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利·魯尼
論文學社交圈的認可度，愛爾蘭姑娘薩利·魯尼被類比成當代的菲茨傑拉德和塞林格，是有道理的。她在2017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聊天記錄》，翌年，她的第二本長篇《普通人》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即將播出的BBC版12集電視劇「忠實地、逐頁地」改編了原作，要知道，上一次讓BBC翻拍時「逐頁改編」的小說是伊夫林·沃的《故園風雨後》。
英國《衛報》的書評專欄作者說，把剛出道的作家比作菲茨傑拉德或塞林格，有點不吉利，想想菲茨傑拉德盛年沉淪於名利場，去好萊塢之後被打擊不斷，短暫的一生受困於酒精和挫敗；塞林格早早地自絕於文學圈，深居簡出，如果沒有他兒子，我們將永遠讀不到他後半生面向內心的文字。給聲名乍起的年輕人貼上「當代菲茨傑拉德」或「女版塞林格」的標籤，簡直是詛咒。但市場需要，「迷惘的一代酗酒，垮掉的一代嗑藥，魯尼的千禧一代沉迷於APP和聊天軟體，社交網絡是這代人的酒精和大麻」，諸如此類具有煽動感的口號很是有助銷量。
魯尼是個聰明冷靜的姑娘，她在接受英國記者的訪談里有段話說得漂亮：「除了我自己，我不能給任何人代言。我覺得能把自己的心意表達清楚就夠難的。我不介意我的小說因為技術不夠好而被差評，但不能接受『它失敗是因為它沒能說出一代人的心聲』，我壓根沒有這想法。」
在時代的語境中討論當代作品，或時過境遷以後，把特定的作品放置在特定語境中考量，這是常見的文化研究的思路。文學經紀人卡羅琳娜·薩頓有不同的看法。她回顧自己的職業經驗：每當一批新的寫作者出現，被重視的總是他們對當代生活的具象呈現，作品發布的背景，以及是否傳達不同於前一代人的價值觀念，而修辭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其實，「決定一部作品力度和可流傳度的，從來不是種族、階層、性別這些爭議議題。」《紐約客》的小說編輯黛博拉·翠斯曼給出同樣的觀點。1997年以來，翠斯曼平均每周要面對200-300份投稿，「能讓一個作者脫穎而出的，從來不是他/她能否正面強攻時代議題，而是處理素材的技法。」
菲茨傑拉德
來看這些曾被貼過「代際代言」標籤的作家和作品：菲茨傑拉德的成名作《人間天堂》，寫公子哥埃默里的驕傲和迷茫；凱魯亞克的《在路上》里，迪安是浪蕩兒，而敘述人薩爾是心灰意冷的布爾喬亞體面小伙兒；B·E·埃利斯在21歲以《比零還少》震驚英美文壇，小說主角是一群洛杉磯的闊少們，在極度豐富的物質環境中被異化成群鬼；扎迪·史密斯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寫出了《白牙》，這本「懷著巨大野心寫成」的作品裡，混血姑娘艾麗目睹了移民熔爐的倫敦郊外社區里，幾個中產之家離鄉背井後的剝離、顛覆和拔根而起的痛苦重生。
把魯尼的《聊天記錄》和《普通人》放到上述作品的集合中討論，它們的共同點除了「青春書寫」這頂大而化之的帽子，更明確的共性在於小說的主角不是「時代的大多數」，作天作地的姑娘小伙兒們出身非富即貴，享受著「胡不食肉糜」的既得利益和倖存偏差，仍然過不好他們的前半生。階層躍升的焦慮、結構不公的傷害以及性別平權的抗爭，這些在任何時代都「正確」的議題，在這些傑作中是缺席的。
《比零還少》電影劇照
反而是一些在出版時被認為「良心發聲」的作品，飛快地被擠出文學的會客廳。《沙丁魚之日》里一籌莫展的英國礦區男孩，才是1950-60年代集體絕望的年輕人的縮影；《伯格》出版時，作者安妮·奎因被盛讚「用貝克特式的筆法寫出了英國勞工階層年輕人的吶喊」；埃德娜·奧布萊恩的《鄉村姑娘》極罕見地刻畫了1960年代愛爾蘭村鎮少女「長大成人」的過程，但這部作品一直被劃歸成鄉土文學的樣本……這些昔日的「時代橫截面」，隨著時代的翻篇而翻篇了。
布羅茨基
在的文學作品裡尋找「一代人」是一種幾乎肯定會失敗的企圖，因為在文學的功能里，沒有為集體代言這一項。正如布羅茨基在一次演講里說：藝術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總是單獨地面向一個人，與個體發生直接的關係，沒有中間人。歷史需要的代言人不會喜歡藝術和文學，因為文學越是出色，就和充滿重複的生活之間區別越大。
布羅茨基提出「在文學中，美學先於倫理」這個觀點時，談到藝術的發展意味著創作者不斷為素材找到新的美學解答。
凱魯亞克
從菲茨傑拉德到凱魯亞克，從瓊·迪迪恩到埃利斯，即便作者本人當時未必有文體實驗的自覺，以事後之明來看，「小說」的宏觀框架和微觀技法在這些人的作品中完成一輪接一輪的變異。
埃利斯本人最近自賣自誇地談了談《比零還少》。他回憶，《比零還少》的創作是衝動的，出於單純的逆反心理：能不能有一種青春文學，既不是人生啟示錄，也不是道德訓誡劇？「我就想寫青春的困惑和麻木，不行嗎？」35年過去了，他重讀這本小說，覺得「公子哥的花式作死情節」不值一提，它的可讀性與內容毫無關係，「我心想小伙兒不錯啊，他能用反情節的筆法，寫出無所事事的無聊情境裡巨大的張力。」「但出於作者的強迫症，我更想推倒重來地換一種寫法，所以我最後還是把它塞回書架上，眼不見心不煩。」
有意思的是，被問起對薩利·魯尼和「APP無性戀一代人」的看法時，埃利斯回應：「沒意思。」
細讀《聊天記錄》和《普通人》，會發現「尋找小說新美學」的文體焦慮在這兩部作品中是不存在的。兩部作品給人的直觀第一印象，在於極簡主義的文本，直白，準確，沒有花哨的修辭，符合當代的「無印良品」美學，用簡潔定義一種新的優雅。作者用乾淨的修辭從容地鋪陳細節，小說的可讀性在於細節的組合和節奏，這是一場很慢的檢視，愉悅來自於被遮蔽的細節逐漸地被發現。可以理解BBC在改編拍攝《普通人》時不願刪去任何內容，因為敘事裡好看的、獨特的，全是文學少女視角下的當代生活細節——年輕的、富足的、網生代的。
BBC改編版《普通人》劇照
埃利斯覺得《聊天記錄》「沒意思」的地方，恰恰讓很多寫作者和評論家如釋重負：薩利·魯尼讓人們看到，小說這門形式還沒有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哪怕是19世紀的路徑，也還走得下去。最初發表魯尼的短篇小說的編輯說：「我們覺得她寫得好，就是因為她沒有石破天驚的『新』。我喜歡她塑造人物的生動感，以及人物關係中充滿生命力的流動感，她敏銳地感受著兩性關係中的粗暴和脆弱、控制和反控制，這些在19世紀小說中就存在了，區別只在於那時的男女主角寫信，現在他們發簡訊。她的文本成為一種文學的證明，就是用傳統的方式處理這個時代的細節，仍然是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