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春天的到來，新冠疫情逐步得到了控制，街上也開始熙熙攘攘。
壹點靈抗擊疫情心理援助「微光行動」也已經進行39天了，截至3月2日，已累計援助25768人次，累計援助時長13328小時。
疫情平息，心理援助的工作是否也將接近尾聲？
疫情對心理、社會、人類會產生哪些後續影響？
心理人、心理行業的春天，何時才會到來？
今天，壹點靈有幸邀請到了本次「微光行動」參與督導的專家：浙江大學馬建青教授、中科院心理所抗擊疫情安心行動秘書長史占彪教授、壹點靈副總裁朱浩亮教授，談談他們眼中的「微光行動」以及心理行業即將迎來的春天。
看不見的力量，讓人恐懼
新冠病毒爆發早期，人們還沉浸在即將過年的氛圍中。
直到武漢封城那天，疫情相關的信息鋪天蓋地而來，恐慌才席捲了整個華夏大地。
中科院心理所史占彪教授告訴我們，傳染性病毒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它強大、源於自然且會危及生命，人們對這種力量感到恐懼和恐慌，源於我們對它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
多數人早期忽略了新冠病毒的嚴重性，習慣性過著無所顧忌的生活，直到它真正爆發時，才展露出無盡的恐懼。人們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災難什麼時候會降臨，這種「無力」、「無助」、「被動承受」剝奪了人類一直以來的「唯我獨尊」的驕傲。
網際網路的發達，信息渠道過多，使得2020「新冠」的信息傳播得遠比2003「非典」迅速很多，事實、謠言混雜。從心理學的角度，謠言的背後是一種不安全感，它往往不是傳播者有意識地「搗亂」，而是因為害怕的情緒讓人放大了對一個個信息的解讀。
在恐懼的大背景下，每個人在疫情下的直接反應卻又是不同的，這和他所處的環境有關：
醫護人員目睹了很多生死，確診病例人群體會到了生命的威脅，居家隔離的大眾在接受信息的同時可能遭受「替代性創傷」……
疫情之下，不同人群表現出不同的心理特徵，這在衛健委出台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文件中描述得很詳盡，心理危機干預是分級、分類、分階段的。
史占彪在接受我們採訪之前，剛接待這樣一位來自武漢的確診病例。她進過ICU，經歷過身邊其他病人的死去。幸運的是，她治癒出院並回到家中，但卻時常會驚恐發作。她會沒來由地突然感到強烈不適，有胸悶、氣透不過來的感覺，渾身顫抖、手足發麻，有瀕死感。
她覺得，「我怎麼這麼『慫』，怕得要命，肺炎好了，卻又有了心理疾病？」
史占彪就對她說，「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事』的問題」——
「一個突發事件的影響，會放大或催化一個人本身具有的小問題，也會讓人更加關注自己的感受和體驗。而人在面對重大應激事件時，會表現出一些心理問題，這是正常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在非正常狀態下的正常化』，任何有過這份經歷的人都不容易逃過。從科學的視角去理解某些現象發生的必然性，這樣人就能釋然了。之後才是去調動自己內在的潛能和優勢來應對。」
在「微光行動」中，求助者多為平時心理健康水平良好的人，90%以上是首次接受心理諮詢。他們樂於接受新事物，願意主動尋求幫助，但他們不太了解心理學或者心理諮詢。
壹點靈副總裁朱浩亮教授說，「這樣的來訪者由於本身心理功能健全，在心理諮詢師的干預下，能在短時間內看到效果，恢復到正常水平。而那些對心理學感興趣或者接受過心理服務的人群，他們是有一定耐挫力的，或者說是『心理免疫力』，在動盪事件發生時有更強的耐受性和自我調節能力。」
「泛泛而談無用，直面來訪才有意義」
新冠疫情作為全國性的災難事件，不由讓人聯想到08年的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後，無數心理工作者、志願者滿懷熱情，奔赴災區。
當時，浙江大學教授馬建青向教育廳請願，在第一時間率浙江支教團83人赴災區開展心理援助。回憶起那次援助行動，馬建青說，汶川災後的心理援助是心理行業發展的里程碑，標誌著心理援助開始納入重大事件的救援工作中。
汶川地震後的心理援助四個「從未有過」：
1.從未有過的高度重視，心理援助工作第一次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領導人多次講話和有關文件中都強調加強災後心理援助工作；
2.從未有過的大眾參與，汶川地震後的心理援助是第一次大眾、大規模參與；
3.從未有過的深入人心，宣傳普及工作到位，全國老百姓一下子意識到心理援助的重要性；
4.從未有過的混亂不堪，奔赴汶川的志願者能力參差不齊，熱情多於專業，反而給當地帶去了混亂，占用了本就有限的資源，當地「防火防盜防心理」的說法也由此而來。
12年後，馬建青再一次投入到了心理援助的工作中來，心理諮詢的發展令人欣慰。
他說，新冠疫情心理援助呈現出反應快，介入快，規範有序等特點。「指導原則」、「專業督導」、「諮詢倫理」，各大平台、機構都在默契遵守。
以壹點靈為例，早在1月24日除夕就率先啟動了抗擊疫情公益心理援助項目，並建立專家督導團，定期對服務諮詢師進行培訓及督導，馬建青教授就是專家督導團中的一員。
馬建青說，03年非典，心理人只有極少數在醫院參與救援；08年汶川地震，雖然是大規模參與，卻是赤手空拳去的，到了又不知道能做什麼；今年，雖然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會有一些不足，但在意識上，專業度是大大提高了。
不過，就援助形式而言，此次因疫情的特殊性，心理專業人士很難進到真正的一線，只能採取線上援助的形式。
對此，史占彪表示遺憾，他曾經是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站長、玉樹心理援助工作站站長、天津濱海新區心理援助工作站站長，這次抗擊疫情心理援助只能住在中科院心理所，以電話的形式接待來訪者和督導志願者。而之前的援助工作他都會親臨一線，和災區群眾吃住都在一起。
史占彪教授認為，「直接和來訪者對話，直接訪談和接觸來訪者，更實在、更有意義，是在做實事。而有些間接幫助，或許是心理人的自嗨，反而有消費疫情的嫌疑。只是寫一些不痛不癢的科普，不直接去體會到當事者的心情，這種知識是廉價的，是過載的信息。」
「令人欣喜的是，面對大眾泛泛而談知識概念的越來越少，大家都漸漸意識到這種做法效果的局限性。直面來訪者的越來越多，面對專業人員的現場督導效果很好，面對大眾的線上的交流、談心談話也很好。」
「越來越注重倫理、規範，更加明顯地以來訪者為中心。」史占彪認為，這是心理諮詢行業和公益性心理援助的重要進展。
「當下很多諮詢師更懂得尊重來訪者了，是滿足來訪者求助的需要，而不是出於諮詢師助人的需要。」 史占彪指出：「專業是為需求服務的，而不是用來作為『自戀』的展示。」
這種成長並非諮詢師單方面的，來訪者也成長了。史占彪感嘆道，「比起十年前，他們不會再一味聽從專家安排，他們明白自己的尊嚴、需求、個人隱私要受到尊重，已經有了自我保護的意識，這也會篩選掉部分不合格的諮詢師」。
不過，大眾對心理學的了解還是遠遠不夠的。
「微光行動」的心理援助熱線是面向全社會的，部分來訪者會詢問心理諮詢師一些「超綱」的問題，比如「我是不是被感染了」。也有來訪者本就具有臨床診斷的精神障礙，在疫情的刺激下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問題。
大眾或許還不了解心理諮詢的邊界所在，這時候就需要諮詢師來堅守，馬建青教授表示，「我們範疇內的事情我們盡力去做，能力範圍以外的問題，我們就要及時轉介，要把問題分類，告訴他們可以向誰求助。」
馬建青坦言，「這一次因為疫情的情況特殊，不適合比較多的人到疫區去，迫使我們只能用遠程的方式進行諮詢。」
但他認為，這種形式在某種意義上也帶來一些好處。遠程諮詢同樣可以起作用，對求助者也比較方便；對諮詢師而言，還可以避免人多引起的混亂。現在通訊技術發達，一般大眾還能通過視頻、文章等形式實現心理自助。
關於面詢相較於遠程的優勢，他說道：「面詢時雙方可以有更多直接的情感交流，能觀察到對方的情緒狀態，這個是遠程的方式缺乏的。"
朱浩亮教授也有相似的看法，認為這兩種形式的心理諮詢各有特色。
「面詢更容易建立信任的咨訪關係，諮詢師對心理技術的使用也得心應手。而遠程心理諮詢形式多樣，即時性好，來訪者的選擇也更多。」
本次壹點靈的公益心理援助中，近七成來訪者通過電話的形式尋求幫助，其餘來訪者採用文字或視頻的方式進行諮詢（具體數據詳見《大眾疫情心理及行為洞察報告》）。
「多數來訪者會在最初選擇電話諮詢的方式，而在和諮詢師建立一定信任之後，選擇視頻諮詢」，朱浩亮解釋道，「在本次心理援助中，來訪者會有隱私方面的擔憂，出於自我保護，不選擇視頻諮詢。」
事實上，心理+網際網路的形式正在中國逐漸興起。
朱浩亮認為，「這一定程度上基於網際網路在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社區心理服務體系還未完善，心理諮詢尚未納入醫療保險，導致來訪者和諮詢師之間出現一定斷裂。而壹點靈這樣的心理+網際網路平台作為橋樑，讓心理服務觸手可及。」
史占彪說，「來訪者在網上一樣得到幫助。雖然見不到本人，但是只要來訪者有真正的需求，通過網絡視頻和電話交流是能夠實現有效幫助的。」
「而習慣於面對面的諮詢師，也需要主動學習新型的諮詢方式，通過網際網路主動積極、靈活多樣地和來訪者建立咨訪關係，這同樣也可以做專業的心理諮詢，開展合適的心理援助。」
當熱線電話不熱了……
疫情隨著春天的到來趨於穩定，熱線電話會漸漸不熱了。
表層的焦慮、恐慌也可能轉入深度的抑鬱、內在的憤怒，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心理援助的工作是否也將接近尾聲？
「並不是沒有打心理熱線，就代表心理狀況很好；也不要以為疫情結束了，就什麼事都沒有了，疫情對中國文化、中國經濟、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生活方式都存在很大的影響。」
「重點是分類、分級、分段」，史占彪強調道，「一線的醫護人員感覺怎麼樣，確診後康復的病人怎麼樣，青少年受疫情的影響如何，這些都是要逐一關注的」。
史占彪教授說：「我們要關注變化、影響，走向理性覺察、反思探索；向內求，達成內心世界的豐盛、圓滿、自在、通達；而不只是向外求，得到顯貴、發達、熱鬧、影響力。」
朱浩亮認為，疫情結束後，心理援助的工作重點會從大眾心理健康轉移到重點疫區關愛，對受影響嚴重的群體進行重點幫扶。
對於疫情是否會給大眾帶來創傷，馬建青的看法是，「是否有心理創傷的可能，需要去篩查；後遺症明顯的，要提前做一點干預工作。」
「這次疫情對一般人而言，患創傷後應激障礙（簡稱PTSD）的可能性較低。他們會有一些現實的擔心，比如復工安不安全等，這也是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去做工作的，要儘可能降低影響。」
馬建青教授稱，湖北可能會是PTSD的重點地區。「現在有些情緒還沒來得及反映出來，但是事情平緩後，情緒反而出來了。比如，曾經病危又被搶救回來的人，家中有人因病而去世的，都需要重點關注。」
馬建青就曾接待過這樣一位來訪者。
她從小失去了父親，而母親在這次疫情中也不幸感染病逝了。不僅如此，外公也被病魔帶走，只留下了孤零零的外婆。常年身處國外的她深受打擊，茫然無措，幾乎每晚無法入睡。
這樣的來訪者後續還會需要「哀傷」的相關干預。疫情對他們的影響，不單單是生一場病那麼簡單。
寫在最後
疫情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影響是深遠的，史占彪這樣形容道，「疫情就像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激盪出很多人性弱點和社會陰暗面，會造成很多波動，一時半會消停不了，需要持久的心理援助」。
疫情會把已有的矛盾放大化，讓平時不會出現的問題都浮現出來，就像地震一樣，把不太好的房子都震塌了，沒有動盪是看不到這些問題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
這次疫情，給了人們特殊的反思。
感染的恐慌讓人與人之間平添了一些不信任，人們也對於群體性的活動有了戒備心。在疫情的隔離期間，大家都被迫學習如何獨立地過好自己的日子，而漸漸不依賴於從前交織得密不透風的的人際圈。
「現在人類對他人和外在的世界產生了太多依賴，不斷想要建立更多的關係，贏得更多的資源，向大自然掠奪更多的財富，這都是貪婪的表現。人類的生活，應該有所節制。」
當被問到，一個人的生活最理想的狀態是什麼，史占彪坦然地回答道：「自在、自然，別太自戀。」
「什麼是自在呢？就是讓自己穩穩妥妥地活在當下合適的位置上，時刻保持自我覺察，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有限性，把握好自己已經有的力量和能量。」
當疫情漸漸趨於平緩，英雄歸來，戰場上的故事都會成為經歷。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那背後是以生命的喪失作為沉重代價的。
「既要看到壯舉，也要看到犧牲」，史占彪說道，「疫情所帶來的負性心理能量需要面對和疏導，心理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疫情過去，但所有的一切創傷不會都過去，站在社會文化的角度，還有很多後續的工作要做。
採訪的最後，史占彪這樣說道：
「疫情讓人們得到了鍛鍊，勘驗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卻也充分暴露出許多人性的弱點，原本很簡單的問題變得複雜化了。這個階段電話諮詢和網絡服務是非常寶貴的，然而這些還遠遠不夠，和疫情的對話是持續的，對人性的反思是深入的，與疫情有關的心理援助工作也要科學、有序、持續、深入地做下去。」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