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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本色出演賈樟柯最新電影

在剛剛落幕的柏林電影節上,賈樟柯最新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進行了三場放映,場場爆滿。北京晚報記者 路艷霞

2020-03-06 17:36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在剛剛落幕的柏林電影節上,賈樟柯最新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進行了三場放映,場場爆滿。有觀眾讚嘆說,這是一首獻給「中國文學的散文詩」。片中「主角」之一、中國作家梁鴻原本該是出現在電影節放映現場的,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她取消了這次期待已久的德國行程。但關於首次觸電、關於她的故鄉書寫、關於疫情對作家寫作的影響,在這個春天都強烈地衝擊著她。

沒有一句台詞,走到哪兒聊到哪兒

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追憶了已故的當代作家馬烽,並通過賈平凹、余華、梁鴻等作家對個人生活及記憶的講述,反映中國人的真實生活。 梁鴻去年4月初參加賈樟柯發起創立的呂梁文學季,在攝像機前,她接受了賈樟柯3個小時的採訪,她很驚訝對方對她的了解,甚至包括她的童年往事都被提及。當時,賈樟柯並沒有告訴梁鴻他的拍片計劃。

梁鴻看過這部電影的初剪,她所占的「篇幅」大約有27分鐘,在所有作家中時長最長。這是她首次登上大銀幕。

去年5月底,賈樟柯帶著八九十人的團隊首先抵達梁鴻的家鄉梁莊。梁鴻比拍攝團隊晚三天到,她再次發現,這位大導演準備得太充分了。「他到我上過的師範學校,找到我當時上課的教室,還找到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和我兒時的夥伴。」

梁鴻15歲到南陽師範學校上學,她坐在昔日坐過的座位前,回想起自己的少女時代,她的女同學戀愛了,臉上泛起了紅暈,梁鴻第一次感到戀愛的美好。她還會隨著攝像機到村裡的河邊走一走,她說自己是本色「出演」,不是作為演員來拍,「我們沒有台詞,我們就是聊天,走到哪兒聊到哪兒。」

在梁鴻看來,賈樟柯的採訪,更多在乎作家的私人史,他帶著自己回到了童年、少年、家庭內部。「我們家庭成員也不需要任何偽飾,都是特別真摯和自然。」梁鴻說,之前不太愛談家庭內部的事情,當時太自然了,不少細節、故事就不由說了出來,其中就包括她姐姐的戀愛故事。

「我意識到一些場景、一些細節,其實蘊含了很多東西,有心酸有溫暖。有些記憶被重新打開後,更是非常難得地重新審視自己過去的一個機會。」梁鴻說,電影談到每當開學時,因為交不起學雜費,父親帶著她去整個村莊借錢,一毛、兩毛,一塊、兩塊……。「現在想想,這對一個農村家庭,多麼艱難又多麼重要,我父親一直讓我們讀書,我們家裡沒有一個人失學。」

談起姐姐,梁鴻的心裡會難過,當年因為母親病重,梁鴻姐姐放棄了到大城市工作的機會,回到鎮上醫院當了一名護士。「中國的姐姐們太難了,犧牲太多了。」梁鴻感嘆說,參與到這部電影中,當她擺脫自己的痛苦和心酸的時候,她深深意識到,她所經歷的,也正是我們共同的集體回憶,也是我們走出來走過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

如果不是疫情新小說該出版了

「我的精神原點,對於我而言,就是我的村莊、我的家庭。」梁鴻說,這個原點,就像幾何增長的東西一樣,會不斷地生長,它的過去、現在、未來是一體化的存在,是互動的關係。這個原點,也像魔方一樣,會幻化出不同的圖案。

《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光正的光》……梁鴻關於梁莊的書寫一直在延續,從未完結。她的新作《四象》如果不是疫情,本該是近期推出。

談及長篇小說新作《四象》,梁鴻說,其實有些忐忑。這是寫作以來最有衝動卻最壓抑的一次書寫,不僅是結構和語言的尋找,還有想找到「親人相逢」般的過去與現在、愛與痛的交織。

這部作品最初的寫作衝動是梁鴻站在父親墓地前,大地非常寂靜,她突然間感覺到能夠聽到某種聲音,來自於墓地深處的聲音,「我希望這些聲音和地上的聲音能夠會合起來,一剎那之間,我覺得它們是一體的、是同在的。」那一瞬間,梁鴻聽見父親在墳墓里的嘆息。「他太寂寞了,他看著四面八荒,找不到說話的人。他渴望聲音,喜歡熱鬧,他願意所有的人生都充滿激情和跌宕,就像他的人生一樣。」

梁鴻花兩年寫完這部14萬字的小長篇,她試圖寫出幾種聲音,為此設計了四個人物,一個是地上的,三個是地下的。「如何讓它們相互看見,聽見彼此的聲音,語言上又要有相互區別,設計很艱難,但也讓我很興奮,很過癮。」

「我沒有特意告訴自己是非虛構作家,或者虛構作家,我是隨心而行。」這個春節,梁鴻原本是要回到梁莊,為她的一部非虛構作品完成一次重要採訪。她的這部作品寫的是「我們那邊的一個姑娘」,一個打工妹掙了很多錢,有對信仰的追求,在生活中受到非議,後來又和自己的丈夫打官司,經歷曲折而奇特。在梁鴻看來,這個女孩子是梁莊的女孩,但具有典型意義,目前正在寫的這部非虛構作品已有4萬字。

對於梁鴻而言,那個村莊、那條河流、那個河坡,有無窮無盡的力量和極為豐富的內容。她看著河坡里的那些草,那些樹,那些斷了的河道,都覺得有太多的東西要寫,每一朵浪花都能寫太多的東西。她說,那種感性的涌動實在太豐富。「那條河非常丑,非常破敗,但對於我而言,那就是最豐富的所在,因為它和我的少年、童年,和我生活的記憶緊密關聯,並且成人後的思考也和它息息相關。」梁鴻說。

作家應該思考人物的背後

正在經歷的這場疫情,對於梁鴻和許多作家而言,都具有非同尋常意義,梁鴻說,不管是否寫與疫情相關的文字,都是如此。

「一天天過去,看著病亡數字增加,感覺有些麻木,可怕的遺忘正在襲來。那些逝去的人,正在變為簡單、枯燥和冰冷的數字。」梁鴻說,她突然有一個想法,有沒有可能,把這次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疑似的和確診的,都一個個寫出來,他們的名字,多大年齡,住在哪裡,什麼工作,喜歡什麼,家人有誰,從發病到去世經歷了什麼……

事實上,疫情到來之後,有那麼一段時間,梁鴻突然間覺得自己寫的東西太無足輕重了。「在這樣一個巨大的災難面前,我寫的那個女孩子的故事好像也沒有那麼具有啟發性,所有的人生都好像變得無足輕重。」面對生命的不斷逝去,她有段時間特別沮喪,每天看新聞哭得一塌糊塗,完全沒辦法拿起筆。

梁鴻在微博上寫下這樣一段話,「今天寫不下去了。和災難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顯得過於輕浮。傍晚的時候,看著窗外的薄雪漸漸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變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後改變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狀。災難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積累最後變成大的事件。一個寫作者的任務也許不是寫大的災難,而是災難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個個微小事件的形狀。這或者也是寫作的意義。」

梁鴻說,無論怎樣,一個作家還是應該堅守寫作陣地,還是要老老實實思考筆下的人物,思考人物背後整個時代的東西,還是應該在日常化中去發現那些問題,那些觀念,那些人性狀態。

北京晚報 記者 路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