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雍正而言，繼承皇位代表要擔負起整個國家的重擔。而在經歷漫長的康熙時期後，清朝所要面對的，則是嚴重的財政危機。
康熙在歷史雖然多受讚譽，但在後期卻面臨嚴重的國庫虧空問題。這種虧空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國庫稅收不足。清朝建國後，基本沿襲明朝制度，稅收制度也是如此。因為官員地主不納稅，國家稅收反而集中在普通百姓身上。
這種做法，不僅讓那些原本沒有多少土地的貧民需要承擔極大負擔，積成民怨，國庫也時常空虛不足。康熙年間，為了開戰，常有賣官補充國庫的事情發生。李衛就是在康熙後期，依靠買官獲得官職。另一面，官吏嚴重腐敗的情況，也讓國庫收入日漸萎縮。
所以，雍正繼位後，需要對康熙年間所做的政策，乃至整個制度，進行更大程度的調整。
從政策而言，雍正皇帝仍然將農業放在國家根本政策當中。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數千年農耕文明的傳統，註定了重農政策的延續。
雍正年間的政策，除了鼓勵農民精耕細作，興修水利外，對康熙年間鼓勵大規模開荒種田的政策有所調整，轉而引導百姓在保證糧食生產的情況下，又兼顧林牧業的發展。
而且，雍正跟歷代重農政策的不同在於，他並非採用重農抑商的政策，而是在照顧農業的同時，兼顧商業。
尤其對外貿易上，雍正重新開放閩粵海禁，這一政策對東南沿海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經濟政策的推行，有助於社會恢復。只有社會經濟恢復，財政收入才有基本保障。
當然，雍正年間推行的諸多政策，並非一蹴而就。 雍正初期，曾經推行過非常嚴厲的禁止採礦政策，但是這些政策推行後，發現社會上私自鑄造貨幣的情況愈加猖獗，於是開始緩和禁令的推行，轉而放鬆礦禁，對後來清朝礦業發展和貨幣危機，起到很大幫助。
但政策調整僅是一面，雍正皇帝繼位後所要面臨的財政危局，已經積弊極重，僅靠政策調整，已經難以解決根本問題。所以，雍正必須對清朝原有的制度，進行變革。
相比政策推行，制度變革更需要組合拳。扭轉官場風氣腐敗，這是雍正推行變革的開始，也是這場變革是否能夠成功的的基礎。
雍正一面整治貪官，一面從制度上堵住貪腐的漏洞。從地方財政審查，到完善監察制度，再到養廉銀的設立，都是以此為目的。
尤其是養廉銀，其實康熙年間，朝廷就有意整治腐敗，但效果不明顯。而雍正則是在治理腐敗以外，又將過去地方官員徵收稅糧的「火耗」歸入國庫，再從其中拿出一部分，分作官員的「養廉銀」，充作額外收入。
火耗本就是過去官員潛規則收入，雍正的做法，則是讓過去的潛規則收入，變成公開合法的收入。
同時，雍正又在地方上推行「官紳一體化當差納糧」。這個政策，就是讓官員和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 。同時推行的還有「攤丁入畝」政策。這個政策是從過去按人口繳納賦稅，轉向從土地收繳賦稅。
正如前文所言，雍正以前，國庫稅收主要集中在貧民百姓身上。他們的收入最少，繳納的稅收卻是最多。而那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官員和地主，卻無需繳納賦稅。
在推行「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化當差納糧」後，不僅官員地主需要繳納賦稅，更重要的是，賦稅也會根據他們的土地多寡來分攤。這樣一來，不僅簡化了地方收稅流程，減少腐敗的漏洞，也能真正意義上充實國庫，減少貧民壓力。
甚至，這些措施還帶來一些其他影響。比如，老百姓可以減少賦稅的束縛，更容易外出務工賺錢，不用死守著一畝三分地。
當然，這些政策和制度的推行，必然涉及到許多人的利益，遭到反對也是必然。雍正二年，朝廷推行「官紳一體化當差納糧」時，就曾遭到河南考生以罷考作為抗拒。最後，雍正則以嚴厲手段壓下。
種種手段，才將諸多制度和政策推行下去，讓清朝得以走出康熙後期的財政危機，迎來乾隆年間國庫充實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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