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我國歷史上一部體大思精的歷史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傳記著作。西漢司馬遷撰。
司馬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西漢史學家太史令司馬談之子，幼年耕讀於故里，十九歲時家徒茂陵，到京師長安。二十歲時遊歷大江南北，考察風俗，「網絡天下放失舊聞」二十八歲，入仕為郎中將。元豐三年（前108年）繼父職，任太史令，得讀史官所藏圖書，獲得了有利的修史條件，公元前98年，為李陵降匈奴事辯解下獄，慘遭腐刑，蒙受了極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當輕生之戀萌生，司馬遷耳邊便想起父親臨終前的遺言，以及自己發願完成一代大典的決心。
自古以來，權貴富人生時顯赫，死而名滅，多到不可勝計，只有那些具有堅強毅力 ，崇高品質而做出一番事業的人才能名垂青史。這就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一唱三嘆、反覆申說的「發憤著書」說。
受李陵之禍，司馬遷立場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他從個人的悲怨之中解脫出來，發奮著書，出獄後任中書令，他把自己的憤懣和不平傾注在《史記》中，成為「一家之言」，表達了鮮明的愛恨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難，揭露專制統治的黑暗，留下了寶貴的實錄作品。這一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脊樑。
我個人對司馬遷《史記》的評價就四個字：「體大精深」。
- 「體大」指《史記》五體結構和系統性。
- 「思精」指《史記》內容的全面性和進步性。
說到《史記》的結果，它是司馬遷精心創建的一個系統工程，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史記》由五體構成：一，本紀十二篇；二，表十篇；三，書八篇；四，世家三十篇；五，列傳七十篇，總共一百三十篇。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用五十二萬多字，寫了三千年歷史。
五體，名稱不同，寫作方法也不同。記載的內容各自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大體系。具體來說：
- 本紀提綱記載的國家大事，以王朝和皇帝為中心內容。
- 書是分門別類的文化專史，按專題內容從古到今敘述。
- 世家記載的是列國諸侯。
- 列傳是人物傳記，著重寫人的言行或歷史事件。
- 表是聯繫紀、傳的橋樑。
史記的五體內容都以人為中心寫歷史，從古到今各個階層，各個階級人物活動勾畫出來。其中既有帝王將相、公卿貴族、也有士農工商、醫卜遊俠、以及市民小井，社會方方面面的人物與生活都寫進去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宗教以及天文地理，無所不包，這樣豐富的內容十分有條理的反應了出來。
《史記》有著豐富的思想性。它要在結構上把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反映出來，所以五體以及各體的篇數都包含哲理義理。
司馬遷時代盛行五行哲學，認為天地萬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組成，人間社會歷史也表現為五德始終循環。
五德始終指改朝換代，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克，就是戰勝的意思。例如周為火德，秦為水德，所以秦代周。漢代得了土德，因此漢朝取代了秦朝。
五行說的產生，也從人體自身結構獲得啟示。人有雙手，每手五指，雙手十指，十就是滿數。諸如五體、五官、五臟和「五」掛鈎。
十二本紀，「十二」的數目象徵一年十二個月。三十世家，「三十」的數目象徵一個月為三十天。十表，「十」的數字象徵十日為一旬，十是滿數。八書「八」的數字是一年四季的倍數。七十列傳，「七十」的數目象徵地球繞太陽轉一周為一年，三百六十的五分之一為七十二，七十二去掉尾數，取一個整數七十。
《史記》五體和各體的篇數，反映的是五行思想的年曆。是一種文化運動的象徵，是那個時代歷史哲學的反映。
司馬遷自己評述《史記》，說它所要達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際」，研究天與人的關係，它有兩個方面的內容。
- 第一是說「天」有意志，冥冥之中君主的保護人，所以君主稱天子，是代表天統治人民的。君主施政不能逆天而行，政荒暴虐就是逆天，逆天就是喪失天命，改朝換代。這一理論告誡君主要兢兢業業，愛護人民。雖然荒誕，但有一定進步性。
- 第二是說「天」為自然界，講人類社會歷史要放在天地大環境中，所以天文、地理納入了歷史。但《史記》主講「人為」，並不宣揚「畏天」。這是它的進步性。
「通古今之變」，是講歷史要貫通古今，找出變化的規律，所以《史記》是一部通史。司馬遷認為世間一切都在「變」，應該用「變化」、「發展」的觀點去探討事物的發展規律，掌握歷史興衰存亡的規律，所以司馬遷不守舊、不循古。他對古今關係的處理是詳今略古，認為離當代越近的歷史越應該總結，目的是以古為鑑，著眼現世和未來。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成一家之言」，就是在敘述歷史中，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這是司馬遷的一大創新。由於《史記》是一部百科式的通史，體大思精。所以思想是雄闊而博大的。例如其中的天人觀、政治觀、經濟觀、歷史觀、戰爭觀、民族觀、道德觀、人才觀都體現了司馬遷的看法，代表了當時最進步的思想。因為司馬遷要拿出自己獨到的見解來回答歷史是怎麼變化發展的，所以他不與聖人同是非，突破了舊的思想傳統和官方框架。這種創新思想，集中體現在讚揚道家以及為商人遊俠立傳這幾個方面。班固在其所著《漢書·司馬遷傳》中批評說：「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班固所批判的司馬遷之「弊」，恰恰是司馬遷思想中光彩奪目之「長」。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肯定文景之治的昇平而否定了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敗。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了商人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所做的貢獻。頌遊俠是肯定這一類人能夠犧牲自己，救人救急之道德。實際上司馬遷是通過歌頌黃老、商人、遊俠來表達他對開明政治的嚮往，對人民求利和反強暴的肯定。這些思想正體現了《史記》褒貶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尺度不受統治階級正統思想的約束，而是從一定程度上從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來立論。這無疑是那個時代最進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