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對書法發端及價值體系確立的影響
在書法發展史中，趙壹《非草書》的出現，標誌著儒學對書法進行全面滲透、融合的發端，並對後世書法以及書法理論批評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非草書》為最早論及書法的賦文，不僅對草書產生的淵源作了客觀、理性的分析，也對當時習草之風的盛行作了形象的描述，並闡述了作者對草書的認識和對此現象所持有的態度，對後世書法理論的形成與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當時，漢王朝吸取了秦滅亡的教訓，主張「反秦之弊、與民休息」的「文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秦代雖然統一了六國文字，對文字的發展與傳播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焚書坑儒」給文字與文化的傳播所造成的災難，以及對後世文人所造成的文化恐懼性是難以抹去的。漢代皇帝的「文治」為文化和文字的重新繁榮提供了豐厚的土壤，也對吏民的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使得人們在文字書寫的規範和準確上必須使用當時的正體——隸書。漢武帝還設立學官五經十四博士，誦講今文經典，也促進了文字內容的莊重性和嚴肅性，更要求了書寫的精確性和規範性。
儒學之士對於文字淵源關係的考究，既是對先賢創用文字的敬畏與崇拜，又是儒家思想對文化及文字的發展的一種學術態度。可以說，這是趙壹之所以「非草」，認為「草」無益於政的一種根於注重淵源關係的「崇古反今」和「書之為用」的思想根源。但無論如何，趙壹《非草書》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將書法納入儒學體系，強化了書法的文化品格，從而「明確地樹立了一個儒家文化形象——書家對儒家文化的遵循將是最根本的宗旨」（陳振濂《書法學》），書法的審美從此確立了一個影響及今的模式——文化認讀模式。
自西周至東漢之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具有主體特徵的文化體系對書法產生決定性影響。也可以說，這個時期的文化類型是泛化的，書法與文化的結合處於一種自在的游離狀態。漢代儒家大一統思想的形成使得趙壹《非草書》得以站在正統思想的背景下對書法明確提出文化本位的要求，即書法必須遵循儒學的理念和價值範式。同時，這也成為漢代以後書法理論所論述的首要文化內容。
2、儒家影響書法家的人格
在儒家思想「禮」的影響下, 書法藝術的品評「以人論書」 且「首論其人」。在儒家看來，書法藝術與政治倫理、哲學等不同,不能作為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態存在，要來自於個人的品格、修行、藝術修養，並受閱歷、學識、氣質、性格等影響。清代劉熙載《藝概卷五·書概》中談到:「書者,如也,如其學, 如其才, 如其志, 總之曰如其人而已。」就是說的這個。同樣，書寫時的情緒、環境、筆墨的精良程度等對書法創作也會起到一定的影響。「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禮」對書法創作、欣賞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書家必須要有為人稱道的道德品質，也就是古代書學論著所強調的「學書貴立品」。古人在教導學書寫字的同時強調首先具備合乎「禮」的德行品格,即要有君子之心、忠義之行。清代書法理論家朱和羹《臨池心解》一文中對「立品」的重要性作了較為全面、清晰的闡述, 他在孔子的「入則孝, 出則悌, 謹而信, 泛愛眾, 而親於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觀念基礎上，提出了「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這一觀點。古人認為「心正則筆正」「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也可見古人在學習書法時對「立品」 是相當重視的。
孔子對個體人格的尊重，影響了後世士大夫對獨立人格的不斷追求，古人視字為有生命的人，並有書法骨、筋、肉、血之說。蘇軾則在此說的基礎上提出了「書必有神、氣、骨、血、肉，五者缺一，不成為書」的觀點，並提出：「古人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 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之者， 終不能妙。」蘇軾的論述，明顯地將書法與人品修養對應起來， 加上對「韻」「餘味」的強調和對「俗」的反駁，無不是立足於人品與學養的基礎上，這也與北宋當時「尚意」書法美學思想核心不謀而合。
中國書法藝術把儒家所倡導的人倫修養視為自己成就藝術的階梯，儒家講德、才並重，並對德的要求特別重視，認為道德是才華的根本，注重人品的內在素質和外在表現的統一。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書法的創作也必須要講誠信，書寫的規範就是誠信的一種具體表現：如果有人不按照規定好的字體結構來書寫，他人就難以識別，無法得到認可。書法作品的落款、鈐印，不僅僅是為了章法布局、美觀、宣傳個性、色彩對比需要， 也代表著作者的責任感和誠信。晚明的項穆十分明確地將書法看作「道」的體現並認為書法最終的指向是聖徒的培養，他說：「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聖賢之學術，至於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戒，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故書之為功，同流天地，翼衛教經者也。夫投壺射矢，猶標觀德之名，作聖述明，本入列仙之品，宰我稱仲尼賢於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鍾、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
他又說：「況學術經論，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動悉邪。宣聖作《春秋》，子輿距楊墨，懼道將日衰也，其言豈得已哉。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則曰：『人正則書正』。取捨諸篇， 不無商韓之刻，心相等論，實同孔孟之思。六經非心學乎？ 傳經非六書乎？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以閒聖道也。子輿距楊、墨於昔，予則放蘇、米於今，垂之千秋，識者復起， 必有知正書之功，不愧為聖人之徒矣。」在項穆看來，人正則書正，正書法就是正人心。受儒家思想影響，人們將書法藝術活動統統納入自我身心修養的軌道， 書法的學習變成了通往軌道的唯一途徑。儒家思想的「倫理觀」塑造了中國書法的倫理性質，也是對中國書法崇尚人品學養、崇尚士氣、崇尚勁健等品格的驅動和鞭策。
3、儒家對書法審美影響
中國書法在儒家思想道、釋精神的哲學基礎上，各個歷史時期形成了特有的審美價值取向，如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清人「尚質」， 等等。但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和」的審美標準始終處於書法鑑賞與書法品評的主導地位，「中和」是萬物運行和發展的規律,表達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審美思想和人文精神, 是形成中國人普遍思維和審美方式的根源之一, 這也與書法中要求結構均衡、平正，「不激不厲」的審美標準相得益彰。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中和」觀念，既指人自身之內情與理的和諧，也指人與對象之間的和諧，「中和」為美的美學觀是儒家美學的核心，也是書法審美的最高理想和指導原則。書法中強調作品整體理與情、法與意、形與神的和諧統一；線條要有力度、有彈性，要求書法的筆畫、結字、章法等形式因素有變化但不雜亂；書寫過程中運筆的提與按、輕與重、緩與急、起與止、行與留、藏與露、逆與順、伸與屈、疾與澀；結體的主與次、疏與密、借與讓、欹與正、險與夷、離與合、顧與盼、向與背、松與緊、虛與實、動與靜等；用墨的濃與淡、漲與縮、枯與潤、干與濕、沉與浮；章法的虛與實、黑與白、疏與密、主與次、連與斷，等等， 無不是「中和」思想在書法藝術中的體現。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適度原則成為書家遵從的美學規範，並形成了以 「中和」為美的書學觀，所以，「中和」之美也就成為書法獨具特色的審美理想。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儒家思想強調不可越規，自然很少從藝術的角度考慮到藝術家個性和藝術創造的問題。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書法講究中規中矩，凡是崇尚自在、逍遙、激情、自由、張揚個性等，都是怪異之流。因此 儒家思想的禁錮導致書法藝術的個性受到時代精神的局限，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到書者情感的表現，扼殺書者的創作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