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道明:發獃才是最好的事

慧心榮德心理諮詢中心 發佈 2020-03-31T17:39:46+00:00

我覺得很多人達到「自由」的狀態是在「無能期」:退休了,社會不需要你了,年輕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認為這是自由,其實那不叫自由。



首先是一個小福利~


我們知道在生活節律被打亂的現在,每個人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情緒。


所以我有一些擔心你,想著有沒有什麼法子,可以讓你好受一點。


因此特意免費為每位有需要的人提供了30分鐘的交流時間,

為了更好地陪伴。


醫院呵護您的身體,我們關心您的心靈。


文/陳道明

圖/Ryan Miller


01


到了喜歡往回看的年齡了。小時候我家住一個小樓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樹,夕陽西下,窗簾撒的都是慵懶的光,我願意看著老槐樹的枯枝,因為上面棲滿了烏鴉。


常德道小學一年三班,我永遠忘不了的一個班級。前些日子和同學小聊,一聊沒完沒了。我這班同學是從小學一直到中學,因為住在一條街上,所以朝夕相處。


這條街叫重慶道,街還在,老人兒不多了。更多的是為了看這條殖民街的遊客們。往日的靜謐已蕩然無存。


現在體會了什麼叫年輕?就是第一次越來越多:第一次上學,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戀愛,無數次令人興奮不已的第一次——什麼叫年老?就是最後一次越來越多,最後一次出門,最後一次吃飯,最後一次穿鞋,無數令人沮喪的最後一次。



想起那個年代,制服、自行車,吃的是大鍋飯,我慶幸經歷過它。儘管經過文革各種運動,包括物質生活的貧乏,但那種單純帶來的美好,始終不能忘卻。


那時候世界沒有這麼赤裸,一個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錢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為自尊,也可能是因為虛榮,也可能當時社會之風氣,讓慾望包紮得比較嚴實,現而今反倒變成了一種美好。


1989年拍《圍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戲能不能拿獎,能不能火,不在創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個工作,因為那是我的職業。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沒有覺得怎麼還不拍完。我們天天騎著自行車去拍戲,從東城奔西城,酬勞上,每個月大家都惦著夜宵補助費,因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開始,文化與商業開始交流,愈演愈烈。慶幸的是,我這些所謂的理想主義的思想,完美主義的念頭始終沒有放棄——儘管時常被物質崇尚所摧殘。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現也教會了我輕狂,到什麼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為是。無視了比你能力更強的人的存在,這就是狂。



我說過我不愛交朋友,其實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會跟別人甜如蜜,也不會讓別人跟我甜如蜜。我覺得人真是掏心窩子的時候,就離分開不遠了。有時候有朋友跟我說太多他自己的東西,我會制止他。一,這個跟我沒關係,對我來講是沒有用的;二,掌握對方太多的東西,會產生一種「懸空」的情緒,永遠在兩人之間罩著,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訴我了,好似肺腑。這種距離不會產生多少美感,到頭來只落得個「不在乎」。


走到現在,我並沒有覺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觸社會的一個最好的方式,可能別人覺得廝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樂,其實也不錯。



02


有三十歲的朋友告訴我,他活得很焦慮。社會走得太深,你就會焦慮。能對生活多控制一點,焦慮就會少一點。


一天到晚在飯桌上跟人吃飯說話——說的話跟自己毫無關係,說的都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好消息、壞消息、真消息、假消息都得擱進去——你就是垃圾桶,你盛也得盛,不盛也得盛。擱這麼多垃圾,怎麼可能不焦慮?


朋友往往會問:你在家都幹嘛?我說什麼都沒幹,發獃呢。


我認為發獃是最放鬆的事。嘗試把自己腦袋放空,哪怕只有幾分鐘,其實也挺幸福的。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人忍受不了空白就要往裡邊填東西,給自己加載。其實最好的事兒就是跟好朋友一起發獃。有一起發獃的瞬間,說明關係是多麼放鬆。我們常常在與人接觸時讓自己撐著,都是怕話掉地上,話接話,趕快接起來,太累。



而且焦慮感很大一部分來自不自由。我覺得很多人達到「自由」的狀態是在「無能期」:退休了,社會不需要你了,年輕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認為這是自由,其實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被拋棄,而是放棄。


我曾經在西北一個廟門口看到一幅對聯:「在高處立,著平處坐,向闊處行;存上等心,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我一直在體會著它。「在高處立」是說可以站得很高看問題;「著平處坐」,踏踏實實,平等對人;「向闊處行」,就是說心胸要開闊,做事要變通,別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結中等緣,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離接觸,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說要能吃苦。這是一個很難達到的境界。


行而正難,思無邪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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