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採用的數據來源於2017年度「研究生培養質量反饋調查」中的「全國博士生離校調查」。
本次調查採用分層抽樣的方式進行，各階段的抽樣單位是：第一階段以全國範圍內的研究生培養單位為抽樣單位，綜合考慮不同研究生培養規模；第二階段以全國省域劃分為二級抽樣單位；第三階段以院校類型為三級抽樣單位，兼顧綜合類大學及行業特色類大學。
抽樣兼顧院校層次、所在地區、學科大類及培養規模，突出代表性。在具體抽樣過程中，為保證抽樣單位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和異質性，首先按照各培養單位研究生學位授予規模大小進行排序，然後按照抽樣方案設定的院校樣本量需求計算出一定比例進行等比例選取，並綜合考慮培養單位的省域分布、層次分布、類型分布等因素，最終確定了100所研究生培養單位作為此次調查的樣本單位，並對這100所院校的畢業研究生進行全覆蓋調查。
本次調查中全國共有61所院校完成調查，博士生問卷共計發放18367份，回收有效調查問卷820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44.68%。根據研究問題需要，本文僅統計脫產博士畢業生數據，納入最終統計範圍的問卷數為7367份。
博士生延期率有多高？
多維度下的博士生延期率 ：
首先，個體特徵方面，從性別、入學年齡、選拔方式及出國（境）經歷四個維度分析，見表1。
由表1可知，整體而言，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為39.68%。性別方面，女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要略高於男博士生。
入學年齡方面，博士生的入學年齡越大，則平均延期率也越高，且26歲以下畢業的博士生群體，其平均延期率不足35%，而在大於30歲的博士生群體中，其延期率則上升至43%左右。
選拔方式方面，總體來看，貫通式培養（含提前攻博、碩博連讀和直接攻博三種類型。為便於分析，本文將非提前攻博和碩博連讀歸入「碩轉博」類型）的博士生，其平均延期率要明顯低於分段式培養的博士生，且貫通程度越高，則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也越低。既有研究指出，貫通培養可以提升人才培養效率，而且可以將博士生培養過程中關鍵節點的「質量控制」落到實處。本研究則為上述觀點從延期率角度提供了新的證據。
出國（境）經歷來看，在讀期間有出國經歷的博士生群體的平均延期率要略高於沒有出國（境）經歷的群體。出國（境）經歷對拓展博士生的國際學術視野、增強科研水平和研究能力、促進研究生教育國際化有重要作用，但也可能會對其在規定的學制年限內能否正常畢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根據博士生的具體情況制定更具彈性的學制應是博士生培養機制改革中的重要議題。
其次，學科特徵方面，從學科類型和「一流學科」入選情況兩個維度展開分析，見表2。一方面，從學科大類來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類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均在35%左右，而自然科學類的平均延期率則略高於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為36%左右。在各學科大類內部，不同學科門類的平均延期率差異明顯。
具體而言：
人文學科中，歷史學的平均延期率最高，為45%左右，哲學和文學學科的延期率在40%左右，而藝術學延期率最低，不足20%。
社會科學中，博士畢業生的平均延期率由高到低依次為教育學（44.44%）、管理學（38.72%）、法學（31.79%）和經濟學（27.23%）。
自然科學中，農學的平均延期率最高（45.93%），其次為工學（39.52%）和理學（38.95%），醫學的延期率最低（20.62%）。
美國研究生院理事會（CGS）的一項研究指出，十年內博士學業完成率呈現明顯的學科差異，工程領域最高（64%）而人文社科領域最低（49%）。2008年日本人文、社會專業博士生延期比例高達84.9%和68.2%。
另一方面，從是否入選國家「一流學科」建設名單情況來看，入選國家「一流學科」建設名單的學科，其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為30%左右，這一比例要明顯低於未入選「一流學科」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41.90%）。
第三，院校特徵方面，從院校層次和院校地域兩個方面展開分析。之所以將院校所在地域納入分析框架，主要考慮到目前我國區域之間博士生培養的規模、條件差異較大，博士生教育資源過度集中在東部地區和少數高水平大學，這些差異可能會對博士生的培養效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為便於分析，根據最新的國家「雙一流」建設入選情況，結合中國科學院大學（簡稱「國科大」）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簡稱「中國社科大」）側重科學研究的特色，將院校劃分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國科大和中國社科大及其他高校四個層次；將院校所在地域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類。表3的分析結果顯示，
從院校層次來看，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最低（37.06%），其次為其他高校（37.42%），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國科大和中國社科大的博士生平均延期率均超過40%。
從院校所在地域來看，博士生的延期畢業率在東部（35.79%）、中部（42.38%）、西部（44.99%）三大區域之間依次上升。若單純從博士生培養的效率視角來看，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博士生培養存在「低效率」問題，這一發現值得引起重視。
博士生延期時間有多久？
多維度下的博士生延期時間 ：
首先，個體特徵方面，整體而言，延期群體中，有48.15%的延期時間為一年，19.05%的延期時間為兩年，而延期時間在半年左右和超過兩年的比例分別為13.01%和12.50%。
性別方面，男性和女性在延期時間分布上呈現較為一致的分布規律，平均有接近一半群體的延期時間為一年，但也有三成左右的群體延期時間在兩年及以上。
入學年齡方面，大致呈現出入學年齡越大，延期時間越長的分布規律。具體而言，在26歲以下群體中，延期一年的比例接近55%，而延期時間在兩年及兩年以上的比例在7%左右，但隨著入學年齡的上升，延期時間在兩年及兩年以上的比例明顯上升，在大於30歲的群體中，延期時間在兩年及兩年以上的比例超過27%。
選拔方式方面，直博生、碩轉博及普通招生群體延期時間在一年左右的比例逐漸下降，而普通招考這類非貫通式培養博士生延期時間在兩年以上的比例要明顯高於直博生和碩轉博博士生群體。
出國（境）經歷方面，有出國（境）經歷的博士生群體延期時間在一年的比例明顯高於沒有出國（境）經歷的群體，但後者延期時間在兩年及兩年以上的比例則要明顯高於前者（見表5）。
其次，學科特徵方面，從學科大類及門類來看：
人文學科中，延期時間為一年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歷史學（65.00%）、哲學（52.94%）、文學（46.39%）和藝術學（40.00%），但藝術學博士生延期時間為兩年的比例占到60%，文學博士生延期時間在兩年以上的比例明顯超過歷史學和哲學。
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博士生延期時間為一年的比例（65.00%）明顯高於其他學科，但教育學和管理學延期時間在兩年以上的比例則明顯高於法學和經濟學。
自然科學中，農學博士生延期時間為一年和兩年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學科，而延期時間在兩年以上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工學、醫學、理學和農學。從「一流學科」入選情況來看，相對於未入選的學科而言，「一流學科」博士生群體延期時間在半年的比例略高而延期時間在兩年以上的比例則略低（見表6）。
院校特徵方面：
從院校層次來看，國科大和中國社科大博士生的延期時間在半年及以下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院校，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博士生延期時間為兩年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院校。
從院校所在地域來看，中部地區院校博士生延期時間在半年及以下的比例要高於東部和西部地區，東部地區院校博士生延期時間為兩年的比例要高於中部和西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博士生延期時間為一年的比例則要略高於東部和中部地區（見表7）。
基本結論
本文利用2017年全國博士生離校調查大樣本數據對博士生的延期畢業率、具體延期時間及其差異進行了量化研究，得出如下四點主要結論：
第一，整體而言，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為39.68%，在延期的博士生群體中，有48.15%的延期時間為一年，19.05%的延期時間為兩年，而延期時間半年和超過兩年的比例分別為13.01%和12.50%。
第二，從個體差異來看，性別方面，女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要略高於男博士生，進一步的回歸分析顯示，在自然科學中，男性延期機率要顯著低於女性；入學年齡方面，入學年齡越大，博士生延期的機率越高，且延期的時間也越長；選拔方式方面，碩轉博、直博生這類貫通式培養博士生的延期率要明顯低於普通招考類分段式培養的博士生，且博士生培養的貫通程度越高，則延期機率越低；出國（境）經歷方面，在讀期間有出國（境）經歷博士生的延期機率要顯著高於沒有出國（境）經歷的群體，且這種差異尤其體現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類學科中。
第三，從學科差異來看，人文學科大類中，歷史學（45.05%）的延期率最高，其次為哲學（40.48%）和文學（39.52%），藝術學（18.52%）延期率最低；社會科學大類中，教育學（44.44%）的延期率最高，其次為管理學（38.72%）和法學（31.79%），經濟學（27.23%）的延期率最低；自然科學大類中，農學（45.93%）的延期率最高，其次為工學（39.52%）和理學（38.95%），醫學（20.62%）的延期率最低。
進一步的回歸分析發現，與人文學科相比，農學博士生的延期機率顯著更高，而社科和醫學博士生延期機率則顯著更低。此外，入選國家「一流學科」建設計劃的博士生延期機率要顯著低於非「一流學科」博士生，且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
第四，從院校差異來看，「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最低（37.06%），而國科大和中國社科大博士生延期率最高（43.93%），博士生的延期畢業率在東部（35.79%）、中部（42.38%）、西部（44.99%）三大區域之間依次上升，進一步的回歸結果顯示，在自然科學中，院校層次越高，博士生延期機率越高，但不同區域間延期率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
相關討論
首先，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時間長短直接取決於博士生學制長短的規定。
我國博士生學制規定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1-1990年）的學制為2~3年，第二階段（1990-2000年）的學制為3~4年，第三階段（2000-至今）採取彈性學制的現象日益普遍。
一些學者對博士生的學制規定及變革方向進行了相關研究，建議未來改革方向應適當延長博士生學制並擴大彈性區間。這需要相關部門協調做好管理和服務工作，牢固樹立「以學生為本」的理念，特別要做好延長學制後博士生的資助、心理輔導、就業服務等輔助工作，確保博士生能夠安心且專心進行學位論文撰寫和研究工作。
其次，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時間長短也取決於學位論文選題的難度和挑戰性。實行彈性學制有助於鼓勵博士生選擇難度更高、更具挑戰性的選題，而不是僅僅為了順利畢業而選擇一些四平八穩、難度較低和挑戰性很小的選題。
任何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選題都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培養單位應在一定程度上營造寬鬆、容錯的良好研究氛圍，鼓勵博士生能夠靜下心來從事學術研究，為取得更具創新價值的成果創造內外部環境和條件。
第三，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時間長短也取決於不同的學科文化及學科知識生產的方式和規律。
不同學科研究成果的產出規律和產出周期有較大差異，因此不必制定出整齊劃一的培養年限和學制，而應該充分遵循學科知識生產的「內在規定性」，充分發揮基層學術組織和導師（組）在博士生培養中的基礎作用，任何外部培養管理方面的「規定動作」均應建立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而不宜採取由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式干預。
硬學科、軟學科、純學科、應用學科等不同學科博士生培養及學位論文撰寫呈現較大差異，因此需要培養單位更具個性化、靈活性和動態性的培養過程及管理服務作為支撐。
第四，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時間長短直接影響到我國博士生培養的效率和質量。理論上講，博士生培養的高效率必須是建立在高質量的基礎之上，而在很多時候，質量和效率之間又會產生矛盾性—過分追求高效率可能是以犧牲質量為代價，而過分追求高質量又可能以犧牲效率為代價。
因此，如何能在博士生培養的質量和效率兩大價值取向之間取得平衡，努力達成高質量基礎上的高效率，是未來亟待深入探索的一個重要話題，也是博士生培養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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