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嚴謹規則的格律詩成熟定型於初唐後期，極盛於全唐，直至晚清歷久不衰。格律詩又稱「今體詩」，唐人當時視為本朝詩體，以區別於以往的「古體詩」。不同體裁的唐詩能在中國文學史上展現出一個空前光輝繁榮的時代，是和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的「貞觀之治」分不開的，也是與唐太宗本人重視、提倡、支持文學分不開的。前者是物質基礎的奠定，後者是精神力量的振發。 從唐太宗到唐中宗、武則天、唐玄宗都愛好文學，吟詩作賦，開辦文學館、弘文館，實行「聲律取士」政策，招攬人才，促使唐代文學全面繁榮發展，唐太宗應推第一人。
唐太宗既是政治家、軍事家，也是一位詩人。他身體力行，翰墨垂範，其作品經過古籍整理、搜尋、發掘（包括地下考古發掘），據學者吳雲、冀宇《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迄今計有詩110首、賦5篇、論文25篇、文告（詔、制、冊文、璽書等）439篇。其中，《帝京篇十首並序》、《飲馬長城窟行》、《還陝述懷》、《執契靜三邊》、《入潼關》、《正日臨朝》、《幸武功慶善宮》、《出獵》、《經破薛舉戰地》、《冬狩》、《春日望海》等詩文，都對唐詩的興盛有一定影響。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全唐詩》成書，康熙帝在序中稱：「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據不完全統計，書中的五言律詩有一萬五千餘首，七言律詩有九千餘首，兩者相加就占了「半壁江山」，再把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全部歸納起來，那麼格律詩之多就遠超其他詩體的詩歌了。由此也見證了格律詩在全唐繁榮發展數量之最、速度之快。格律詩是唐詩的主流詩體，已無懸念了。
唐太宗的110首詩作，基本上是五言古詩，這與格律詩作為一種新的詩體當時尚未完全成熟定型有關，但在這些詩作中已先達到格律詩規範的也有，如《帝京篇十首並序·其一》：
秦川雄帝宅，
函谷壯皇居。
綺殿千尋起，
離宮百雉余。
連甍遙接漢，
飛觀迥凌虛。
雲日隱層闕，
風煙出綺疏。
這首詩的內容，與其說是篇首極寫帝王居處宮闕的氣勢雄偉，毋寧說是透露出作者在序中所述的中心思想：「予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下，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庶以堯舜之風，盪秦漢之弊；用咸英之曲，變爛漫之音，求之人情，不為難矣。故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於七德。」其中的「咸英之曲」是指傳說中古代的「正樂」；「六經」則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著作，這些文章教化難道不都關聯到對格律詩的首肯嗎？
此詩的形式，屬於首句不入韻的平起式五言律詩，隔句韻腳「居」、「余」、「虛」、「疏」，一韻到底，其他平仄、對粘、對仗等也都合乎規則。值得一提的是整首詩八句四對仗，講究駢偶，很不容易做到。可見要完成這首詩作，對「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的唐太宗來說，得耗費多少心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視此詩是他格律詩之力作，當屬公允。
再如《五言詠棋二首·其二》：
治兵期制勝，
裂地不邀勛。
半死圍中斷，
全生節外分。
雁行分假翼，
陣氣本無雲。
玩此孫吳意，
怡神靜俗氛。
此詩勇氣兼備，藝術技巧上也同樣合乎格律詩的標準，且是一首除卻尾聯不對仗的三對仗五言律詩。
以上所舉二例，《帝京篇十首並序·其一》約作於貞觀二年（628），《五言詠棋二首·其二》在唐太宗全部詩作的後期。這些都比武則天統治時期的沈佺期、宋之問的格律詩完全成熟定型要早出數十年。在唐朝天下初定後的創始階段，唐太宗親自帶頭寫格律詩，無疑是鼓勵天下臣民寫格律詩，為繁榮唐詩，促進文學與文化建設起到了示範作用。加上他領導下的全國，出現了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崇尚節儉，民族和睦等等的一片繁榮興旺景象，使得格律詩能順應歷史發展而如魚得水。
七言詩的誕生要晚於五言詩，唐太宗的全部詩作中，只有三首七言詩：《餞中書侍郎來濟》屬七言古詩；《兩儀殿賦柏梁體》屬七言柏梁體；《送魏徵靈座》是唯一的一首七言絕句，詩曰：
「勁筱逢霜摧美質，
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當淹泣雲台上，
空對余形無復人。」
唐太宗痛失良相魏徵，悲傷不已，「望哭盡哀」，並為之親書碑文及輓歌詞，這首詩寫得情真意切，是一首一對仗的七絕，詩中雖有「三平調」詩藝之弊，但在該時當可理解。 「
貞觀之治」結束後，詩壇上出現了「初唐四傑」，王勃、楊炯擅長五言律詩，盧照鄰、駱賓王擅長七言歌行，大詩人杜甫稱之為「當時體」，加之日後不斷湧現出來的各具風格的大家，絕非偶然，都與唐太宗對詩歌的提倡密切相關，尤其是對武則天時期的沈佺期、宋之問為律詩的完全成熟定型起到了催生作用。
唐太宗雖然「少尚威武，不精學業」，然而他高瞻遠矚，在戰爭尚未完全結束之際，就將目光轉向文化建設方面。據《舊唐書·太宗本紀上》載：「於時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勛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他的《置文館學士教》如是說：「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詞而詠風雅，優遊幕府，是用嘉焉。」上述「風雅」乃泛指詩文，十八學士即指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等人。唐太宗延攬的天下文學之士，不乏帶有齊梁詩風的前朝遺老，議論商榷也不限於以往朝代的政治得失，而是「高談典籍，雜以文詠」，他對文化藝術興趣愈濃，自己的詩歌創作當然受齊梁餘波的影響也愈大。唐太宗曾創作過不少感時應景、吟風詠月的詩歌，或許因為他認為詩歌僅是娛情遣興而與治道無關。
貞觀二年（628），唐太宗對侍官說：「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朕今所好者，唯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六·慎所好》）唐太宗認為堯舜以仁義治天下，民風則淳厚；桀紂以暴虐治天下，民風則淡薄。他既持有堯舜的準則與周公、孔子的廟堂謀略來治國，寫一些跟政教無關的風花雪月的東西也就不足為奇了。
唐太宗除了親賦格律詩外，他的論文《陸機論》也是推動唐朝格律詩繁榮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對陸機的文才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旱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唐太宗對陸機的德才也是推崇備至，曰：「其詞深而雅，其意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在唐太宗看來，陸機的文才遠超西漢辭賦家枚乘和司馬相如，也高於「建安七子」中的王粲與劉楨，「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沈約修撰《宋書·謝靈運傳》中曾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意思是說，到了晉惠帝元康年間（291—299），潘岳、陸機的才能特別高出於當時的文人，其詩文聲律不同於班固、賈誼，文體有異於曹植、王粲，繁雜的內容猶如稠密的星辰，華麗的辭藻安排得像有花紋織物那樣賞心悅目，既綴合了西漢時的高超辭賦水準，又採摭了建安文學的高雅韻律，承上啟下，詩文異同，馳騁縱橫於整個西晉文壇。這是沈約對潘岳、陸機的肯定與讚賞，也認定了詩歌發展史的總趨勢。
我們雖然無從知悉唐太宗是否讀過沈約《宋書》中的這段文字，但從唐太宗推崇陸機的為人為文，以及對待詩文發展觀來看，都有共同的地方。唐太宗親賦格律詩，提倡寫詩，追慕陸機，為繁榮發展格律詩，垂範後昆，這是無可諱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