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藥，對愛滋感染者意味著什麼？
黃億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可能有生命危險。愛滋感染者必須每天服藥來抑制體內病毒數，「一旦斷藥，就會病毒反彈、免疫力下降，感染風險大大增加。」
武漢「封城」後，他接到了很多愛滋感染者的求助。這些感染者因為缺乏通行證，無法到定點醫院領取藥品，面臨斷藥風險。
「手機上的消息像爆炸了一樣。」黃億是愛滋病防治公益機構武漢為先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為先社工」）的發起人。
「為什麼不向社區或者村委會求助，讓他們幫忙拿藥呢？」
「一些愛滋感染者即使斷藥，也不想表明自己的身份。」
寄出超過6300瓶藥物：僅一家醫院登記的愛滋感染者就3000名
2月19日，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和愛滋病公益組織「白樺林全國聯盟」在中國性病愛滋病預防針控制中心的支持下，設計和發起了一項關於新冠肺炎下愛滋感染者的調查。
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一(32.6%)的愛滋感染者由於「封城」管制，在未來幾天內有可能斷藥；其中近一半愛滋感染者(48.6%)表示，不知道從哪裡收集下一次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藥物。
「白樺林全國聯盟」的創始人和負責人白樺2月25日告訴澎湃新聞，平時國家對於愛滋感染者是「屬地化管理」，即在哪裡建立檔案就在哪裡定期領藥。疫情之下，1月26日，中國疾控中心發布了《關於保障異地滯留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費抗病毒治療藥品的通知》。通知指出，無法回到原治療機構的感染者，可以在滯留地臨時領取免費抗病毒治療藥物。
雖然疾控中心等有關部門及時察覺到感染者們擔心的問題，但拿藥仍十分困難。
白樺反映，拿藥需要身份證、抗病毒治療編號以及原治療地疾控中心提供的「工作聯繫函」。但春節加上疫情防控，一些基層的疾控中心電話打不通，一些感染者也不記得自己的治療編號，「電話打不通，（大家）又出不去，都特別著急。而且之前放假時間延長，一些疾控中心和醫院還沒上班，但患者藥已經沒了。」
因此，疫情期間，「白樺林全球聯盟」和「為先社工」等公益組織，都發布了為斷藥在即或已經斷藥的病友們郵寄藥品的消息。
在愛滋防治領域耕耘多年的「白樺林全球聯盟」建立起了龐大的病友網絡，除了給感染者郵寄出之前儲備的藥物外，他們還在「有存藥」與「無存藥」的病友之間架起了互助的橋樑。目前，向「白樺林全國聯盟」求助的愛滋感染者超過了一千八百人，他們已為其中六百多人發出了藥物。「我們平時就會存一些藥物來幫助異地斷藥的患者，但現在求助的人所需要的藥量，和之前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白樺感嘆。
「為先社工」則聯繫了武漢金銀潭醫院，在公眾號與微博上發布了幫助郵寄抗病毒藥物求助信息表，每天最多可為65位感染者郵出藥物。截至3月2日，「為先社工」為741名感染者郵寄了超過6300瓶藥物。
不敢向村委會說明情況，步行十幾里去快遞點取藥
滯留在湖北荊州的張杰是向「白樺林全國聯盟」求助的愛滋感染者之一，今年45歲的他感染愛滋三年多了。自從確診後，每天吃藥就成了張杰生命中的一部份。一開始他設定了鬧鐘提醒自己每天吃藥，但現在成了習慣，鬧鐘就不再需要了。
張杰感染的事除了父母，其他的親人朋友還不知道，如果有人詢問，他都會說自己吃的是護肝藥或者護肝保健品，「如果知道了，可能連飯都不敢跟你一起吃」。
1月21日，在東莞工作的張杰回到荊州過年，原本只打算在家呆六七天。但「疫情」和「封城」的消息接踵而至，張杰意識到自己隨身攜帶的藥可能不夠吃了。隨即，張杰聯繫到了白樺。了解狀況後，白樺向他寄出了由志願者捐贈的「替拉依」，三種藥物各15片，可以吃15天。
張杰介紹，「替拉依」是愛滋感染者常吃的一種三種藥物的藥物組合，除此以外還有「替拉奈」、「齊拉依」等組合。不同情況的病人，有不同的藥物組合吃法。這種組合吃藥的方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者的耐藥風險，由於很像用不同風格的酒調製雞尾酒，因此也被稱為「雞尾酒療法」。
雖然張杰平時吃的是「替拉奈」而不是「替拉依」，但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也沒辦法，「有總比沒有好」。
在張杰帶回家的藥還剩兩天量時，救急的藥物終於到了。市里禁行，開車出去需要通行證，生活在農村的張杰不敢向村委會說明情況，只好步行十幾里路去快遞點取藥，「在村裡只要一個人知道就全知道了，我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與張杰情況類似，另一位感染者呂書，今年26歲，感染愛滋剛滿八個月。隨著小區的全面封鎖和武漢交通管制進一步升級，無法拿藥的他感到有點心慌。他說，社區的人可以幫忙去拿藥，但是他的情況又不好跟社區講……
「為先社工」的負責人黃億表示，湖北有兩萬多愛滋感染者，這樣的狀況並不在少數，人們的偏見讓愛滋感染者即使斷藥也想隱瞞自己的身份。
另一位「為先社工」的工作人員肖超觀察到，愛滋感染者的這種「病恥感」在老年人身上格外明顯，再加上不熟悉網絡，他們斷藥的可能性更高。
最初幾個禮拜找「為先社工」求助的大多是較為年輕的愛滋感染者，直到近一個禮拜五十歲以上的感染者才逐漸多了起來。肖超告訴澎湃記者，很多老年人他們不會用智慧型手機，不會尋求渠道幫助，不敢找鄰居幫忙，都是最近醫院主動打電話過去詢問，他們才知道志願者可以幫忙領藥。
「一位56歲的感染者為了到醫院拿藥，甚至連夜走了近10個小時的路……」提起這件事，肖超有些自責，「如果我們早一點發現他可能就不用那麼辛苦地走路過來。」
「聽到那個鈴聲就想把手機砸了」
2010年黃易在學生社團參與志願服務時，接觸到了愛滋病防治的相關知識，這份工作帶給他的成就感讓他選擇創建了為先社工，一晃就是九年。「社會對他們的污名化很嚴重，一旦有人能給他們提供幫助的話，對他們而言就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黃億向澎湃新聞介紹，為了更好的保護患者隱私，參與此次志願服務的都是他們的「核心成員」，線上線下一共22名，每位參與的志願者都要簽署保密協議，確保感染者的隱私不會泄露。大家分工明確，有的負責統計整理線上求助登記表；有的負責開車寄送藥品；有的負責在醫院領藥……
在此次志願工作中，肖超負責接線答疑、登記信息。前期他每天大約要接70個電話，同時不斷的在微信上答疑解惑、安撫情緒，「他們可能從打電話的這一刻起，一天24小時都會纏著你。」肖超有些無奈，他幾乎每天都是在打電話、接電話、回消息中度過。但每次被纏得有些煩時，聽到感染者們講述自己的情況又會讓他感到心酸。
算上學生時期做志願者的經歷，25歲的肖超在「為先社工」已經服務四年了。本身作為性少數人群的他深知社會對這個社群的不接納，「想為這個社群做一些事情，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帶來一些改變」，肖超有些感慨地說。
不過，感染者們焦慮的情緒也影響著肖超，他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沒胃口吃飯，甚至害怕聽到電話鈴聲，「聽到那個鈴聲就想把手機砸了」。後來團隊請來心理輔導，每個星期都會給志願者們疏導情緒，肖超也在團隊的要求下休息了一天。現在的他已經慢慢調整了過來，感到焦慮的時候，就會聽聽民謠讓自己平靜。
夢寐以求的通行證
除了志願者的心理情緒，「通行證」也是一個大問題。
25日下午，送藥志願者的車因沒有通行證在漢江一橋被攔下。
「被質問了近半個小時」，黃億和志願者們對此感到有些冤枉。
黃億告訴澎湃記者，一直以來他們都在試圖解決通行證的事情，但社工組織不具備開具通行證的資格，疾控中心和醫院也無法為不屬於本單位的志願者們開出通行證。因而，志願者們一直在用疫控中心和醫院開出的「非正式通行證」——一張蓋了章的情況說明函。
第二天，志願者們沒有再開車，騎自行車將前一天未郵寄的藥品送走郵寄了。
正在等藥的沈慶，感染愛滋三年了，得知志願者的車被攔後，他感到無助。「在醫院領藥的志願者在醫院一呆就是8個小時，我看到照片有的穿的防護服還是破的……他們真的很偉大。」
對於志願者送藥的事情，沈慶很感動也很感謝，「我從內心不希望志願者做這件事，我希望相關的部門能夠重視並解決這件事，而不是只依賴志願者沖在前面。」
為了能夠儘快拿到藥物，沈秦撥打了武漢政務服務網的電話和武漢市長熱線。電話那頭，工作人員態度很好，只說已記錄下來沈秦的訴求，但依然沒告訴他解決方法，沈秦心情複雜。
武漢江岸區疾控中心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現在單位的大部分人都參與到了新冠肺炎的相關工作中去，至於愛滋相關的工作，主要是為本地的感染者聯繫醫院，為滯留外地的感染者提供「工作聯繫函」以幫助他們領取藥品等。
如今這種情況，白樺很理解相關部門。白樺聽說，在安徽、浙江一些疫情較輕，愛滋感染者人數不多的地方有疾控的人親自開車送藥。但對於更多的地方，白樺認為這種工作方式並不可行，「大家都忙得焦頭爛額，工作量已經這麼大了，如果他們一個個去送藥，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過，「為先社工」的轉機來得很快。26號下午黃億發來微信，他們拿到了通行證。
志願者車被攔下的晚上，黃億發了條微博說明情況，閱讀量突破千萬。第二天很多部門主動聯繫了黃億，「社區、醫院、民政、團委、疾控、交管、衛健等等，好多單位都給了我們非常大的支持和幫助。」
最終在相關部門的指導下，26號中午，他向為先社工的主管單位武昌區民政局提交了申請，下午五點半，志願者們終於拿到了夢寐以求的通行證，他們可以繼續開車寄送藥品了。
（文中黃億、沈慶、張杰、呂書均為化名）
來源：澎湃新聞 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