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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獵手:審判

可以說,沒有鮑爾,德意志就幾乎不可能達成民族共識,走上世界上所有國家和民族永遠不可啟及的,充滿痛楚艱辛的,獨一無二的反省自身罪惡之路。

2020-04-03 21:56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納粹時代結束十二年後,大多數公民還在納粹政權的恐怖陰影中。德國猶太無神論者、社會民主黨人、也是奧斯威辛審判的幕後納粹獵人弗里茨·鮑爾一直致力於納粹罪行的舉報。在任期間,他推動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的法律審判,過程中曾遭到某些力量的猛烈抵抗,最終他還是將手染平民鮮血的劊子手們送上了絞刑架。可以說,沒有鮑爾,德意志就幾乎不可能達成民族共識,走上世界上所有國家和民族永遠不可啟及的,充滿痛楚艱辛的,獨一無二的反省自身罪惡之路。



法學家弗里茨·鮑爾和德國納粹的過去

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1903-1968年),德國猶太法官兼檢察官,出生於斯圖加特中產階級猶太家庭,曾在海德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和圖賓根大學主修法律學和經濟學。27歲時在斯圖加特擔任輔助法官。鮑爾在政治上很活躍,學生時代就加入了社會民主黨和共和黨法官協會,與德國國會社民黨代表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共同領導了斯圖加特當地社民黨政府御用的「帝國戰旗黑、紅、金」(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組織,該組織的使命是捍衛魏瑪共和國的議會民主。

鮑爾的三個身份非常危險:猶太人、同性戀,社會民主黨員。納粹時期的法律禁止同性戀。鮑爾一直擔心自己會因為同性戀而遭到公開譴責和下崗。1933年5月,納粹奪取政權後不久,鮑爾與舒馬赫在斯圖加特組織罷工反對納粹的計劃取得失敗,最終被蓋世太保逮捕,關到了豪伯格(Heuberg)集中營(巴登-符騰堡州建立的首個集中營)。舒馬赫拒絕簽署效忠誓詞,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都呆在集中營里,儘管在納粹時期經受的虐待導致他左腿截肢,但命保住了,最終在戰後他成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後來,鮑爾對舒馬赫的信念和勇氣表示由衷的欽佩。

至於年輕的鮑爾被關了8個月後,被迫簽署了一份保證服從納粹統治的聲明後獲釋,同時他的公職也沒保住,因此他決定移民。1936年,鮑爾幾乎沒帶行李只帶了幾本書就逃到了丹麥,後來德國入侵丹麥之後,在德國當局的煽動下,鮑爾被丹麥警察逮捕,從營地運到哥本哈根,數月後又將其釋放。直到1943年9月15日,納粹從柏林得到消息該是時候將丹麥猶太人除掉了。得到消息後,丹麥平民,政府領導層等都設法幫助猶太人從海峽逃到中立國瑞典,鮑爾就是逃亡者中的一個幸運者。

當時猶太人藏在小船上,通常一次藏10到15人,對於一些小孩就給他們服用安眠藥和鎮靜劑防止他們哭鬧。最終在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裡,大約7200名猶太人和他們的700名非猶太人親屬前往瑞典。期間也有失敗,一名通敵者背叛了一群藏在鎮上教堂閣樓里的猶太人,蓋世太保到達時,80名猶太人被捕。對於其他一些沒有即時得到被驅逐出境消息的,或者年紀太大,沒有能力尋求幫助的大約500名丹麥猶太人被驅逐到Theresienstadt貧民窟,這些人當中只有51人沒有倖免於大屠殺。

在瑞典,鮑爾結識了許多傑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者,包括由挪威逃亡而來的,後來成為德國聯邦總理的社會民主黨人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 1913 - 1992),共同投身於海外左翼的反納粹運動。他們共同創立了「社會主義論壇」。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威利·勃蘭特是最早一批提出抵抗的人。在奧斯陸,勃蘭特為左翼社會主義黨SAPD建立了一個海外基地。從此,他繼續與希特勒的獨裁作鬥爭,結果德國當局在1938年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他在挪威得到了護照,在斯德哥爾摩管理著一個新聞辦公室。在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國際圈子裡,他為歐洲和世界的未來發展出謀劃策。戰後,勃蘭特從政,與長期擔任檢察官的鮑爾沒有太多實質性交集。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勃蘭特常常必須做出一些妥協,造成了他與鮑爾之間的疏遠和誤解。

流亡瑞典期間,鮑爾就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犯罪行為如何根據法治受到懲罰的問題。1944年,他撰寫了有關戰爭罪犯的書。他撰寫了《法庭上的戰犯(War罪犯)》(1944)一書,書的內容核心包含了鮑爾在戰後時期計劃的一切。戰後聯邦共和國(西德)建立之初,鮑爾在社民黨黨魁庫爾特·舒馬赫的支持下於1949年重返德國,加入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RG)。這次鮑爾沒有參政,而是進入了司法部門,目的是幫助年輕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立民主法律體系,並迫切希望將納粹繩之以法。他認為,對納粹罪行的司法起訴是建立民主司法體系的基礎,這也是他法律工作的目標,他大力倡導人道刑法改革和承擔民主責任的法律制度。

鮑爾最初擔任不倫瑞克地方法院的院長,後來被任命為高級地方法院的地區檢察官。1952年,鮑爾首次作為針對納粹官員的公訴人。他指責德國國防軍前少校奧托·恩斯特·雷默(Otto Ernst Remer)自1944年7月以來對克勞斯·馮·斯塔芬伯格和其他叛變分子的誹謗,審判結果是一場勝利。法院同意鮑爾的觀點,認為「第三帝國」是一個不遵守法律的政權。同年鮑爾公訴雷莫(Remer)案卻使之成為在德國戰後重新認識納粹罪行的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地理節點。雷默與人共建了新納粹主義德國社會主義帝國黨,在一次右翼集會上,雷莫將 720 政變人員斥為懦弱的叛國者,被鮑爾抓住把柄,以誹謗已逝者名譽罪於1952年提起公訴。雷莫被判處四個月監禁,懲罰雖然相當溫和,但它卻促使反希特勒抵抗組織成員恢復了象徵性的地位,並將「第三帝國」定義為一個不公正的國家。


把納粹劊子手艾希曼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主角——弗里茨 鮑爾

1956年,鮑爾開始擔任德國黑森州法蘭克福市的地方檢察官,直到1968年去世。在黑森任職期間,鮑爾的工作有助於在西德建立獨立的民主司法體系,以及對納粹戰犯的起訴和刑事制度的改革,並致力於將第三帝國的餘黨繩之以法。同時,他還推動搜尋逃亡或失蹤的納粹主要罪犯,如阿道夫·艾希曼、黨衛軍SSObersturmbannführer(負責將數百萬猶太人驅逐到滅絕集中地)、以及希特勒的秘書馬丁·博爾曼(Martin Bormann)。


為了追緝納粹罪犯,鮑爾全力以赴,樹敵無數,一生都面臨著敵意與死亡威脅,他尋求正義的努力得到了德國政客和法官們的冷遇;一些普通人,他們通過向鮑爾發出威脅信件來發泄憤怒,信件充滿了反猶太主義的侮辱;一些保守派則對於弗里茲的窮追猛打十分反感,認為他是「瘋狂的復仇者」,弗里茲則表示自己要的不是復仇,而是法律」要讓世人認清「奧茲維辛的體制。鮑爾不僅致力將納粹暴徒繩之以法,同時也設法了解使其犯下如此罪行的原因。期間他的行動反覆受阻,遭到破壞,但鮑爾在巨壓下始終沒有放棄。

把納粹劊子手艾希曼帶回到耶路撒冷接受審批的正是德國猶太人弗里茨 鮑爾。1957年,鮑爾從居住在阿根廷的盲人猶太難民洛薩·赫爾曼(Lothar Herrmann)那裡得到消息,說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逃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並以化名Otto Eckmann住在那兒。艾希曼的兒子Nikolas與赫爾曼女兒西爾維婭有牽連,Nikolas不知道女孩是猶太人,經常發表反猶太言論,吹噓他父親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Nikolas的言論再加上他偶爾使用的真實姓氏,讓赫爾曼起了疑心。赫爾曼將消息通報了法蘭克福首席國家檢察官弗里茨·鮑爾。鮑爾要求提供更多詳細信息,因此在西爾維婭的幫助下,赫爾曼提供了艾希曼的地址。


鮑爾對戰後西德並不信任,他曾經說過"只要一離開辦公室,就感覺身處一個敵對的外國,即使一些支持者也使他心存疑慮。於是他繞過德國政府,直接將關鍵信息交給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負責人Isser Harel。當然,鮑爾行為是屬於叛國。儘管如此,鮑爾堅信德國當局不會對艾希曼的審判感興趣。逮捕艾希曼後,事實證明他是對的。鮑爾向總理Adenauer 提出的引渡德國的動議被拒絕了,鮑爾不得不接受艾希曼將在以色列接受審判的事實。在鮑爾的幫助下,摩薩德特工在1960年一次代號為Dybbuk,意第緒語為邪惡,的行動中將艾希曼綁架回以色列,次年在耶路撒冷開庭公審並予以絞刑。


清算逃亡戰犯 伸張正義

除了獵捕阿道夫艾希曼,鮑爾的精力還集中在將西德奧斯威辛集中營22名納粹黨衛軍在德國首次接受審判,在這些審判中,可怕的罪行從對「災難性世界大戰」的模糊記憶中釋放出來。如果沒有鮑爾的持續參與,法蘭克福的奧斯維辛審判可能永遠不會成功。第一次審判始於1963年12月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鮑爾從一名記者得到了一些部分燒焦的文件,其中包括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受害者和開槍行兇者的名字,這名記者早些時候從一名前集中營囚犯那裡得到了這些文件。鮑爾知道,這是揭露多年來仍在掩蓋過去犯罪的唯一機會。聯邦最高法院任命他和法蘭克福的黑森州法院負責審判。要找到以前的囚犯並說服他們作證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絕大多數人都住在國外。然而,經過多年的努力,檢察官成功地將來自19個國家的359名證人帶到法蘭克福,並對他們進行了訊問,其中59名證人來自波蘭。1964年,一個律師代表團還訪問了波蘭,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現場進行考察證實了說法。

在第二次奧斯維辛審判於1965年結束。四名被告被判無罪,18名被告被判有罪。其中6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他人要麼被判處終身監禁,要麼被判處5至14年監禁。對鮑爾來說,這只是他關注的眾多審判中的一個。從1960年代初開始,他還關注集中於針對參加1941年4月柏林會議以支持實施「安樂死」計劃的高級肇事者和納粹律師進行調查和刑事訴訟,但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針對這一類案件只有少數案件的被告被判有罪,這也是由於德國司法不同意鮑爾的法律解釋和論證。儘管鮑爾堅持認為殺人是有許多參與者的有計劃的行動,但法官們更傾向於只考慮被告的個人責任。前一體系的殘餘和法院的遲緩是鮑爾通常無法克服的障礙。鮑爾以更好地理解納粹犯罪並在戰後民主社會中進行處理。他的呼籲激發了一些欣賞納粹犯罪態度變化的作家的想法。

如果說今天的德國在公開審視和討論其犯罪歷史方面堪稱典範,那麼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鮑爾在前進道路上的堅持不懈——而這在當時幾乎沒有得到讚賞。大屠殺發生十五年後,有112位證人作證,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第一次聽到關於大屠殺倖存者所發生事情的第一手資料。

除此之外,鮑爾還積極參與戰後為納粹政權受害者爭取正義和賠償的努力。1968年,鮑爾與德國記者格哈德·斯澤斯尼(Gerhard Szczesny)合作,創立了人權組織「人道主義聯盟」(Humanist Union)。就在這一年,鮑爾在法蘭克福去世,享年64歲。他淹死在浴缸中,對於死亡原因的調查中顯示是因服用了酒精和安眠藥引起了心臟病發作,他的死亡引發了許多猜測。而對於參與「安樂死」謀殺的納粹領導者的訴訟也隨之終止了。

1970年12月7日,在鮑爾去世的兩年後,德國終於向納粹第一位獵人弗里茨·鮑爾致敬。成為聯邦總理的勃蘭特在華沙「隔都」(Ghetto)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肅然下跪,並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的死難者默哀,這一舉令德國及世界各國深感意外。勃蘭特的「華沙之跪」,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世界謝罪,勃蘭特這一改變世界的下跪也可以看作是對戰友的緬懷,對鮑爾獨自奮鬥一生而開創的事業的認同與感激。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於1971年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



總結

鮑爾是民主社會的救世主,為人類尊嚴進行鬥爭的英雄。但在1968年鮑爾去世後的數十年中,鮑爾一直仍然是一個不被承認、被遺忘的英雄,正值最後一位仍然活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老兵第一次受到審判時,這位德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納粹獵人鮑爾才被重新發現。1995年創立了弗里茨鮑爾研究所,這是一個致力於民權的非盈利組織,出版一系列專題期刊,組織研討會,儲存關於弗里茨·鮑爾和德國歷史和大屠殺的文獻。後來人們組織了幾場紀念他的展覽,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和法庭,出版了兩本關於他生平的傳記,拍攝電影、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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