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來了》有個神秘人物,就是「我」。
這個「我」只有聲音,沒有形象,我們無從得知他是誰。
關於「我」是誰,大家見仁見智。
有人認為,「我」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這個「我」是國軍、是游擊隊、是八路軍,是民兵,是抗日時期奮起戰鬥的人。
這個觀點也能找到證據。
在影片中,借刀殺人段落,有一個被日本兵捉拿的中國人,被人五花大綁,還被神槍手說有勇無謀。
這個人被捉拿殺害,最終沒能在約定時間取人。
這個「我」也可以是每個愚昧的中國人。
為啥這樣說?
影片最後,馬大三和村民們為了糧食,把鬼子帶回村子,最後招來殺身之禍。
把鬼子帶到我們中國人面前的,恰恰是我們中國人。這個我,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
這一觀點能自圓其說,影片還做到了前後呼應。
《鬼子來了》改編自尤鳳偉的小說《生存》,他提到的「我」是個實實在在人——吳隊長。
姜文將「我」做了改編,讓村民去找五隊長,對方告知並不是。
我想說的是,這個改編展現了姜文的天才。
它抓住了農民交流的魂魄。
鄉村是一種熟人社會,和城市生活不同,大家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歸有光在《項脊軒志》就提到,在鄉村生活久了,就能足音辨人。
對於這項本領我心領神會。受疫情影響,我被困在山東的一個小鄉村,天天在家讀書寫文,院中有人經過,我就能通過腳步聲辨人。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也提到他的觀察,鄉村人打招呼的方式,會習慣用「我」自我介紹,這是熟人社會形成的交流習慣。
在「面對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報姓的。很少太太會在門外用姓名來回答丈夫的發問。但是我們因為久習於這種「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時候用到了門內人無法便被你聲音的場合。
用「我」就能自報家門,正是鄉土社會的特色。
「貴姓大名」是因為我們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聲、聲氣,甚至氣味,都可以是足夠的「報名」。我們社交上不長上口也就表示了我們原本是在熟人生活中的,是個鄉土社會。
《鬼子來了》設定神秘的「我」,是姜文的有意為之,還是妙手偶得,我不得而知。
它妙在符合鄉村社會中的交流習慣,因為這個「我」不是馬大三的相鄰,導致馬大三無法聽音辨認。這宣布鄉村特有的交流方式失靈。
我引用《鄉土中國》來解釋《鬼子來了》,並非腦洞大開。
《鬼子來了》對中國鄉土社會的描寫和觀察,俯拾即是。
鄉土社會本是血緣關係構築的社會群體。在這個社會形態中,「年長的對年幼的具有強制的權力」。
費孝通就認為,在中國鄉村中的權力結構正是長老權力,承認父權的天然合法性。
《鬼子來了》就把父權營造的倫理關係,做成了笑點。
名場面就是日本鬼子小三郎一臉怒意地馬大三說,「你是我的爺,我是你的兒」。
血緣關係輩分大小,能夠成為每個中國人的代稱。
馬大三在二脖子媽面前說「王八操的」,二脖子媽很生氣。
這就是血緣關係帶來的邏輯思維。
因為引來鬼子,馬大三一度成為村裡的眾矢之的。在給鬼子要糧食成功後,他的鄉親父老第一次親切地叫他「三哥」!
這又是兄長為尊的傳統價值觀。
這些例子,足以看出《鬼子來了》很懂得用鄉土中國的語言講中國農民的故事。
《鬼子來了》值得讚美。
話說回來,影片中的「我」自始至終都是模糊不清,我們僅有的信息是,成年男性,農村出身——還是個抗日戰士。
鄉村特有交流方式的失靈,也暗示了鄉村的將會因為「我」的出現,導致鬼子來了。
大家困苦平靜的鄉村生活,因為「我」的到來,被無情打破。
馬大三就明確表示,「別老是我我我,我怕這個我啊」。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個「我」讓村民擔驚受怕一直存在但又不敢面對的東西。
「我」在影片不承擔明確的表意功能,並不代表一個具體的存在。姜文故意模糊「我」的身份特徵,就是想要引起大家思考,「我」是誰,「我」為什麼害怕「我」。
如果不能體會這層用意,非要糾結「我」到底具體指的哪個人——那好吧,我們也能找到答案,影片結尾就有字幕。
「我」的真名是李海濱。
他的個人照我也找來了,這下大家滿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