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麼因素,誘發了唐中期的安史之亂?

馴鹿歷史 發佈 2020-03-06T01:11:24+00:00

前言公元755年,集范陽、平盧、河東三鎮軍政大權於一身的節度使安祿山聯合同鄉史思明,在范陽一地舉起了反唐大旗,正式宣告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的開始。

前言

公元755年,集范陽、平盧、河東三鎮軍政大權於一身的節度使安祿山聯合同鄉史思明,在范陽一地舉起了反唐大旗,正式宣告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的開始。很快叛軍便兵至長安城下,唐皇被迫棄京出走,前往成都避難。無力解決叛亂的唐玄宗只好將皇權交付予太子李亨,自己則當上了太上皇以逼戰禍。在唐肅宗的指揮下,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下去。

安史之亂不僅徹底中斷了開元盛世的發展,還縮短了唐帝國的國運,使其滅亡的日子更早的到來了。不僅如此,安史之亂也改變了自此以後的歷史進程,使唐帝國內部出現了極為嚴重的藩鎮割據的局面,撕裂了唐初以來的大一統局面,也為後來的分裂埋下了伏筆。

開元初期,唐玄宗曾設立十大藩鎮,九大節度使。而安祿山一人就掌控著三大藩鎮,其軍事實力不言而喻。隨著戰爭進程的推進,隱藏在開元盛世下的諸多矛盾開始逐漸浮現出來,嚴重延緩了平叛的效率,甚至在安史之亂結束後依然沒有得到消除,反而繼續成為潛在風險威脅著唐帝國。



盛世的到來促成了奢靡享受風氣的產生

中國古代史上出現過諸多盛世,但最為著名且最大的盛世僅有三個,那便是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唐朝中期的開元盛世和清朝中期的康雍乾盛世。而開元盛世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所開創的。雖然開元盛世不是唐玄宗一人的功勞,但為了表述方便,姑且歸功於他一人身上。

開元盛世的到來讓唐玄宗沉浸在自己的功績中不可自拔,看著帝國欣欣向榮、繁榮鼎盛,唐玄宗也逐漸迷失了自我,開始享受著盛世帶來的優越的生活條件。《舊唐書·列傳·后妃》中曾記載:

"韓、 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 賀,因致擢居顯位。"

從上述史料可以清楚看出唐玄宗在後期有多麼鋪張浪費,因過度寵愛后妃不斷揮霍著財富。試想一下,這些被揮霍掉的財富從何而來?其一便是地方官員為討好皇帝及貴妃上貢而來的。其二便是每年國庫的收入。而國庫的收入全部來源自百姓。也就是說,唐帝國全境的百姓矜矜業業,辛勤勞作的結果就是供養唐玄宗如此奢靡的生活,自然會引發民間的強烈不滿,也造成了君民之間矛盾的激化。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當中,常常出現君王沉迷物質生活的享受,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進而影響到了國家的穩定,因為此類事件而導致國家滅亡的例子也是數不勝數。比如夏朝末代君主夏桀、隋煬帝楊廣等等。可惜的是,在如此之多的前車之鑑面前,唐玄宗並沒有吸取深刻教訓,揮霍的程度反而愈演愈,激起百姓的不滿也是意料之中,所以這也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之一。

過度將權力下放給地方節度使

如果說唐玄宗揮霍無度是引發安史之亂的間接原因,那麼唐皇將權力過度下放給節度使則是引發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開元初年,唐玄宗設立了十大藩鎮,並設立了九大節度使分別統領這些藩鎮。藩鎮設立的初衷是為了強化當地的軍事組織和民政組織,使二者結合的更為緊密,並在節度使的領導下能夠儘快對遊牧民族的入侵做出反應。

既然要求節度使儘快做出應對外族入侵的反應,就必須授權給節度使相應的地方軍政大權。也就是說,從節度使設立的那一天起,節度使們就擁有了優於其他朝代封疆大吏的權限。對此,《通典·職官·州郡》中曾有相關記載:

"大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武德元年,諸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七年,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總管府為都督府。···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本皆兼支度、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充。

從上述史料可以清楚看出節度使的發展及演化。其實節度使最初就是地方總管,隨著地方行政機構的擴大,總管府也擴充為都督府,封疆大吏手中的權力也隨之擴大。到了後來,都督又改稱為節度使,並徹底掌握了地方的軍政大權。不僅如此,節度使在身份還是總管之時就已經有了"加號持節"的特殊地位,所以後期節度使握有大權也並非是意料之外。

在筆者看來,歷代封建王朝都不約而同地會出現一段皇權的衰落期。通常導致該類情況出現的原因有兩種:

  • 一是封建統治者過早去世,而繼位的新帝因年齡尚小不能親政,從而導致外戚集團或功臣集團奪取了絕大部分權力。
  • 二是大變故之後的權力流失。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爆發後,地方諸侯手中的權力開始逐漸膨脹,並擁有了募兵權和掌兵權。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是在皇帝處於被動局面中導致的權力流失。但安史之亂與這些例子都十分不同,安祿山手中的權力是唐玄宗心甘情願賦予的。

自安祿山心甘情願成為楊貴妃的義子後,唐玄宗更是對他信賴有佳,也從未對安祿山產生過任何疑心。即便是在安祿山已經舉兵反唐之時,唐玄宗仍然認為是小人從中作梗,以此玷污安祿山的"清譽"。

不難理解,設立節度使鎮守邊關這一制度的初衷是良好的,但能夠保證節度使不失控的前提因素是皇權必須足夠強大,並且皇帝手中一定要有能夠遏制節度使擁兵自重的手段。比如漢高祖劉邦就曾經為了避免權力的流失,故而定下了"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的鐵律。雖然最後曹操打破了這一制度,從而給自己加封了魏王頭銜,但需要承認的是,劉邦定下的這一制度確實為漢帝國續命了多年,但唐代並沒有類似制度。

均田制的崩壞引發連鎖反應,致使私兵現象愈來愈嚴重

誘發安史之亂的另一大原因便是均田制的崩壞。占田制原本與安史之亂並沒有直接關係,但該制度的崩壞卻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最終影響到了戰爭的爆發。

均田制最早出現在北魏時期,並逐漸得到了完善,被隋、唐兩朝廣泛採用。唐代均田制的特點是將全國土地收為國有,並按照每戶的情況授予兩種田地,一種在死後需要交還與國家,另外一種可以世襲傳給子孫。同時,唐廷還規定這部分可以世襲的土地允許交易,這就給土地兼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兼并現象越來越嚴重,唐廷掌握的土地數量開始快速減少,國有土地在以驚人的速度轉化為私人土地,給唐廷的財政收入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地主階級和世家大族不斷吞併普通農民的土地,使土地所有權開始集中。《舊唐書·列傳·張嘉貞》中曾記載了張嘉貞對於當時現狀的描述:

"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嘆伏。"

均田制的瓦解導致唐代的軍事制度也受到了衝擊,府兵制下的唐軍無法獲得足夠的兵源來源,也沒有足夠的資源來保障軍隊的建設。很快,軍中便出現了大規模逃兵的現象,這一現象在武則天執政期間就已經十分普遍,但唐廷卻拿不出任何解決的辦法。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已經無法維持府兵制的運行,只好採取傳統的募兵制來取代府兵制。當地方節度使擁有了募兵權後,便可以藉此培育自己的私兵,使其只聽從節度使的命令而無視朝廷的命令,唐廷對地方的控制能力也因此下降,外重內輕的局面也漸漸形成。

漸漸的,地方節度使所控制的私兵規模越來越龐大,而中央軍的規模卻在不斷縮小,這便使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所以這也是安祿山之所以敢於發動叛亂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結語

可以說,對於安史之亂的爆發,唐玄宗要負主要責任。首先,唐玄宗因過度寵愛楊貴妃,導致已經得以澄清的政治風氣開始逐漸惡化。無論是京官還是地方官員,都極力討好楊貴妃以求得唐玄宗的寵愛。同時,唐玄宗為了給愛妃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不斷調撥國庫存銀和從地方斂財,導致國家的收入大部分花在了不該花的地方。

唐玄宗繼位初期雖然對土地兼并現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的本質,僅僅是遏制了土地兼并發展的趨勢而已,百姓的生活水平依舊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因皇室的鋪張浪費而更加惡劣。如此,自然會引發百姓們的強烈不滿,也影響到了唐玄宗在帝國百姓心目中的明君形象。

再加上府兵制的瓦解和腐敗現象的擴大,使中央軍漸漸失去了往日的戰鬥力,在面對叛軍時竟然潰不成軍,甚至連都城長安都未能守住。唐玄宗在漫長的時間裡竟然沒有意識到這一現象將會給國家帶來多麼嚴重的負面影響,也沒有針對這些問題作出任何應對。唐玄宗一手開創了"開元盛世",卻又親手將帝國送入了"開元亂世",真可謂是"成也蕭何敗蕭何"。


參考文獻:

1.《舊唐書·列傳·后妃》

2.《略談唐朝的節度使制度》,高鳳林著

3.《通典·職官·州郡》

4.《舊唐書·列傳·張嘉貞》

5.《簡析安史之亂爆發原因》,楊海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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