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 ，因為時間和社會的變革，湧現了許多的名人，這些名人自身大多都有傳奇的色彩，上有孔子、孟子這樣的一代聖賢，下有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善人知事治國之大全，亦有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這五千年文化的薰陶下，還出現了一個奇才，這人就是提出「知行合一」的明代大儒王陽明。
在明朝建立之初，朝廷便開始奉行宋朝大儒程顥程頤與朱熹為代表的朱陳理學，往後歷代均以朱陳理學的要求來選拔官員，在社會上重視理法倫理，壓抑人的自然需求，然而到了十五世紀中期，也就是成化年間政治、軍事、經濟及世風上都出現了危機。於是思想家們開始反思程朱理學是否真的有那麼完美。王陽明本人及其所創立的心學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走上歷史舞台的。
王陽明的心學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心即理」
二是「知行合一」
三是「致良知」
無論是王陽明的有生之年還是而後的幾百年來，他的心學都有深遠的影響，明有張居正、清有曾國藩、梁啓超，現有蔣中正，外有日本的稻盛和夫對他推崇備至。
為何王陽明的心學在朱陳理學當道的時代另闢蹊蹺，為何王陽明本人及其心學能收到世人乃至於後世的追捧，我認為，社會和時代的背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王陽明本人一直在實踐著他的第二條學說：「知行合一」。
什麼是知行合一「？從王陽明的論述及後來提出的」致良知「來綜合理解，我認為有兩個層面的意思
第一層，王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真知必行」。知道和做到是一體的，不能割裂開來知道不做不能算知道。
第二層，也就是後面提出來的「致良知」，後續發展的心學的核心致良知來理解，知可理解為良知，一個人天生根植於內心的道德，但是這個良知很可能受到蒙蔽沒能發覺，此時的知行合一就是要遵循自己內心的良知去做事做人，最終才能實現真正的執行合一。
雖然王陽明的心學發展有先後順序，但早在學說提出之初，他已經就是知行合一的實踐者，他的一生可謂是知行合一的寫照。
龍場悟道——絕境中仍懷有對世情的憐憫
王陽明所處的弘治年間一向被視為承平的治世，但是當時的官場仍有虛偽，因循守舊而不思進取、結黨營私等陋習。在王陽明看來，這些都是隱患所在，必然會產生社會問題，所以他上疏言事，但並未得到弘治帝的重視。
之後到了正德元年，內閣大學士劉健等人因不滿宦官劉瑾引導皇帝逸樂，請求驅逐劉瑾等人。但因為正德皇帝對劉瑾十分寵信，劉瑾在此鬥爭中反而升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劉健不得不請求退休。這樣的事又引起了言官們的不滿，南京科道官戴銑上疏直諫，遭逮捕。此時的王陽明雖然只是個正六品的兵部主事，但他仍然上疏勸諫。這一行為直接遭到劉瑾的報復，王陽明先是被下詔獄，之後就被貶到了貴州龍場驛去做驛丞小官。
龍場在貴州西北偏僻的山林里，荊棘叢生，蛇鼠蟲害頻發，自然條件非常惡劣。而且王陽明初到龍場，直接面臨水土不適以及與當地人語言不通的窘境。對於出生官宦人家，從小生活富足的王陽明來說，這樣的惡劣環境不得不說是一項非常重大的挑戰，而且政治上的前途看起來也已經十分渺茫。王陽明為了克服對生死的計較，甚至給自己做了一個石棺。但是因為王陽明的內心仍然懷著對世情的憐憫，這樣的絕境並沒有讓他心如死灰。
隨王陽明一起來的僕人一個個病倒，王陽明並不以此為拖累，而是身體力行，打柴、挑水、做飯，照顧自己，同時也反過來照顧僕人。僕人們身處蠻荒、疾病纏繞，個個心情抑鬱，王陽明就創作家鄉的越曲，在曲中插科打諢，僕人們漸漸跟著高興起來。而王陽明也在這樣的事件中體悟到一個人快樂或者憂愁，並不由外在事物決定，而是在於自己的內心。與朱熹所主張的「求理於事物者」的思想相反，王陽明提出人應該向自己的內心去尋找理，「心即理」的體系學說由此頓悟，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
在這個過程中，王陽明其實一直在運用知行合一的理念。遭貶之前，他本可以用「我不過是個小小的六品官員」這樣的藉口給自己開脫，不必上疏諫言，也就不會惹禍上身。然而內在的良知指引他做出上疏諫言的舉動，他的行為遵照了自己的良知。到龍場後，他在惡劣的環境中，仍然不忘世情，這樣的覺察讓他沒有自暴自棄，反而去振作起來、用自己的行動去鼓舞僕人，把道理化在行動里。最終，對知行合一的踐行，讓他在危境之中頓悟「心即理」，心靈釋放的同時也讓他的生活環境開始得到改觀。而這也讓王陽明在程朱理學當道的時代，開始走上一條屬於自己的聖賢之路。
討匪平亂——更認真自覺地投身社會事務
與世人眼中離群索居、苦思冥想的思想家不同，王陽明是一個很認真、很自覺地投入政治和社會事務的人。他認為只知道冥想，只知道修養自知的話，遇到事情的時候不一定能立得住，他主張所有的思想必須在事務上得到磨鍊。這也是他知行合一理念的體現。在這樣的理念驅動下，我們看到的王陽明不僅僅在哲學、思想上是一個大家，同時也是明朝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
當時的明朝各地頻頻爆髮匪亂，王陽明在正德十一年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負責鎮壓贛南、閩西山區的匪亂。在這個過程中，王陽明也充分利用了人心，在他到任後，得知官府中有不少人被盜賊收買，成為盜賊的耳目。於是他開始暗中調查，並抓到了「內賊」。在內憂解決之後，接著讓內賊戴罪立功，去盜賊之中打探情報，逐個擊破這些自立山頭的匪幫。同時王陽明認為，匪之所以為匪，是心中的良知未被發掘，他沒有將這些所謂的匪趕盡殺絕，而是在收復一些營寨後奏請朝廷招安叛匪。到正德十三年底，贛南一帶帶匪亂基本平定，解決了大明王朝數十年的心腹之患。
當然在王陽明的一生中，不得不提的還有另一件大功，就是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叛亂髮動之時，王陽明的手中並無兵可用。於是根據多年的經驗，王陽明再一次運用了「心戰」，空城計、反間計的運用把寧王的軍隊拖延在南昌十幾天，而趁這些時間，王陽明集結了七八萬兵力。接著使用調虎離山計、攻心計徹底將叛軍擊破，從叛亂髮動到平定，前後僅用了四十三天的時間。
一個能去踐行自己的學說，並且實打實地立下赫赫戰功的人，開始被人們所敬服。可以說王陽明本身能做到「知行合一」很大程度上成為王陽明及其心學能受當時民眾敬仰以及後世推崇的重要原因。
立言講學——治心才是根本手段
對軍事行動的親身參與，讓王陽明對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平定匪亂，立下赫赫戰功，並沒有讓王陽明感到滿足。在匪亂平定之後，他不無感慨地說：「平山中賊易，平心中賊難」。他終究認為這樣的軍事手段不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根本途徑，因此他又開始投身興辦書院、講學，希望通過教化讓民眾發掘內心本就存在的良知，根據良知去行動，就不會再有「賊」之說了。
但是在這期間，王陽明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職責，而是做事、講學並舉，兩者皆不疏忽。王陽明有個弟子是做官的，他有心學習知行合一的學問，但是他平時公務繁忙，擔心學不好，於是問王陽明應該如何取捨。王陽明笑著對他說，我什麼時候說過要你拋下公務來聽我講學呢？我的學問是行的學問，需要在事上磨鍊才行。你在斷案的時候，面對犯人，不會因為他的無禮而慍怒，不會因為他的討好而開心，不會因為他的懇求而失去主見，不會因為自己事情龐雜而敷衍了事，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所思所想，時刻糾正，這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在希望教化民眾的初心指引下，王陽明於正德十六年八月回到紹興，接著就開始提出他的核心命題：致良知。他認為一些人表現得沒有良知，其實不是他們的內心沒有良知，只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發現自己的良知而已。而講學就是讓沒有發現良知的人去發現良知。在這段時間，王陽明的思想得到了迅速的傳播，門徒也越來越廣。在全國各地，其門人開始成立書院，邀請王陽明講學。王陽明本人在紹興故居拓地築樓，親自接引學者。而王陽明的語錄、講學書信等也被其門人收錄在《傳習錄》中。《傳習錄》中這樣記載王陽明講學的盛況：「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迎來送往，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
嘉靖七年，剛剛平定思田之亂的王陽明在江西境內的一處碼頭病逝。臨終前，身旁的弟子問王陽明：「先生，有何遺言？」王陽明泰然回道：「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的確，回看王陽明的一生，從少時立志做聖賢開始，就一直在行動的路上不曾停歇，一生遵照內心的良知做事，不辜負自己，不辜負社會，這樣的人生又有何憾可言。這種知與行的統一，讓王陽明能創立自己的心學，而對心學的不斷實踐，又讓王陽明的思想影響更為深刻，世世代代傳至如今，甚至名貫中外。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叫「道理我都懂，但是……」，那這樣的道理就不能算懂得，知道與做到之間沒有形成統一，無疑增添了幾分無力感。而王陽明所倡導的知行合一，告訴我們在事上去磨練，不斷地觀照內心，去行動。這就指引了我們去反覆咀嚼，去貫徹真理，把事物規律內化於心，讓自己的人生及處事光明豁達，無愧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