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前，中國絲綢已流入古羅馬，引發了古羅馬對絲綢需要的矛盾，使其急待尋求和開闢絲綢貿易途徑，雖然開通了南北兩條陸上貿易之路，但更為重要的是在公元前開闢了一條通向中國海岸的遠洋航道，使古羅馬有了海上的絲綢貿易之路。
西漢初年，對西方的絲綢輸出，完全由政府以外交饋贈的方式進行。經過「文景之治」的多年積蓄，到了武帝發動旨在開闢「絲綢之路」的遠征中亞的戰爭時期，國家已有多年累積起來的大量絲織品，價值數百萬兩黃金。漢通西域開通「絲綢之路」後，西北遊牧部落便將從中國無償獲得的絲織品開始在從中亞經小亞細亞半島販運到希臘、羅馬的市場上傾銷，從此在歐洲人的生活中，穿絲衣服的人驟然大增。公元4世紀的希臘文人馬賽里奴斯在他的《史記》中說，「昔時吾國僅貴族始得衣之，而今則各級人民無有等差，雖賤至走夫皂卒，莫不衣絲」。正是這種對絲綢消費需求的不斷增長，才使得中國通過中亞與地中海沿岸歐洲國家的絲綢貿易，能夠保持長久的繁榮。
一、對絲綢需求的矛盾
中國絲綢既美麗又昂貴，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極大的矛盾。早在中亞「絲綢之路」打通之前，在經由滇緬印度進入中亞和歐洲的漫長遙遠通道上，需要水陸兼程；而在北方南西伯利亞商路上，更是草原漫漫，關山相望，充滿了險阻和艱辛。加之由於居間商人的多次轉手而遭受的暴利盤剝，使得羅馬人為進口中國絲織品，必須付出大量黃金。作為亞歐大陸橋的「絲綢之路」出現後，由於中西直接交通洞開，途徑也大為縮短，沿中亞商路販往西方的中國貨物，從此與日俱增。其中除以絲綢為大宗外，還有普列尼所謂的「中國鐵」，以及少量的桂皮和大黃等等。
可是從歐洲被運到東方的產品，很少是中國人需要的。腓尼基（黎巴嫩）和埃及的玻璃製品，以及羅馬本土的羊毛和亞麻織物，雖然有一定的市場，然而靠這些東西，即使再加上其它的雜貨，也遠不足以平衡貿易逆差。根據可靠的中國文獻記載，大約在奧古斯都和少年皇帝尼綠的時代里（公元前27年——公元69年），印度人、安息人將中國絲綢轉售給羅馬人時，價格要提高一百倍。直到公元2世紀，上等的中國絲織品的價格還與黃金價格相等，在歐洲市場上每磅仍賣12盎司純金。當時，羅馬帝國每年的商品進口總值多在一萬萬賽斯太斯（羅馬幣名）以上。其中與東方的全部貿易金額，將近100萬英磅。老普列尼曾經估計說，因為從中亞間接購買絲綢的價格驚人的昂貴，僅此一項，羅馬每年最低都要支出五千萬賽斯太斯，相當於42.5萬金磅。
他在《自然史》中寫道，「奢侈和婦女使我們付出了這樣的代價」。白里內也承認，「據最低之估計，羅馬的金錢，每年流人印度、賽里斯及阿拉伯半島三地者，不下一萬萬賽斯太斯，此即我國男子及婦女奢侈之酬金」。李約瑟援引胡特生說，「總的說來，羅馬對東方的國外貿易，嚴重入超。必須用金銀錠或硬幣來補償」。這種金融上的日趨枯竭。也是導致「羅馬帝國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
據說王莽時期中國曾以銅幣兌換金幣，約有五百萬兩黃金被積聚起來，因為這個數字比起歐洲中世紀的全部通貨數量還要大，實在難以令人置信。但羅馬帝國確實為購買中國絲綢而陷入了財政困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底勃里烏斯皇帝，下令禁止人民衣絲，因為國家已經缺乏為進口絲綢而必須支付的巨額黃金。但實際上，這些金子的絕大部分並沒有流入到中國，而大都被絲綢貿易的中介商人所瓜分。
根據沃明頓的《羅馬帝國同印度之間的貿易》一書提供的事實，羅馬為購買中國絲綢而付出的大量黃金，「並沒有到達中國，很有理由認為，黃金大概全部被中間經手的一些國家分去了。這些中間國家用本國的產品和羅馬帝國的貨物加在一起運到中國去做買賣，從中攫取高額利潤。絲綢貿易中這種極端不利的地位，迫使羅馬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不得不為爭奪絲路的控制權而與絲綢貿易的轉手國家，進行不懈的鬥爭。在亞歐「絲綢之路」開闢之前，他們竭力在印度洋上尋求直接通向中國的航路；在中亞商路開通之後，則長期試圖以武力打破安息（帕提亞）、波斯（薩冊王朝）大夏（巴克特里亞）和大月氏（貴霜王朝）諸國的貿易壟斷地位，努力探索直接同中國進行絲綢貿易的可能性。羅馬人的奮鬥，帶來了兩個重大歷史後果：一是在公元前即開闢了一條接近通向中國海岸的遠洋海上航道；二是公元後從我國引進蠶種子和種桑養蠶技術獲得成功。
二、海上航道的開通
南亞印度和相繼稱雄中亞的波斯帝國、安息帝國及其以後的波斯薩珊王朝等古老國家，出於地理位置的獨特，在亞歐非三個大陸之間的古代交流中，曾經長期地起著跳板和陸橋的作用。在文化上它們是東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交流和傳播的媒介，在貿易上又是獲利豐厚的中間商人。特別是在歷時長久的亞歐絲綢貿易中，無論是取道海上或陸路，都很少可能避開這些國家和地區，而在生產國和消費國之間直接地進行。
古代印度同西亞和歐洲之間，見於記載最早的陸上交往，大約始於公元前398年。此間由希臘藉的波斯宮庭醫生提西阿斯從印巴次大陸第一次帶回了有關「金液泉」（金礦石）和「樹衣」（棉花）等印度知識。公元前302年至公元前288年之間，希臘的大旅行家麥伽塞因斯，奉賽流西亞王之命出使了月護大王創建的孔雀王朝，成為第二個進入印度的歐洲人。此後不久，埃及的正式代表狄奧尼撒斯即向阿育王遞交了國書，波斯也幾乎同時派出哲人和祭司來到印度的都城。
至於通過波斯灣和阿拉伯海的海上交通，記載頗詳的較早著作是《紅色海的周圍》一書，這位與我國王充同時代的作者，是一個終身從事遠洋船舶貿易的希臘籍埃及商人。他的家鄉就在紅海西岸貝雷尼斯港口附近。李約瑟指出，他雖然沒有受過學院式的教育，可是在講到航路、港口以及裝載和買賣貨物時，敘述得相當準確可信。而且反映了早在古希臘和古羅人還不能從紅海進入印度洋之前，印度人和腓尼基人早已發現並且經常利用」信風「進行海上航行。
公元前一世紀以前歐洲人還只是沿著阿拉伯和俾路支斯坦南部海岸，航行到巴爾巴里肯和巴魯加扎（布羅奇）。但是根據塔爾恩的史料，到了奧古斯都或提比里烏斯在位期間，也就是公元前85年，有一個名叫希巴魯斯的羅馬水手，也發現季風（貿易風）能夠用於航海的秘密，於是希臘埃及人的載重500噸的羅馬商船隊，藉助信風很快駛出巴勃·曼達勃海峽（紅海口），開始活躍在印度洋中。到公元一世紀中葉，少數羅馬船舶甚至遠航到喀的加拉，李約瑟認為」這個地方可能在印度，或甚至可能是（中國）廣州的某個地方「。此後不久，一支聲稱安敦皇帝使節的羅馬商船隊，自日南徼外踏上中國土地，來到遙處北方的東漢京都洛陽城，晉獻了從沿途購置的禮品，並同我國官吏舉行了貿易談判活動。這也是有史可稽的歐洲船隊來到遠東中國後，得以第一次直接購得中國絲織品的例證。
當時的一位羅馬演說家曾經誇口說所有貿易商人及商船能夠帶回來的東西都到了羅馬。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指出「從這個時候起，羅馬搜集鄰國之所有，以供其奢華之生活。……巴比倫地氈與其它東方產品，需用甚多。…每年約當夏至，120艘商船，從邁奧霍穆出發，……因為有信風之助，40日可渡大洋。馬拉那海岸及錫蘭島，乃其尋常停泊之處，亞洲遠幫商賈，多麋聚於這些地方，以待羅馬商人之來，與之交易12月或1月為其預定歸期，回到非洲後，乃卸貨於駱駝背上，自紅海至尼羅河可以達到亞歷山大里亞港口。然後再由此渡過地中海，輸往羅馬都城」。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歐洲出現了海上保險公司。從東方諸行省輸入的貨物主要是貴重的中國絲織品，由羅馬本土的奧斯提亞港口卸下，再順台伯河逆流而上，最終運至帝國都城。
三、海上的絲綢貿易
羅馬人依靠自己的遠洋商船隊，確實獲得了更多和更便宜的東方產品。在印度甚至出現了由羅馬敘利亞人開設的商場，在我國廣州的番禺還辟有特定區域，專供僑商們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務活動之用。希臘地理學家斯脫拉波曾經身臨其境，在埃及的邁奧霍穆港上，親眼目睹到大規模的羅馬商船隊進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真實情景。
老普列尼有記載說，每年仲夏時分從紅海港口伯倫尼卡乘船來到印度馬拉巴海岸里穆奇的，是大批從埃及趕赴東方的羅馬商人。此後不久，就出現了一些用希臘文和拉丁文撰寫的有關印度洋海上貿易的書，諸如《厄立特利亞海航行指南》、《地理志》以及更晚些時候的《世界基督教各國風土記》等等。前者是由一個僑居埃及的希臘富商於公元一世紀後半葉撰成的，作者根據某些有關中國事物以及絲綢貿易的傳說寫道：
「過克利斯國，抵秦國（中國）後，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在其國內部，遠處北方，由此城生產絲、絲線及用絲織成的綢緞，經陸路過巴克特利亞，而至巴利格柴。……往秦國甚不易，由其國來者，亦極少有人」。
在托勒密和較晚的科斯馬恩的著作里，也都涉及到這種遠洋海上絲綢貿易的具體內容。他們說「從遙遠的國度里，我指的是中國和其它的輸出地，輸入到錫蘭島的是絲」。在羅馬人積極探索東方遠洋海上航路的同時，西漢帝國的官方商船隊，也在為駛向印度洋而冒險挺進。公元前104年即武帝太初年問，漢庭遣譯使船隊齎黃金繒彩，從廣州出發歷時一年到達黃支國。安作璋認為這次遠航所經各國，我們雖不能確證其為今日何地。但以航行的時間計算，也有二三萬里的航程「。
《漢書·王莽傳》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這一條記載具有重要的歷史內容。滕田豐八以為黃支國可能就是《大唐西域記》里的達羅毗荼之都城建志補羅。他在《葉調·斯調及私訶條考》中斷言，「西漢武帝時，漢使似已沿海至印度東岸」。然而以陝西茂陵近年出土之鑲金銅犀牛尊來判定，犀牛形態生動逼真，其額上明顯長著兩隻角，完全是非洲犀的像形。可見，此行縱然未能進入阿拉伯海，也似乎到達了非洲的東海岸，並且有可能將活犀牛裝船運回國中。
《漢書·地理志》所記「黃支國應募者俱人海，市明珠、壁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帛而往」，安作璋認為此即「漢絲已運輸到黃支國的記載」，為中國早期從事海上絲綢貿易之確證。另有皮爾斯的《桑給巴爾》一書指出，從這一時期起，「羅馬帝國派商船開入東方海洋，直接同印度和東方通商」。根據《魏略·西戎傳》，漢末、三國和魏晉期間，「大秦國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多異物」。這些記載充分表明，羅馬商人已能水陸兼程從緬甸上朔伊洛瓦底江，進入今日我國雲南的滕沖。
《梁書·中天竺國傳》、《晉書·大秦傳》和《魏略·西戎傳》都說，羅馬帝國的遠邦商人，後來又於孫吳黃武5年和晉武帝太康年間，多次直接操海路來中國從事直接的絲綢貿易活動。後期的羅馬敘利亞航海家在中國廣州附近設立有商場的證據之一，是他們在那裡種植了指甲花。我國的《南方草木狀》一書即詳細記述了這件事情。
然而海上遠洋航道的開闢，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羅馬人在亞歐絲綢貿易中的不利處境。特別是從他們發現絲綢比起本土服物要舒適和華麗得多的時候起，對於進口中國絲和絲製品的需求量，便與日俱增。而有如上述那樣一條漫長和艱險的海上航路，在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亞商人的暴利盤剝之後，確實獲得了價格較為低廉的東方產品。只是在當時的航海技術條件下，遠洋海上貿易又常為季節性的信風所局限，依靠如此沒有保障的供給線，同羅馬人奢侈和豪華的消費需求相比較，顯得極不相稱。絲綢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急需開闢新的貿易途徑，客觀上促成了絲綢之路的開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