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擊中了伊朗副總統。在新冠肺炎被確診的名單上，多了一位副國級領導。

2月27日，伊朗官方通訊社即時披露出相關消息，給外界比較大的震撼。但從伊朗的權力架構，及新冠肺炎在其國內洶湧蔓延的態勢來看，這可能還不是最重磅的料。

高官接連中招

伊朗衛生部發言人2月28日表示，伊朗新增14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388例。此外，伊朗還報告新增8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總計34人。

近來伊朗上層人物接連「中招」，已確診並對外公開的，就有衛生部副部長哈利其、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委員會主席宗努爾、改革派國會議員薩德吉等7人；其中已去世的是前駐梵蒂岡和埃及大使哈迪。

這次被確診的副總統——瑪蘇梅·埃卜特卡爾（Masoumeh Ebtekar，59歲，輕症），負責婦女和家庭事務，雖在權力中樞，但不在要害部門。

「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宗教領政的國家，行政官員在台前運作，宗教系統在背後監督；總統雖經直選，實權可參考俄羅斯的總理（目前是米舒斯京）。而伊朗副總統職數較多，地位不比美國副總統那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據伊朗媒體以及美聯社等多家國際媒體的報導，伊朗副總統瑪蘇梅·埃卜特卡爾(Masoumeh Ebtekar)，被發現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圖源：美聯社報導截圖）

相比國際知名度不高的瑪蘇梅（她是伊朗1979年劫持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的伊方發言人），國際社會更關心的，必然涉及國家安全核心人物的健康信息。而這在古今中外大多數國家，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換言之，官方披露到了副總統這一層級，你應該能「理解」背後有著系統性的考量。

即便各國政府窺探到什麼，也基本在情報圈流傳，在確認前不會拿出來說。當過情報頭子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只是含糊地說：「伊朗可能隱瞞了關鍵細節。」

普通人能做推測、判斷的依據，主要就是伊朗對外輸出的病例數，並參考當地議員「吹哨人」或網上爆料者的一些舉證類信息。

「黑箱實驗+機率論」的有效性，在多國科學家研判武漢初期疫情規模時，得到了檢驗。

而依靠「密切接觸者範圍」去個案地猜，難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比如，傳言柬埔寨首相跟從郵輪下來的染病美國老太握手，就是搞錯了時間和對象的「美麗誤會」。

而韓國總統在「疫情中心」大邱、日本首相在記者會場合，接觸範圍內的個別人有「新冠嫌疑」或「密接史」是事實，但也需要具體分析和等待時間判明，一般來說沒到「直接暴露在感染環境中」的程度。如日本涉事的共同社記者，已被解除隔離。

事實上，「超級傳播」通常需要較密閉空間內的長時間/高頻接觸作為條件，而絕大多數患者的傳染能力還是很有限的。如同不能「離開劑量談毒性」，也不能「離開傳染力談接觸」。

即便伊朗「資深」副總統瑪蘇梅是在「確診前一天」，與總統魯哈尼共同出席了內閣會議——從BBC記者推特發的照片看，她的座位離總統相隔兩人——也不能遽下結論說，整個內閣已經被波及。

資訊時代，人很容易因「刷屏效應」和「信息繭房效應」，被「蒙在鼓裡」或「帶到溝里」。

相對於確診的消息「長腿跑得飛快」，排除嫌疑或解除隔離觀察的人數要多得多，卻不太受關注。義大利做了1萬多例核酸檢測，才篩查出幾百例陽性患者。但很多當地人被「恐慌情緒」傳染，蜂擁到醫院檢查。幸虧，當局留了「一天內搭建『帳篷火神山』」的一手。

斯洛伐克總理因「高燒和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住院並上傳照片，被推特網民附會成感染新冠肺炎，當事人不得不呵斥「真是一派胡言！」

再打個不太恰切的比方——像印度這麼多人的國家，每年死800萬~1000萬，符合人口統計規律；也就是說，每天去世的就有兩三萬人，每個月就有65萬~85萬人老死或猝死。而全球至今過世的新冠確診者不超過3000人。

但在聚焦效應下，一個新冠名人患者的去世，就能讓我們久久難以釋懷。

為什麼？時代的一粒塵，個人的一座山。命運的連接感、人禍因素的存在、被質疑縮水的死亡數字、從進了ICU病區就天人永隔的無力感，讓「死於非命」這一常見世態，變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這就是地球村，東風搖百草、傳染大過天，讓我們開始關心一個8000多萬人口的中東國家的疫情實況。

禍起庫姆城

寧夏中衛確診患者的伊朗接觸史，從統計學規律上來說是必然會在中國出現的。

伊朗周邊穆斯林國家是受影響的重災區。目前科威特確診43例，巴林33例，伊拉克7例，阿曼6例，黎巴嫩3例，經流行病學調查，基本與去伊朗朝聖或旅行有關。

在這些國家檢測試劑普遍短缺的情況下，上述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跨國輸入型病例數，可以折射「黑箱」中的某些實情。

在中國累計確診病例數已經超過7.2萬的2月17日，韓國的確診數才30個；如今與伊朗隔海相望的巴林，一個蕞爾小國，就有至少33例確診，可以反推「疫情來源地」伊朗國內是什麼情況。

伊朗官方最新的數字是388例確診。但是加拿大專家3天前發表在MedRxiv網站上的研究成果顯示，伊朗感染者可能高達18300例，也可能介於3770例至53470例之間。

（加拿大專家3天前發表在MedRxiv網站上的研究成果顯示，伊朗感染者可能高達18300例，也可能介於3770例至53470例之間）

假如該論文可靠，按最保守的估算，伊朗現有的確診數，與實際感染數量也是相差13倍之多。

而往多了算，伊朗就是一個「大武漢」。韓國確診2000多例，「鑽石公主」號700多例，義大利確診600多例、死亡17例，都被它甩到老遠。

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你還可以琢磨一個問題：

為什麼在2月20日，伊朗官方確診數只有5個的時候，就有一個病例飛到了遙遠的加拿大？

加拿大得有多「冤」，才會在57個加拿大公民死在被伊朗擊落的客機上之後，又以這樣的機率，攤上這樣的「天降病患」？

死亡病例數，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察窗口。伊朗官方迄今（截至2月28日）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數是34人。

這已占中國以外全球死亡數字（76人）的45%。何況，這只是官方版本。

庫姆當地的議員法拉哈尼告訴當地媒體，在庫姆每天有10人死於新冠肺炎，直到2月23日晚上（也就是5天前），死者已多達50人。

而這一說法的否認者、伊朗衛生部副部長哈利其，24日在電視鏡頭前不斷咳嗽和擦額頭，次日被確診感染。

在一個視頻中，庫姆的「卡姆卡爾醫院」護士Alireza Ghasempour稱，她知道的一晚上就有8人死亡。

這還只是庫姆一地的（民間）不完全統計情況。

（2月25日，伊朗衛生部副部長哈利其被確診為新冠肺炎。在前一天政府發布會現場，哈利其站在政府發言人拉比伊身旁不停地擦汗，並時不時咳嗽）

庫姆是什葉派穆斯林的聖城，就像天主教世界裡的梵蒂岡。庫姆省和德黑蘭省挨著，庫姆市離首都德黑蘭兩個多小時車程，就像保定與北京的位置關係。

從常住人口來看，庫姆只有德黑蘭的1/10不到。庫姆市人口約80萬，每年接待數百萬人朝聖；德黑蘭大都市區的人口估計為1400萬（市區約840萬），是整個西亞最大的都市區。

中央幾大高官被感染說明，德黑蘭極可能已經淪為「疫區」。

庫姆輻射「什葉派新月」地帶，德黑蘭影響伊朗全國乃至整個中東。病毒沿著雙重網絡擴散，速度令人吃驚。

瀕臨裏海的伊朗小省——吉蘭省，新增病例全國第二多。該省25歲女護士Narges Khanalizadeh，據稱2月23日在醫院發病，已經離世。

伊朗衛生部官員米努表示，新冠病毒的傳播始於庫姆，但「伊朗的所有城市都有可能存在這種病毒」。

早前，一位匿名的伊朗醫生告訴網絡媒體IranWire：「當我們確認它是流感病毒的變種時，我們犯了一個錯誤……但是，在知道這是一個錯誤之後，（官員）繼續像以前一樣，沒有披露事實。」

「如果我們不能拿出一個與世衛組織合作的框架，我們的情況將比中國糟糕很多倍。」他警告說。

逮捕造謠者

兩天前，伊朗網絡安全部門宣布逮捕24名散布謠言者，還對另外118名網民進行了短暫拘留和訓誡。

相關負責人稱，「試圖破壞公共安全，煽動社會恐慌的含有謠言或者假新聞的」新聞、圖片和視頻，都將遭到一個新成立的特別部門處置。

外界本來以為，伊朗議會選舉過後，這方面的言論尺度會有所放寬。

2月21日伊朗舉行全國範圍內的議會選舉投票，選舉前夕確診數字均為個位數。

這似乎在顯示，沒有因為政府無能導致疫情全面暴發。

一周前的議會選舉，投票率為42%，是自1979年革命以來的最低水平。伊朗最高領袖大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將之歸咎於「敵人利用病毒阻止選民投票」。

他在其官方網站Khamenei.ir上稱：「關於該病毒的負面宣傳始於數月前，並在臨近選舉前變得越來越誇大。」

事實上，投票率低主要是因為，保守派主導的選舉監督機構，剝奪了1.6萬名候選人中約一半人的資格——他們多數是溫和派與改革派。由此，下屆議會被強硬保守派控制，幾無懸念。

而在一天前，伊朗官方及時公布了副總統確診的消息，被認為旨在增加透明度，有助於吸引外界援助。

據報導，瑪蘇梅是魯哈尼內閣中「第一個」感染新冠病毒的成員。她擁有免疫學博士學位，曾是英文報紙和女性雜誌的前主編，1997年至今擔任伊朗副總統，也是伊朗第一位女性副總統。

報導說瑪蘇梅居家隔離，沒有交代其他內閣官員是否也被隔離觀察。

據《以色列時報》27日消息，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祖努爾（Mujtaba ZulNour）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圖源：《以色列時報 》）

伊朗還沒有封鎖任何城鎮，官方稱封城措施「過時」了，也沒有效果。在疫情中心地庫姆，仍有大批朝聖者正常出行。只是在部分人口流動較頻繁的城市，入城者需要接受體溫檢測。

用總統哈桑·魯哈尼兩天前的話說，「病毒已經（在伊朗）被控制住了，去醫院就診人數已經顯著下降」，而「在美國已有1.6萬人因流感而死，美國人卻不談論他們自己的死傷」。

「全國的生產經營活動，將恢復到以前的狀態；散布恐慌並企圖讓伊朗停止社會活動，是敵人的陰謀。」

魯哈尼說這話時，副總統瑪蘇梅就在他身邊不遠。

德黑蘭的底線是，新冠疫情決不能演變成「政治危機」；如果疫情失控，就說是因為美國的制裁導致伊朗無法（通過匯款）買到檢測的試劑盒，拖延了診治造成的。

美國的制裁影響大，這也是實情。就在2月21日，「國際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還決定，將伊朗重新列入黑名單。美國則表示，已對相關人道主義物資進行了豁免。

（為遏制伊朗國內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伊朗衛生部呼籲民眾近期減少聚會和觀看體育賽事。圖為2月26日，伊朗首都德黑蘭，一名男子路過一家關閉的健身房）

有點尷尬的是，伊朗本國的製藥能力並不差，但藥品、基本防護用品和集中統一指揮調度，卻沒有第一時間到位。

之前伊朗「傾全國之力」，捐給中國300萬隻醫用口罩。所以，中國不忘「報之以瓊瑤」——大使館及部分在伊中資企業，已向伊朗捐贈了5000份檢測試劑盒以及25萬隻口罩，並表示今後將「按照伊朗需求」「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援助。

世衛組織近日也向伊朗提供了檢測試劑和一些防護用品。但還是有當地民眾向世衛組織請願，要求取消一切涉及戰疫的醫療制裁。

對普通伊朗人來說，通脹的殺傷力可能比病毒更厲害。國際關係的惡化或許對官員們的生計沒有影響，但疫情造成的實實在在的苦難，卻要他們來背負。

10天前，德黑蘭標誌性的建築「自由塔」曾為中國亮起；今天，我們祈願更多的自由和平安能夠帶給伊朗人民。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謝奕秋

排版 | 阿麗菜

圖片 | 部分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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