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大歷史的視角看，魏晉南北朝時期既是秦漢舊秩序的瓦解期，又是隋唐新生機的孕育期。貫穿於兩個過程之中並對歷史走向產生深刻影響的重要因素，就是世族與國家關係及其交互作用機制。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段黑暗的「亂世」。在此期間，連綿不絕的軍閥混戰和地方割據，持續不斷的族群侵併、政權傾覆，頻繁的人口遷徙和災難；只有西晉短短36年，勉強算是名義上的「統一」，但其內部衝突和爭鬥亦極為慘烈。長達400餘年的時間裡，多重矛盾交錯並織，形成了一個巨大而持久的「歷史漩渦」，素為治史者所慨嘆。
從大歷史的視角看，魏晉南北朝時期既是秦漢舊秩序的瓦解期，又是隋唐新生機的孕育期。貫穿於兩個過程之中並對歷史走向產生深刻影響的重要因素，就是世族與國家關係及其交互作用機制。
黃巾起義
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黃巾起義（圖源於網絡）
魏晉南北朝歷史，是秦漢秩序瓦解的產物。其起點，可追溯到公元184年的漢末黃巾大起義。這場起義既是東漢末年亂局的開端，也是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這一系列問題的不斷累積，造成國家治理結構性失調和系統紊亂，最終激起民變。由此，引發了長期的軍閥混戰和地方割據，經濟凋敝，人口銳減，百姓流離失所，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無序狀態。魏晉南北朝歷史變局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就這樣倒下了。
黃巾起義後，不同的地方政權，或以強化集權能力為目標，或以強調世族主導利益為導向。最終，曹操集團以「唯才是舉」的策略，廣泛吸納各階層人才，並通過屯田制等有效組織手段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擊敗了以世家大族統治為依託的河北袁氏集團，統一了黃河流域，進而在魏蜀吳三國競爭中逐漸勝出。
曹魏後期，司馬氏通過與當朝世族大姓聯姻或政治結盟的方式，獲取大姓的支持，同時暗中培養軍中勢力，以殘酷手段奪權。公元265年，司馬炎稱帝。公元280年，西晉滅吳，三家歸晉，版圖恢復了初步的統一。
八王之亂
宗室外戚相互殺戮
八王之亂的局勢（圖源於網絡）
西晉的建立，是司馬氏及其親附的世家大族互為依託、相互利用的結果。這次短暫的統一，可看成東漢的「迴光返照」。但東漢末期國家治理的深層結構矛盾，一個也沒有減少，且有不斷加深的趨勢：
一方面，為回報世族大姓和親附勢力，西晉王朝對曹魏以來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壟斷選舉制度，將官職品級與世族門爵的高低掛鈎。同時，恢復世襲的五等爵制，並通過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認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經濟特權和既得利益。由此，進一步強化皇族及名門望族中的權力壟斷，使世族政治進一步固化，極大地助長了貪暴恣肆和奢侈風氣，為門閥政治惡性演變開啟了方便之門。
西晉統治者的政治短視，在王朝中樞權力安排方面也有體現。晉武帝司馬炎指定的接班人晉惠帝，天生憨痴，無力治理朝政。當時「天下荒飢，百姓多餓死」，晉惠帝聞之，竟問臣下：「何不食肉糜？」晉惠帝的皇后賈南風素有干政野心，最後竟然勾結藩王作亂，引發宗室、外戚之間的內鬥，釀成「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持續16年之久，宗室諸王相互殺伐，人民流離失所，經濟社會遭到嚴重破壞。最終，諸王相繼敗亡，西晉國力也被嚴重透支，處於瓦解邊緣。時人所謂：「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衣冠南渡
皇權與世族的「弱平衡」
西晉滅亡後，黃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區為多個胡、漢割據政權控制。南方地區，經永嘉之亂後，琅琊王司馬睿在南遷的中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為東晉元帝。
東晉王朝，是司馬氏皇權和以王、庾、桓、謝諸大姓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江南吳地士族的聯合專政。其權力結構，是弱皇權與強宗族的「弱平衡」模式。一方面，司馬睿以支裔藩王身份而據大統，資歷淺，威望低，影響力也弱，需要依仗南渡的北方世族豪門支持。另一方面，南渡的世族則需藉助皇室名義，「挾天子以令諸侯」，才能維持門第和家族利益。因此，司馬睿是名義上的天子，但南遷的北方世族門閥勢力才是東晉局勢的實際掌控者。東晉建國初期，皇室最仰仗的是琅琊王氏。其中，王導在內主持朝政，司馬睿稱其為「仲父」，王敦在外統領軍務，故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
在世族門閥主政的情勢下，東晉皇族一方面要依靠南遷世族的支持，才能維持偏安統治；另一方面，東晉皇帝又以「共主」身份，居間制衡和調整世族之間的內部矛盾。至於南方吳地的本土世族，雖不能參與朝中樞機，卻在當地經營多年，擁有一定的地方影響力，是需要安撫和團結的對象。它們也通過承認東晉皇權的合法性，換取朝廷對其自身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認可。
東晉時期，是世族政治的「繁榮期」。世族門閥地位優渥，在政治、經濟上都擁有很大的特權。它們借用晉室的名義，占地封山，以致資財巨萬、園宅廣闊、奴僮數千。同時，壟斷選舉，以致形成「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局面。門閥子弟憑藉門第和出身，初入仕途即是四品、五品；所任官職，也多是職閒廩重、地望清美的「清職」，進而平流進取，坐至公卿。
為了維持門第的優越性，世族高門之間往往互為婚姻，且不與寒門子弟通婚，導致階層封閉和固化。他們還看不起出身寒門者，「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此外，門閥子弟多以清高脫俗為標榜，鄙視俗務，崇尚雅言清淡，追求精神放逸、自由。這在某種程度上帶動了文學藝術的進步和繁榮，但也使得高門世族習慣了優越舒服的日子，日漸消磨糜爛。
東晉末年，起於寒門的士人子弟逐漸在軍隊及實務部門掌握實權。最終，握有兵權的劉裕即皇帝位，國號宋，東晉滅亡，由此開啟了南朝政局。南朝政治，先後有劉宋、蕭齊、蕭梁和南陳，多為禁軍首領政變所建。鑒於東晉王室孤微、門閥勢盛的教訓，南朝皇帝為維護皇權和制衡高門世族，往往以宗室子弟掌握軍權，守為外藩。但皇室與外藩諸王之間，多有猜忌，常起衝突，以致骨肉相殘，政局更迭，各朝維持的時間都不甚長。在中樞權力部門，南朝皇帝多以「寒人掌機要」，帶動了寒門勢力的崛起；南朝門閥大族，大多尸位素餐，日漸沒落，但其門第地位和生活風尚的影響仍在。寒門人士想躋身世族，仍然往往難得其門而入。
對南朝世族最終造成沉重打擊的，是「侯景之亂」和西魏宇文泰攻占江陵事件。「侯景之亂」期間，建康及附近地區的士族子弟被殺、餓死者無數，「中原冠帶……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宇文泰占領江陵，俘虜南方衣冠士族數萬口，驅入長安為奴婢，對南朝世族子弟再次予以重擊。等到隋滅陳、統一全國時，昔日繁華競逐的江左世族已全然寂落無聞。
「五胡十六國」
從部族走向「成熟國家」
「五胡十六國」的紛亂割據（圖源於網絡）
西晉解體後，北方黃河流域陷入長期的混亂割據局面。湧入內地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邊地的漢人，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權。北魏史學家崔鴻《十六國春秋》記載了其中16個國家的情況，故這一時期又被稱為「五胡十六國」。「五胡十六國」興替的歷史，相當複雜、繁亂。大致而言，多數政權為胡人所建，少數為邊地漢人所建。這些地方性割據政權初建時，權力合法性不足，或者奉前代王朝為正朔，或者遙遵東晉天子，在名義上向晉室稱臣。
北魏政權統一黃河流域後，與南朝爭奪天下正統，由孝文帝推行改革：一方面，大力推行均田令、三長制，強化北魏國家的經濟汲取和社會控制能力，極大地改變了北方社會基層結構；另一方面，遷都洛陽，在鮮卑貴族中推行改漢服、用漢姓、習漢語、與漢族通婚等措施，促進了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此外，任用南朝逃亡過來的世族王肅，主持改定郊祀宗廟之禮，改定官制和律令，在國家治理結構、意識形態及宗廟禮儀等方面進一步向南朝看齊。這些改革措施，極大地提升了北魏國家的基礎能力，優化了治理結構，極大地推進了北魏的國家化進程。
孝文帝去世後，北魏國家的漢化進程一度出現波折，後來，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進而轉為北齊、北周。但拓跋鮮卑與漢族的融合趨勢，仍進一步向深層發展。北周宇文氏政權，依託關中地區的漢族士人，以《周禮》為藍本，構建國家治理新體制；同時，大力推行府兵制，吸收漢人並賜鮮卑姓氏，讓其加入府兵，促進了北方胡漢民族的交融，使社會形態得到新的熔鑄，實現了從「部族國家」向「成熟國家」的歷史躍遷，為隋唐帝國的最終統一，準備了制度上、組織上、文化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