通史》
這種將達爾文的學說應用到社會舞台上的做法，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達爾文本人從未想到他的研究成果會以這樣一種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說有這種打算了。然而，事實卻仍然是，它們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很簡單，它們似乎為當時在整個歐洲盛行的物質主義提供了科學支持。簡言之，達爾文主義合宜地與吉卜林的下述名言相一致：有力量者應該有所獲，能有所獲者應該保持所獲。
（註：吉卜林，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詩人、作家、1907年吉卜林憑藉作品《基姆》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和私人書信中多有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言論。）
社會達爾文主義絕非一種科學，它是進化論在社會解釋上的誤用，這一誤用很容易被各種愚昧狂妄、自以為是的社會群體所接受。納粹以之來滅絕「劣等民族」——猶太；白人以之來歧視「劣等種族」——黑人和黃種人；軍國主義打著其幌子建立「共榮圈」；帝國主義稱我們為「東亞病夫」；殖民地的時代結束了，經濟殖民卻從未停止。歷史上經歷的種種邪惡和不幸，今天在我們身上重演，只不過這一次我們中的大多數擔任著施暴者的角色。階級出身論，原生家庭論、基因決定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等等，這些我們價值觀中流行的東西，其內在是對於人自我可能性的懷疑和否定，以一種決定論的視角來給出價值判斷，這種判斷不但是不同群體或階層之間的相互否定，也是對人這一存在的自我否定。
人帶著偏見來看世界，種種偏見之於我們的社會生活之中，會有一些很容易傾向於惡。如果心靈是一架天平，我們應該時常警惕，那些放置其上的每一塊砝碼，將為我們帶來怎樣的精神生活。天平的兩端，那關於人性的、非人性的如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