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以平視的姿態直擊社會差距

光明網 發佈 2020-03-09T08:19:33+00:00

電影《寄生蟲》堪稱一部「三小」影片,但在韓國觀影人次卻達一千萬,這對只有五千萬人口的韓國而言,是一個讓人吃驚的數字: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看過這部電影!

作者:周思明

韓國電影《寄生蟲》一舉獲得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4項重要大獎,成為首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外語片,成為本屆奧斯卡最大贏家。

電影《寄生蟲》堪稱一部「三小」(小格局、小成本、小製作)影片,但在韓國觀影人次卻達一千萬,這對只有五千萬人口的韓國而言,是一個讓人吃驚的數字: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看過這部電影!可見《寄生蟲》是多麼硬核。《寄生蟲》不以「大」上位,乃以「小」取勝。何以故?原因就在於,電影用心挖掘生活,挖掘人性,並在劇本內容、製作水平、演員發揮等環節用工匠精神錘鍊和打磨。恰如韓國總統文在寅所言,《寄生蟲》以最韓國的故事打動全世界觀眾,電影的演出及台詞、腳本、剪輯、音樂、美術和演員們的演技都向世界證明了韓國電影的力量。

《寄生蟲》並非「宏大敘事」,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日常生活書寫。電影講述韓國一個底層家庭的長子隱瞞真實身份到富裕階層家庭面試家庭教師,從而使兩個不同階層家庭產生關聯的故事。通過描繪不同階層家庭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電影狀寫了韓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時代問題。

從美學與歷史的雙重維度考量,《寄生蟲》可謂一部黑色幽默喜劇。故事中,集「無業游民」貧困家族之眾望於一身的長男基宇在到富豪朴社長家應試補習老師之前,一直和一家人一起在狹窄地下室里過著相依為命的日子。在基宇來到朴社長家後不久,通過各種欺騙的手段,妹妹和父母也如寄生蟲一般來到朴社長家工作。然而,他們的野心並未就此止步,就像電影《紅與黑》里的於連與德·雷納爾夫人和瑪蒂爾德小姐的兩次愛情,基宇和大小姐墜入愛河,也有著自己別樣的目的。

基宇一家為無業游民的窮人,蝸居地下室、失業、靠折披薩盒維持生活,為了一份工作不擇手段;富豪朴社長一家則住大別墅、僱傭保姆、專職司機,生活奢侈。基宇與朴社長兩家人,從素不相識到親密接觸,再到峰迴路轉,雙方彼此都發現,維持這種關係,犧牲的可能比得到的更多,於是窮富兩方的矛盾瞬間爆發。《寄生蟲》所描述的矛盾並非簡單個例,而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典型性和普遍性。電影所描述的人與人、家與家的齟齬和矛盾,代表和隱喻著窮人與富人、底層與上層之間的階級矛盾。在這個永遠不可能平等的世界上,貧富差距就像無數面牆,將人分為三六九等。

電影《寄生蟲》對社會、階層乃至人性的思考,可謂深刻,而這部電影在戲劇性的營構方面也可圈可點,呈現「驚悚+幽默」的電影美學範式。正如有論者指出:一邊是水淹陋室,一邊是生日聚會;一邊是冰冷堅硬的體育館,一邊是豪華柔軟的後花園。而金錢則是熨斗,把一切都燙平。可悲復可笑的是,基宇家人像似張天翼小說《包氏父子》里的小包,拿著不菲的薪水,和富豪們同住一個屋檐下,漸漸迷失自我,以為這樣就算是與上流社會畫上等號了。殊不知,地下室里的味道已然烙印在他們身上,時刻提醒著他們,也刺激著他們,自得與自卑在他們心中糾結,不安的情緒始終如影隨形。

《寄生蟲》以平視的姿態,直擊韓國社會貧富差距,反思人的異化現象。導演奉俊昊說:「人生活在社會上,理應和諧共生,然而現實往往否定這種自然狀態,走投無路的人變成某種程度上的寄生蟲。這不是單一方的責任,貧窮也不是一種罪。」透過《寄生蟲》,不難看出電影對國民性的深刻揭示,這似乎可與近一個世紀前魯迅對於「國民性」的批判遙相呼應起來。《寄生蟲》對時代、社會與國民性的開掘,反映了編導深邃思想目光和審美特色,雖然這種揭示是含蓄的乃至曖昧的。魯迅說過:中國的「國民性」是在「滿是血痕」的條件下形成的。竊以為,此言對於別國譬如韓國的「國民性」來說,也同樣適用。而胡風作為魯迅的忠實弟子,他所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創傷」命題,也進一步揭示了封建思想對於下層人民的精神傷害。這點,在韓國電影《寄生蟲》里有著不言而喻的體現,這就昭示了一個理念:好的電影作品是沒有國界的。這也許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文學」,它們的精湛與精深,值得所有人欣賞和思考。(周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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