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隨便說一個，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的都是窮人，他們都是昔日受苦受罪的人，就像那首詩說的「紅旗捲起農奴戟, 黑手高懸霸主鞭」，這是歷史的常態，但是為什麼他們窮人翻了身，做了主以後異化了？他們走向自己的反面，比前朝皇帝還壞。怎麼解釋？用咱們過去的那種理論解釋不了，我們過去階級鬥爭觀念，簡單的糖衣炮彈觀念解釋不了，這是一種文化，中國特有的，所以我想結合這幾位，范蠡我們不講了，因為他無可挑剔，而這兩個人很典型，他們前半生輝煌，後半生悲哀，昨天的英雄，後天的小人，許多人從他們身上看到了現在有些人的影子，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下。我們不講太多的過程，這些內容網上都有，我們一起來分析分析為什麼，我覺得這個符合咱們現在的年齡和咱們的工作。我們先看呂不韋再看李斯。
我給大家講一個插曲，中國各地的文化，看歷史的時候有不同的角度。我四月份去福建的泉州，泉州華僑大學，中國有兩所華僑大學，一所廣州暨南大學，一所在泉州，都是國僑辦直屬的。本來就在學校里講，結果他一看這兩個題目能做大，就變成了全市性的講座，題目也不是我們今天的題目，又換了一個他們感覺很貼切的題目。本來就是講呂不韋和李斯兩個人，咱們會認為得出的結論是走好人生路，而他們的題目是《歷史是商學院》，他們覺得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的經商、做人、致富的道理。
最早央視策劃講這些人的時候也沒有想到今天的效果，最早他們策劃的是中國富人系列，富人系列裡列了很多人，中國第一個富人——億萬富翁范蠡，《史記》說范蠡家族的財產是巨萬，中國最早的億萬富翁，最後的以胡雪岩結束的，學界有一句話，「古有陶朱公，近有胡雪岩」，兩個商聖。但是後來是我打退堂鼓了，為什麼？講著講著感覺沒意思了，因為前三個人很有意思，呂不韋、李斯、范蠡，但是再往下講，感覺沒勁了，我覺得不僅我沒勁，別人聽著也沒勁。為什麼？因為後來真正靠自己勞動起家致富的不多了。那時候再往下講就講到了官商結合，用政治權力尋租而致富，比如清朝的和珅，那就沒意思了，講不出味道，只有他們權錢交易，只有貪污腐敗，胡雪岩也有這個問題，紅頂商人。我也認識到自己有短處，近代清朝畢竟不是我的主攻方向，大面的事可以講，但是講得很細了我怕自己拿不住。
因為中國的富商確實極具中國特色，靠勞動、勤儉起家的不多。所以中國人最相信的是既富且貴，如果光富在中國不值錢，沒有地位，中國人最相信，富了還得貴，貴是自己的身份，社會地位，只富不貴不保險，既富且貴就保險了，有身份了，進入政界了，按現在的說法有一定的保護色了，這就造成了中國人的追求，一方面是經商賺錢，一方面是從政，所以呂不韋、李斯是典型的。
我們看一下呂不韋的商業智慧。所謂商業智慧未必說他是一個典型的商人，而是說他致富發財，能夠在政界爬上高位，有很強烈的商業意識。大家是不是注意到這一點，他成功是因為他有很強的商業頭腦，這個人真是了不得，如果他不從政，光經商，中國商業史肯定有他一筆，因為這個人有真本事。他從頭到腳滲透了商人的意識，我們不是反對商人，我們更不是瞧不起商人，商人在中國歷史上很需要弘揚艱辛勞動的能耐。
但是呂不韋就是因為他的商業意識太強烈了，什麼事只要到他那兒，他觀察，分析，操作保險，他得給你用利來衡量。有利他要干，我們說商人不求利還求什麼？《史記·貨殖列傳》第一句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一點不容置疑，如果商人不求利，他幹什麼？但是問題是，如果一個人都是為了利而奮鬥，為了利而謀劃，這就容易出現問題。呂不韋就是這麼一個人，成功是他的商人的意識，失敗也是商人的意識，他自己可能渾然不知，因為他自己已經投入進去，只要考慮問題他肯定這樣。所以一個啟示便是不要太商業化，不要太功利，尤其你在政界。
呂不韋失敗就是這樣，當你把商人意識帶到政界，你保證不行。我們一塊兒分析分析，呂不韋的第一個特點是經商的能手，第二是一個從政極具冒險色彩的強人，就是經商能手、政治強人，但是他失敗得很慘，活了五十七歲，這個人有許多東西是他特有的，也就是後人學不來，只此一家就呂不韋，所以這個人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很獨特，我們講戰國史後期，秦統一中國的時候離不開他，因為他跟中國最大的幾個謎團有關係，比如他和秦始皇什麼關係？他和秦始皇家族有什麼關係？撲朔迷離，讓我們感覺到欲罷不能，我們繞過他往下講繞不過去。
司馬遷很偉大，他在《史記》中不說套話，不說迂腐的說教道路的話。他開創了中國最優秀的一個史學傳統，那就是講故事，不夾雜個人的評議。但是司馬遷如果光講故事沒有關鍵點也不行，也不是高檔次的講故事，所以說《史記》裡面有一種特有的體例，我想諸位應該知道，就是「太史公曰」。司馬遷是愛說話的人，但是他的話是放在單獨的一個部分，故事講完以後，司馬遷這時候點評幾句，所以《史記》最精彩的部分在「太史公曰」。現在有研究，把「太史公曰」整個拿出來挨條分析，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價值觀，他個人的感情，非常精彩。
司馬遷講故事，他有一句多餘的話嗎？「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開門見山，直截了當，我們現在的人說話都沒有這麼幹凈。司馬遷幾句話，呂不韋的形象勾勒出來了，呂不韋什麼人？陽翟的大商人，陽翟在哪兒？在河南，現在叫禹州，出瓷器的鈞瓷，陽翟一直在爭說呂不韋是我們的，他老家應該在這兒。
其實這是呂不韋經商的一個地，因為他主要在山東、河南一帶經商，他去的地很多，像河北的邯鄲他經常去，他老家是河南的濮陽，濮陽在河南的東北角，在山東交界。陽翟就是現在的禹州，他也到那兒過，他的足跡在當時很有影響。「往來販賤賣貴,」這就涉及到戰國商人經商的一種方式，今天我們講戰國商業史，我們一定會這樣說，戰國商人能夠賺錢發財，有兩種方式。一種叫做販賤賣貴的方式，就是把便宜的東西在當地囤下來，販賣到另外一個地方加價出售，我們現在常說這不就是長途販運，再加上一個不好聽的詞投機倒把，這是咱們中國特有的。這種方式賺的是辛苦錢，這兒便宜我囤過來到那兒我加價，他賺的什麼錢？沿途的付出。
還有一種叫做坐地發財，在這兒收購別人便宜的商品，然後一倒手再賣出去，不管怎麼樣都是販賤賣貴。不過我最近感覺到，商人販賤賣貴是最常態的，但是有沒有販貴賣賤？我結合現在的材料，古代不知道，當下有，我覺得販貴賣賤是傻子，具體表現就是販賣國家資源，販貴賣賤，把國家資源瓜分了，然後再折騰。「家累千金」說他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賺了比較多的錢，千金是一個虛數，因為在《史記》出現過萬金，就是他的父親老呂不韋是家富萬金，萬金就是達到很高水平，千金可能是中產階級，我是這樣理解的。這是《史記》第一句話告訴我們呂不韋是什麼人，一個很精明的商人。按呂不韋的年齡，能力，家庭傳統，如果他繼續經商，我估計他的買賣會越做越大，而且會越來越成功，可是呂不韋恰恰就是一個敢於有自己想法的人，這種想法是超前的。
當時人們都在忙著賺錢的時候，他卻想到了其他的問題，這裡面我們看到《戰國策》有一段材料，呂不韋想改變自己的職業，不想做商人了，想做什麼？想贏得更多的利。《戰國策》記載他回到他的老家，和他的父親老呂不韋有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很精彩，可以看到呂氏家族是典型的商人之家，一張嘴就是利，這爺倆對話太精彩的。《戰國策》裡面，呂不韋回到老家見到父親，問了他父親三句話，第一句話，「耕田之利幾倍？」，就是種地有多少利？他父親很清楚，古往今來農業勞動最辛苦，投入多回報少，所以他父親說，種地也就是十倍的利，吐出兩個字「十倍」。然後呂不韋馬上問第二句話「珠玉之贏幾倍」，頭一句話是種地，第二句話問做買賣，我經商，販賣珠寶玉器，這不正是人家老呂不韋的本行？他太清楚了，很明顯比種地收入要多，「百倍」。但是第三句話，呂不韋跟著就問了，把他父親給問住了，第三句話問的是「立國家之主贏幾倍？」，這是典型的呂不韋語言，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這麼一句話，所以呂不韋是一個什麼人？我說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金錢改變歷史進程的人，空前絕後，厲害。這句話把立國君的事跟盈利放在一塊兒了，兩碼事，立國君是政治活動，你要立國君還要求利，他爸爸真不知道怎麼說了。不過我們結合戰國當時的流行語言，從《史記》的《貨殖列傳》可以看到，他的這種思想實際上是怎麼能夠賺錢，怎麼能夠賺更多的錢，這是社會環境決定的，都在考慮怎麼賺更多的錢。
比如《史記》裡面有這麼一句話，「要想求富，農不如工」，就是做農業的，種地不如做手工業的。「工不如商」，就是從事手工業的製造，不如經商，這是戰國的話。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倚市門就是練攤，開門臉，看著門臉不大，賺得不少。那麼呂不韋的這句話又發表了求富的路徑，按照呂不韋的說法，倚市門不如走仕途，這是典型的呂不韋，這句話他爸爸從來沒想到，所以他爸爸說「無數」。大家仔細看這爺倆的對話，滿腦子利，連詞都用得少，少說話不也省勁麼，所以他爸爸一共說了六個字，「十倍、百倍、無數」，處處精打細算，說話都簡單。
接著呂不韋說了一段，呂不韋說我現在日夜奔波，不得休息，可是我還感覺不富裕，如果從政成功，我立一個國君，不僅自己富貴，還可以澤被後世，這就是呂不韋原話，說我現在就幹這件事。這番話我覺得他爸爸聽完以後是瞠目結舌，不知道該怎麼說，你小子真是敢想，還沒想到呂不韋就要去。大家想呂不韋是不是有神經病？他怎麼可以想出這麼一個致富之道，要是真正從政從低級的公務員干，從小利干，一步一步往上爬，他又不是，他要干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要立一個國君，這不是屬於正常的思維。比如我們之間有個好朋友，吃完飯拍拍肚子，下屆人大我立國家主席，這肯定是神經病，剛才是吃得多了撐著了，但是呂不韋他覺得有這個把握，我說這就是呂不韋，我們看呂不韋不能用常態來看，這個人的想法很獨特。那他怎麼能夠完成他自己的理想？他這個立國君之夢怎麼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