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大範圍的小農經濟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同時存在。那麼，這兩者有什麼關係呢？中外學者進行了廣泛論述。賀耀敏在《中國古代農業文明》中做了專題論述，並且引用了革命導師馬克思的話:
這種較為穩定並具有實力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中，對於克服農業社會中個體小農經濟的離散傾向、抵禦各種難於抗衡的自然災害、興建促進農業發展的大型公共工程、防止周邊非農力量特別是北部遊牧民族對農業生產的侵擾、確保農業生產和生活的正常進行，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優勢。在這個農業帝國中，不僅創造了高度繁榮的物質文明，而且也創造出了十分完備的制度體系，它維繫著這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
海內外許多學者都試圖破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中央集權專制存在的秘密。相當一批學者認為，東方獨特的水利灌溉和交通運輸成為政府的特定職能同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政府的形成有某種必然聯繫。事實上，馬克思早就論述過這一問題，在他看來，「在亞洲……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如前所述，美國學者魏特夫把中國中央集權的傳統社會歸結為一種治水社會。而珀金斯也認為：「大規模治水活動協作的需要，中國家族制度的專制主義的需要，對付中國邊疆上野蠻遊牧部落的共同防禦的需要，以及中國許多其他傳統因素的需要，這些都有助於集權主義的勝利。」中國學者冀朝鼎也持有近似的看法，他認為「發展水利事業或者說建設水利工程，在中國，實質上是國家的一種職能，其目的在於增加農業產量以及為運輸，特別是為漕運創造便利條件」，「各個朝代都把它們當作社會與政治鬥爭中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有力的武器」。而「公共水利工程發展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統治集團用以加強對國家進行控制的政治目的」。由於獨特的歷史地理環境而形成的為農業經濟服務的水利灌溉和交通運輸等公共事業，成為中國傳統農業帝國政府的重要經濟職能。政府承擔這一經濟職能的基本依據，一是這種龐大的為農業服務的公共工程只能由政府來承擔，個人或基層組織往往無力承當；二是這種公共工程是為政府的政治和經濟目的服務的，也成為政府控制全國的有力工具。
農業是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鑰匙。傳統農業奠定了中國專制中央集權龐大帝國的堅實基礎，提供了農業帝國發展的基本經濟條件。大量的歷史文獻和無數的事實都表明，中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府存在的最深刻原因，就是根基於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結構的特殊性質和需要。
首先，發達的農業帝國依賴於傳統農業所提供的大量剩餘的農產品（主要是糧食）和各種貢賦。農產品不僅關係到人民的生存，而且關係著國家的興衰。農產品剩餘越多，通過貢賦由政府控制的也就越多，國家的實力也就越強。明朝政府尤其重視控制糧食，興盛時大約每年徵收3000萬石糧食。明清兩朝的經濟後盾和財政收入都仰仗南方農業發達地區，每年都要有大量的漕糧和貨幣財富源源不斷地從南方運往京師，僅漕糧一項每年就需300-500萬石。如果沒有如此巨額的農產品為政府控制，專制集權的農業帝國一天也維持不下去。
其次，發達的農業帝國還憑藉傳統農業較先進地區，即基本經濟區來達到維持自己的統治、控制全國局勢的政治經濟目的。正像冀朝鼎所說，中國農業大帝國「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是用經濟紐帶聯結成的整體，而是通過控制基本經濟區的辦法，用軍事與官僚的統治組合而成的國家」。在隋唐以前，中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或農業經濟發達地區）在地理上是吻合的，關中地區發達的農業經濟維持了秦漢隋唐帝都的繁榮。宋元之後，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或農業經濟發達地區）在地理上分離了，對政府來講，控制基本經濟區十分重要。這也就是為什麼明清兩朝對南方經濟發達地區的控制不斷加強的原因所在，沒有發達的基本農業經濟區，龐大的帝國賴何以存？
最後，專制中央政府本身並不生產糧食，但是它卻能通過許多政策或行動對農業生產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對於小農經濟而言，大多數的農業活動不需要政府的參與和配合，農民自給自足地從事生產活動。但是，小農經濟對社會穩定與否、災難救濟強度的依賴卻十分強烈，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有利於小農經濟的生存與發展，動盪的社會政治環境危及小農經濟的生產與生存；同樣面對自然災害，小農經濟的抵禦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當遇到較為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時候，小農經濟則需要政府的各種賑災措施施救和公共基礎設施投入。這無疑加強了中央政府的經濟和政治職能，成為中央專制集權農業帝國存在的依據之一。
傳統農業支撐著龐大的農業帝國，集權政府又強化著傳統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