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立立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中，尼采曾把詩人比喻為「面孔朝後的生靈」。這意味著，哪怕面前擺放著尖端的黑科技，詩人也會從中找到一點舊時的痕跡。「所以人們可以用他們作通往遙遠時代和印象的橋樑，通往正在或已經消亡的宗教和文化的橋樑。他們骨子裡始終是而且必然是遺民」。于堅正是如此。1994年，40歲的他操著一口昆明腔的法語，第一次來到巴黎。和許多對巴黎抱有浪漫憧憬的異鄉客一樣，他不止一次地想像這裡「一定是個閃閃發光的地方」，遍地是高樓大廈、玻璃幕牆，「就像那些未來城市景觀圖所描繪的那樣」。
然而，現實永遠不能滿足詩人的想像，越是以為會有太多光鮮的場景，越能發現自己的可笑。當他清晨醒來，打開窗子向外張望，眼前出現了一個灰濛濛的舊巴黎：「一群麻木不仁的鴿子正在天空飛渡，幾乎可以看見地平線，沒有什麼建築物高聳入雲」。這是《巴黎記》的第一篇，也是于堅對巴黎的初印象。用他的話說，這「就像一場原子彈爆炸」衝擊著他自以為穩固的世界觀，讓他一頭扎進這個灰色天空下的灰色城市。他堅信，這個世界沒有哪座城市會像巴黎一樣，崇尚19世紀的「過時而致命」的美學，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滲透出如此濃烈的「過期」味：「過期的宴會、過期的地下道、過期的電線桿子、過期的牆壁、過期的情人、過期的柱子、過期的表白、過期的牆垛、過期的劇本、過期的台階、過期的座位、過期的雨篷、過期的孤獨和憂鬱」。
這裡的「過期」，當然不是貶義詞。因為于堅自己就是一個「過期」的人。他年輕時正值知識匱乏的年代。彼時如饑似渴地閱讀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波德萊爾的體驗，就像站在遠處旁觀「外省生活場景」。多年以後當他真正走入巴黎，才知道作家筆下的一切並非純粹的虛構。因為文學是一種語言創造的現實。19世紀法國作家擁有超強的寫實能力，他們寫現實，「好像都抬著攝像機，場景寫得非常精細」。似乎是要與他的文學導師保持同步，于堅把細節提上了日程。於是，巴黎就像他看到的那樣，活在逝去的時光里，將實用主義遠遠拋開：人行道上的隔離樁，像極了中國戲劇里的小丑；坐在塞納河邊的鑄鐵長椅上看風景，就像打開了一幅山水捲軸；雨後鐵欄杆上滲出的點點水珠，則是隱藏在鑄鐵內部的哀傷……
同時，巴黎也是神秘的。這裡有太多幽深的角落，塞滿了裹著厚厚灰塵的歷史記憶。于堅自稱住在城市的廢墟上，更願意成為廢墟的掘土人。《巴黎記》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門。他相信，「那些幽暗走道里的鐵一樣紋絲不動的門」既是通往不同地點的入口，也是跨越時代阻隔、回到過去的捷徑，「可以從17世紀的門進去，從19世紀的門出來，從18世紀的門進入一棟公寓，從20世紀的門進入某個房間」。這樣一來，我們完全可以從《巴黎記》中讀出一點穿越的味道。書中的63篇隨筆以日記的形式羅列而出，將他26年間多次造訪巴黎的感悟糅合在一起，連同他的讀書筆記、他隨手拍下的照片，營造出一個夢一般的巴黎。
沒錯，夢境。自從來到巴黎，于堅就再次回到了青春的夢境中。他時而追憶羅蘭·巴特之死，時而徘徊在普魯斯特的舊居前，時而談論奧斯曼對巴黎的改造，仿佛要把他的巴黎之行變成一次精神朝聖。但他也知道，優秀的詩作從來不是名言警句、哲學思想、歷史典故的疊加，而是生活的延續。因此，為了記錄巴黎的生活，他必須走進巴黎的街市。他在不同時間（早上8點、早上8點半、早上9點）、不同地點（寓所窗口、旅館陽台、林蔭大道）觀察這個城市，想要從光影迷離的影像中尋找那些似曾相識的面孔。他相信巴黎的每個陽台都有一個叫貝姨的婦人，正穿著睡衣在各個房間裡浪遊；他懷疑對面提著塑料袋慢慢走過來的老頭子，就是高老頭的後裔：他們遲緩的動作、蒼老的面容，完美詮釋了巴爾扎克的筆法。
這樣的巴黎就是偌大的客廳。于堅情願走上街頭，將手藝人、釀酒師、麵包師、肉販子統統請到自己租住的公寓里，聽他們講述身邊的軼事。這些故事從洗衣房、麵包坊、菜市場，逐漸擴散到公園、廣場。這是巴黎特有的美感，數百年間就像「被上了發條似的」，始終「嘀嘀嗒嗒，按部就班，慢條斯理地進行著」，不會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有絲毫的走樣。只是，誰都不能武斷地將這種美與年輕、前衛、時髦畫上等號。在巴黎，白髮蒼蒼的老婦人照樣會塗著口紅，緩緩地從18世紀的巷子裡走來，不帶一絲窘迫地站在玻璃櫥窗前「看那些令她動心的裙子」。甚至，如果不嫌體弱，她也可以與年輕的粉絲一起端坐在沙龍里，傾聽來自東方的詩人朗誦他寫的詩。而這位來自東方的詩人呢，則會想起他的外祖母。她和台下的巴黎女士一樣，「總是在下午3點左右出門，穿過鐵局巷，穿過坐在人行道上一個接一個的貨郎」，先吃一碗餛飩，再聽一場戲。
這不就是生活嗎？熟悉于堅詩作的讀者對這樣的描述，應該不會太過陌生。《巴黎記》就是一首長篇敘事詩。詩人流連在街心花園、跳蚤市場、舊書店、咖啡館裡，有時「胡話連篇冗長混亂」，有時「混雜著敘述、解釋、思辨、詩歌、短篇小說和箴言」。但不管他寫了什麼，《巴黎記》註定是于堅的私人記憶。在巴黎的日子裡，他總會想起他遠在中國西南邊陲的故鄉昆明，和他曾經居住過的尚義街6號。那裡有一棟法式的黃房子，他曾為它寫下長長短短的句子。這正應了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史特勞斯的話，「每一個人身上都拖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帶的那個世界去。」如果沒有經年累月的閱讀體驗，如果沒有與于堅相似的生活經歷，恐怕很難進入他的世界。說到底，《巴黎記》不是遊記，不是回憶錄，更不是文學評論。這是一個男人對遠去時光的回望。他帶著詩人的敏銳善感，將快速向前的當代社會拋在腦後，自顧自地吟誦著經典作品的句子，在它們的陪伴下回歸他的精神原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