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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當代詩人有責任理直氣壯地去抒寫城市。在現實生存的繁複、含混、荒誕和司空見慣的日常經驗里，拒絕慣性、虛無和自戀，寫出自己的與眾不同。
在詩歌里玩技巧、玩概念、玩語言的花活，玩得天花亂墜卻不知所云，還樂此不疲，這需要我們保持高度的警惕。
詩人如何置身於人民之中，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不僅僅是解決詩人「寫什麼」的寫作態度問題，更是解決做人的問題。
回歸現實，
為新時代打上誠信烙印
梁平 | 文
本期封面作家 郭天容/繪
1
中國是詩的國度，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源遠流長的中國詩歌長河，洋洋大觀。而在這其中，我們能夠很清晰地發現，詩歌書寫現實，與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關聯幾乎沒有間歇和斷裂，從最初的源頭《詩經》以來，楚辭漢賦，魏晉南北朝詩歌，唐詩宋詞以及元明清文學，這樣的一種關聯水乳交融，並以凸顯的主脈成為中國詩歌優秀的傳統。縱觀新詩百年，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各個主線條上，詩人關注現實、呈現存在，反映時代的宏闊與幽微，也始終是中國新詩生生不息的主脈。從古至今，眾多優秀的現實主義詩人和現實主義作品，數不勝數，栩栩生輝。可以說，中國詩歌傳統體現出來的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中國文學的寶典，也是中國詩人血脈里奔涌不息的、強大的基因。
但是不得不承認，已經有相當長一個時期，儘管各種詩歌熱熱得眼花繚亂，詩歌與現實的關聯越來越弱化，很多詩人的創作與我們腳下這塊土地，與我們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與現實生活的人間煙火漸行漸遠，遠到了曾經讓我們熱血沸騰、曾經讓我們「飽含淚水」的詩歌不知道到哪裡去了，「眾里尋她千百度」，那人不知在何處？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那是因為我在中國詩歌的現場。從新世紀開始，我做了十五年《星星》的主編，接著做《草堂》主編到現在，我一直看重中國詩歌這個傳統，一直旗幟鮮明地在為傳承和發揚這個傳統而努力。《星星》和《草堂》兩個詩歌刊物，十幾年如一日，開設了「非常現實」的重頭欄目，開設這個欄目，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希望在中國詩歌現場，張揚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引導和鼓勵詩人們從象牙塔里走出來，直面我們的社會和時代，直面火熱的現實生活，直面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文變染乎世情」（《文心雕龍·時序》），為人民立言，為時代立傳。
客觀地說，作為一個資深編輯，這些年做得很艱難，難就難在每一次截稿，總是心有不甘，鮮見眼前為之一亮、拍案叫絕的好作品。儘管如此，我們堅定地做，堅持不懈地做，因為這是中國詩歌的傳統，這是寶典，這是中華民族文化血脈里的最重要的基因。尤其在今天，更要理直氣壯地重提詩歌回歸現實，以我們對民族、對人民的真情實感，真真切切地觸摸這塊土地的呼吸和人民的心跳，讓我們的寫作與我們的時代發生關係，留下擦痕，為我們的時代打上經得起拷問和檢驗的誠信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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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和倡導詩歌回歸現實，並不是要給詩歌設定規矩和框框。詩歌創作和其他文學創作一樣，不需要規矩和框框，但詩人必須要有道德的尺度。中國社會轉型已趨向立體和深入，社會的細分和漸趨定型的社會形態所帶來的新問題、新經驗，使詩歌道義的力量，詩人的責任與擔當，不能逃避和游離，不能置之度外，應該成為詩人的自覺。任何詩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詩歌創作提倡什麼，它的方向、原則和態度應該旗幟鮮明。
而一個真正優秀的詩人應該責任和道義在肩，他的寫作應該與這個時代緊密相連。現實生活為我們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寶藏，認識現實就是認識自己。不僅要在習以為常、司空見慣中洞悉它的變化，更需要用心去勘探包括社會形態、人們的觀念與精神世界的演進。現實不是空泛而虛假的概念，不是簡單的油鹽醬醋，不是土地和莊稼、城市與霓虹，而是我們生命與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
誠然，從文學概念上講，直接進入現實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澱和發酵。但就詩歌而言，我一直認為需要及時、敏感地介入現實。這種介入也應該是立體的、深入的，它喚醒的是詩人不同經歷、不同視角的發現與切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詩歌寫作，很大程度上已經轉換為了詩人個體的精神承擔，問題不在於這個個體的承擔，而在於詩人們作為個體怎樣才能夠與社會和時代的進行溝通和融入，在現實中找到自己。這種溝通和融入就是對現實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的現實書寫。這裡，我需要強調的是，詩人不能在現實面前束手無策，喪失了進入的能力。
回歸現實就是要弄清楚現實書寫，這不僅僅是詩學流派現實主義所界定的原則和方向，也是一種嚴肅的創作態度。這個態度既是對中國詩歌傳統的弘揚，也是對「詩歌是生活的表現」的本質確認。現實書寫與偉大的現實主義息息相關，然而現實書寫並非現實主義獨享的專利，其他詩學流派同樣可以、並且能夠持有這樣的創作態度。只是切入的路徑、視覺、點位，以及呈現的方式不同罷了。現實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就是我們的生命路徑和精神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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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是人類思維與現實存在結合的偉大產物之一。所謂「感其況而述其心，發乎情而施乎藝也」，這樣的結合很重要的就是強調真情實感。只要有真情實感，不同的寫作主體就會為詩歌在其形態上帶來了「可能」。這種可能，便是詩人偶然與必然相結合的「可能」。「可能」可能是一個開端，可能是一個過程，也更可能是一個結果。
這麼多年了，我們一直在糾結「寫什麼」和「怎麼寫」，這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作立場和態度問題，一個是寫作技術問題。儘管很多場合上都認同兩個問題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但事實是，看重「怎麼寫」，看輕「寫什麼」，在詩歌創作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有目共睹。不得不承認，在詩歌里玩技巧、玩概念、玩語言的花活，玩得天花亂墜卻不知所云，還樂此不疲，這需要我們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們更期待的是有溫度、有思考、有人間煙火、有血有肉的現實呈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潛下心來思考「寫什麼」應該是我們亟需端正的態度。現在中國詩壇還有一個怪象也是由來已久，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再到新時代，各種各自為政，各種任性，各種不節制、不約束地冠以世界、全球的詩歌皇冠滿天飛，猶如萬花筒似地在旋轉，光怪陸離，良莠不分。我認為，這是詩歌最大的不誠信，這個狀況嚴重傷害了為中國詩歌健康發展殫精竭慮、孜孜不倦奉獻的群體，也嚴重傷害了詩歌本身。
我是編輯，同時也是一個詩人。上世紀八十年代詩歌運動、流派風起雲湧，我沒參加任何流派，任何運動，而其中的將帥人物、中流砥柱很多都是朋友，情感一點不受影響。我是覺得，參加了無非有兩個可能：一是在群體中可以抱團取暖，加快產生影響的速度；另一種可能，就是天長日久，不自覺形成近親寫作和門戶寫作。詩歌寫作的風格與技法林林總總，抒情與反抒情、傳統與現代、口語與非口語等，所有這些都可以剝離、互補、滲透，並不是非此即彼。就像武林高手，每個高手都有獨門絕技，而真正的高手，還能熟悉和掌握十八般武藝。我承認我是城市的書寫者，我的現實就是我的城市。我喜歡在自己生存的城市尋找入口，把筆觸深透到城市的寫作中。現代文明催生了城市化進程，鄉村與田園漸行漸遠，城市已經成為人口集中、人的情感和慾望的集散地。所以，我看重對城市的精神代碼、文化符號以及城市人與城市各種關係里的消極與積極、融入與抵抗、享受與逆反的辨識與思考。當代詩人有責任理直氣壯地去抒寫城市。在現實生存的繁複、含混、荒誕和司空見慣的日常經驗里，拒絕慣性、虛無和自戀，寫出自己的與眾不同。
坊間流行有一句話，把詩寫得別人看不懂就是詩人，把字寫得別人看不懂就是書法家。這實際上是為「裝神弄鬼」做出的最精妙的注釋。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要把別人看不懂當成自己的驕傲。寫作可以有幻覺，做人不能有幻覺，做人有了幻覺就會目中無人。詩歌的路徑和方向千迴百轉，看得懂看不懂都可以成立，它的構建方式，它的敘述手段，它的審美向度都具有獨立的品質，但切不可唯我獨尊。唯我獨尊是詩歌寫作里最大的不誠信。我們可以欣賞自己形成的語言系統和思維繫統，但不能自負，不能目空一切。尤其需要在這樣的格局上學會欣賞別人，要不斷的在寫作中給自己製造陌生。
米沃什（右）和布羅茨基
我喜歡米沃什，他做過外交官、教師、也流亡過，他複雜的身份構成了他的生命經驗的複雜性，他在90歲的時候還說，「到了這種年紀，我仍然在尋求一種方式、一種語言來形容這個世界」。正因為如此，我在花甲之後的寫作，更多的是在尋找一種平和，淡定，而且對人、對事，對人與物、人與社會的關係里，尋求一種貫通。因為人和人之間，人和自然、和社會之間，天生有一種對抗和隔閡。這就是我所看見的現實，我希望我的詩歌能在對抗和隔閡中達成和解，這是現實帶給我的人生態度和寫作態度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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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已經到來，新時代自有其宏闊的歷史內涵，每一個詩人都應該激情相擁這個時代，為我們偉大的民族樹碑立傳，以生命之書成為歷史的精神見證。「新時代」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科學依據、有豐富內涵的理論創新重大成果。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取得重大成就基礎上得來的，是從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進程中做出的科學判斷。新時代必然有新的時代特徵、時代風貌和時代精神。詩歌是所有文學門類最敏銳、最前沿的社會觀察哨，我們對新時代的現實書寫責無旁貸。這樣的現實書寫有一個最重要的標尺就是，要觀察、思考、解讀、把握新時代不同於其他時代的特質、新質和異質，宏大可至朗朗乾坤，幽微可至生命內核最隱秘的部分。
「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王國維）。
我們現在強調的現實書寫，就是新時代的書寫。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繞不過去的一個課題，任重而道遠。現在不少詩人由於過分迷戀自己的慣性寫作，或者對身邊翻天覆地的變化置若罔聞，或者深陷於自己搭建的語言迷宮而不能自拔，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已經缺失了遼闊的胸襟和視野。客觀地講，很多人在現實面前已經束手無策，喪失了進入現實的能力。有的甚至一提到現實書寫，就像跌入萬丈深淵，思維呆滯，文思枯竭，半天寫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來。這不是危言聳聽，我想見過這樣場合和遭遇這樣情境的人一定不在少數，無需例舉。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詩人如何置身於人民之中，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不僅僅是解決詩人「寫什麼」的寫作態度問題，更是解決做人的問題。一個詩人真正把自己當成人了，而不是幻覺出來的「著名」，「大師」，就會自覺擯棄玩熟了的「花活」，真實體驗現實社會的蠕動、裂變、衍進，親歷這個過程，感悟這個過程，在創作上就不會故弄玄虛，就會好好說人話，真實可信地把自己的體驗和思考呈現在讀者面前。
詩歌的現實書寫需要找回的就是人民的立場，這不僅是新時代對詩人創作方向的定位，更是現實社會對新時代的文化要求和價值期待。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的特徵、特質和精神，時代的現實生活就是歷史背景、社會風貌、生活百態、人生況味，詩歌創作不能只是自我怨艾的淺吟低唱，不能一味沉溺於文字遊戲，要給詩歌強身健體。面對新時代，詩人更需要密切關注人類實踐活動和社會現實，關切人類生存的多維度和精神成長，揭示現實生活本相和時代特質，書寫人類豐富飽滿的心靈世界。中國詩歌應該、也必須積極參與和介入這個偉大的歷史推進，讓詩歌與時代同步，觀照社會的願景、與時代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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