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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究竟是不是「猶太人」?

③[美]密爾頓·邁耶:《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1933-1945 年間的德國人》,王崬興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119 頁。

2020-04-06 17:17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談到馬克思的民族身份時,大多國人會有一個模糊的印象,馬克思是一個出生在猶太家庭中的猶太人。由於猶太民族在國人的認知中帶有聰明、好讀書等標籤,馬克思具有猶太血統似乎進一步佐證了他的過人智慧。

確實,馬克思在猶太世界中的聲譽和地位超乎想像的高,猶太人不僅承認並且宣揚他的猶太身份,甚至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愛因斯坦一道稱之為「猶太三傑」,視作知識界內的民族英雄。

二戰期間,希特勒的軍隊把馬克思的著作當作猶太人的遺產,而一概加以破壞。像國內的《影響世界歷史的三個猶太人》等一些著作也在大力為國人「科普」馬克思的猶太身份。

猶太三傑」:弗洛伊德、馬克思和愛因斯坦

但是呢,馬克思的宗教信仰又令我們產生了困惑。他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新教,而非猶太教。

在目前已有的關於馬克思的傳記資料中,馬克思本人從未參加過任何與猶太教相關的宗教活動,身上也沒有施行割禮的痕跡。相反,馬克思在他的作品《論猶太問題》等地方甚至還公開地批評與嘲諷猶太群體身上的一些民族習慣與特質。

馬克思具有的猶太背景和他本人行為之間的對立,讓我們對他的身份判定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馬克思究竟是不是「猶太人」,他對猶太人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這個問題還得從猶太民族與他本人身世的故事開始講起。

提到猶太民族,大家除了「聰明」之外的反應是:這是一個有錢的民族。

坊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世界的錢,裝在美國人的口袋裡;而美國人的錢,卻裝在猶太人的口袋裡。」其實這並非沒有根據。美國《Fortune》雜誌曾統計數據顯示,雖然總人口僅占全世界人口的0.3%,但全世界超級富翁中,猶太人卻占了1/4到1/5。而且美國400大富豪排行榜中,有45%是猶太人;《福布斯》美國富豪榜前40名中,有18名是猶太人。索羅斯、扎克伯格等當代猶太族傑出企業家、金融家的發家史,也不斷增強著我們這一印象。

猶太民族真的是因為聰明、智慧而撈到大筆金銀財富,還是說另有隱情?猶太人多從事銀行業、借貸業的「習慣」,是他們自發決定的,還是與近代歐洲的制度安排緊密關聯?

《福布斯》美國富豪榜中的猶太人

這個問題的解答與猶太人在近代歐洲社會生活中的職業身份緊密相連,許許多多的猶太人在職業、信仰、國家公民身份之間做出痛苦的取捨,不同的社會身份表達編織成一連串沉重的枷鎖。其中,也就包括馬克思的猶太父親——赫歇爾。

一、猶太人社會職業的限制

如今,我們已經普遍接受了銀行家、商人等是社會當中較為高級的職業,也是體面得當、收入可觀、受人尊敬的群體。但是以商人為代表的社會階層,曾長期在歷史上遭到嚴重的抵制與歧視。直到資本主義徹底立足之前,商人往往是道德敗壞的代名詞。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對這些人來說,道德敗壞的指責並不是最大的困擾,而是對他們職業選擇的束縛。

這個問題在古希臘已然存在。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身處的雅典,便是一個港口城市,商人們在愛琴海經商貿易。與古代中國「重農輕商」相似的是,雅典人中從事貿易的也往往是外邦人、剛恢復自由身的奴隸等。除了貿易、個體經營等職業,其他所有的公職,甚至鞋匠、泥匠這樣的生產性職業也不允許向這些外邦人和奴隸開放,理由往往是:這些外邦人和奴隸如果與雅典普通公民一樣從事這些正常行業的話,雅典很快就會被他們敗壞。

由此可見,自古希臘起,從事貿易的商人職業,表面上看起來是自由航行在大海上的勇士,但恰恰位於社會職業階梯中的底層,也是最「不自由」的職業。與商人職業身份相伴隨的,便是國家對他們正常公民身份的或明或暗的抵制。概括來說,商人作為一種職業,是長期處在與社會正常生活隔離的境地中。

古希臘人認識的世界貿易圖

這一現象在猶太人群體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由於公元1世紀耶路撒冷被羅馬軍隊攻破之後,猶太民族的主體國家崩潰,被迫離散於歐亞大陸之間,寄居於其他的國家之內。但是猶太民族始終堅持信仰猶太教,使用希伯來語等民族傳統,以及持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於是與當地的天主教國家或東正教國家發生衝突。

這也使得猶太群體在寄居的國家當中難以獲得認可,也無法享有與普通公民一致的權利。這也體現在猶太人職業選擇的束縛,自中世紀以來,只有諸如貿易、現金交易、遠程販運以及交通之類的行當才是對猶太人開放的,在傳統歐洲社會中,猶太人甚至都不具備做農民的資格。

馬克思的身世背景也與猶太人這一特殊的職業背景緊密關聯。馬克思家族是居住在德國特里爾的猶太家族。特里爾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但它的規模很小。它位於萊茵蘭-普法爾茨州西南部,靠近盧森堡邊境,被視作為德法文明交匯的地區。天主教在特里爾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在那裡生活居住的猶太人並不算太多,大概有三百多人。

根據阿塔利的《卡爾·馬克思傳》中記錄,居住在特里爾的猶太人生活在極度貧窮之中,被禁止從事包括農民在內的近乎所有職業。這裡的許多猶太人都是抵押貸款的出借人,因為這是唯一向他們大面積開放的行業,他們是被迫從事這項工作的①。

馬克思家族在特里爾的猶太群體中屬於較為體面的一類,家族裡的許多男孩子承父業,成為了猶太教士;而女孩則嫁給其他教士,生下的兒子在特里爾繼續從事著教士這一職業。

馬克思的父親名叫赫歇爾·馬克思。赫歇爾的哥哥接過了馬克思祖父的衣缽,繼續從事著猶太教士工作。赫歇爾卻是家族中的異類,他一直對宗教事務不感興趣,卻對世界的其他知識充滿著學習熱情。但苦於傳統德國社會的制約,赫歇爾並不能前往大學學習那些知識,即便習得知識,那些職業也並不對他開放。

馬克思一家和恩格斯

隨後發生的一件大事件改變了赫歇爾和全體居住在特里爾的猶太人的命運,那就是法國大革命。

由於法國大革命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以及在《拿破崙法典》(《法國民法典》)中確立的民事權利平等原則,法國的猶太人成為了這一時期整個歐洲其他猶太人羨慕的對象。法國的猶太人幾乎獲得了與普通法國公民平等的地位,當然,最重要的包括在職業擇業上的平等。

1799年,在徵得父親勉強同意之後,赫歇爾成為萊茵省首批前往法國用法語進行司法學習的猶太人之一。由於法國的猶太人允許從事律師這一行業,就這樣,赫歇爾成為馬克思家族乃至特里爾地區的首位猶太人律師。

1801年,拿破崙從奧地利手中攫取了萊茵河左岸的領土,法國由此確認了對特里爾的統治。1806年,特里爾的猶太人接到了帝國的命令,要求指派一些代表前往巴黎參加聯合議會以確定猶太人在帝國里的身份地位。經歷了一年的討論,1808年猶太人的地位終於得到歷史性的確立:《法國民法典》正式引入萊茵地區!我們來看看本次會議中確認的一些猶太人地位:

「猶太教法庭的審理權將僅限於處理宗教問題;猶太人跟其他所有人一樣都是帝國的公民;他們應當使用家族姓氏,享有婚宴自由,對赫歇爾而言,最重要的是猶太人享有極大的職業自由,可以選擇從事他們心儀的職業。」②

《法國民法典》

宗教平等、身份平等、職業擇業平等,特里爾的猶太人群體終於獲得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民事權利,這必須歸功於拿破崙在大革命期間確立的《民法典》。這也是猶太人在近代歐洲一次重要的解放運動。

儘管拿破崙在征戰中四處殺戮,但他宣揚與傳播的的確是現代人文精神,幾乎當時歐洲的絕對大多數猶太教徒,都是拿破崙的虔誠崇拜者。一份奧地利駐巴黎大使的信中也提到:「所有的猶太人都將拿破崙視為救世主。」

通過馬克思家族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近代歐洲猶太人不得已從事著當今讓我們羨慕的銀行業、借貸業等商人性質的職業,實質是職業身份的嚴重束縛與在人身權利上的嚴重歧視。

儘管《拿破崙法典》與拿破崙的軍事征服,短暫地大規模促進了猶太人的解放,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歷史成就,但是重歸傳統版圖的各國,依然延續了對猶太人的歧視性政策。對於猶太人而言,職業和信仰成為了這一時期最大的矛盾。

二、馬克思父輩的家庭「改宗」

然而,不幸的是(至少對於特里爾的猶太人而言),1815年反法同盟收復了特里爾,它重新被確立為德意志神聖同盟的一部分。儘管《拿破崙法典》已經不可逆在人心和社會層面發揮著作用,但是普魯士廢除了涉及解放猶太人的相關條款。重歸德國統治的猶太人,再一次被拒絕從事律師等職業,所有的政府公職也一概不向猶太人開放。

赫歇爾面臨著人生中最艱難的選擇,他必須在職業和宗教之間做出選擇。要麼堅持自己猶太信徒的身份,放棄律師的職業;要麼繼續從事自己熱愛的律師職業,選擇放棄猶太信徒的身份。

在第二年,赫歇爾做出了影響他兒子馬克思一生的一次重要決定:他宣布脫離猶太教,並改名成亨利希·馬克思。兩年之後,我們熟知的卡爾·馬克思降臨世間,他的父親選擇了讓馬克思在路德教堂接受洗禮,從此,卡爾·馬克思家族徹底與猶太教劃清界限。馬克思的父親做出了「改宗」的決定,這是一個關乎馬克思一生的決定。

圍繞著馬克思父親的「改宗」動機以及馬克思是否屬於猶太群體行列這兩個問題,學界和公眾界中產生了巨大爭論。

教堂接受洗禮:洗禮這個詞來自於希臘詞baptizein,意思即「洗」或「洗凈」。在新約中,這個詞最初是指施洗約翰在約旦河中施的洗,它是一種悔改的記號。耶穌自己受過約翰的洗禮。對基督徒來說,洗禮的必要性部分地來自於復活的基督對門徒的命令,即要他們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給人們施洗(太28:17-20)。在新約中,洗禮既被看作是成為教會成員的條件和標誌。

首先第一個問題,馬克思父親(赫歇爾)「改宗」的動機是出於世俗的個人利益嗎?那些一貫諷刺馬克思的批評家(我們不可否認,世界範圍內尊敬和諷刺馬克思的人群數量都足夠龐大),總會揪住馬克思家庭「改宗」的事情,認為赫歇爾出於個人利益甚至願意拋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像這樣「喪失道德底線」的父親,同樣培育馬克思這個「魔鬼」兒子。

德裔美國猶太學者邁耶,以他在作品《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中表達的,「納粹統治下使得德國的小人物們都發瘋了」該觀點而聞名於世。他在作品中觀察到了一種現象:「義大利以外,在現代德國,猶太人脫離猶太教的比率要高於其他任何地方。」③

也就是說,在德國的社會環境中猶太人脫離猶太教並不是偶發的,它是一種大規模存在的現象。這也正是我們在第一部分中指出來的,德國的猶太人尤其面臨著職業與信仰之間的選擇問題。確實,德國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改信名義上的新教,甚至是天主教,在「改宗」的背後會帶來經濟上,更重要的是社會上的好處。

在大學和各種職場,猶太人的「改宗」在一定範圍內消除了冰冷的歧視。赫歇爾的決定,的確使他繼續得以從事律師的行業,並且獲得了體面的收入,成為了猶太群體中收入可觀的知識分子。

但是,有一點事實值得我們注意。赫歇爾「改宗」並沒有選擇特里爾地區的主流宗教天主教,而是選擇了路德新教。特里爾總共有11400名居民,猶太信徒在其中有300人左右,路德新教在其中甚至不到300人,其餘全是天主教徒。路德新教在特里爾信徒的人數甚至不如猶太信徒多。

一來這反映了赫歇爾並沒有「隨大流」,選擇「依附」德國社會的主流宗教;二來,這也反映了赫歇爾在價值觀上更認同新教,而非傳統的天主教。這就引發了一個有趣的歷史知識,路德新教和天主教之間在價值觀上有什麼區別?

儘管新教和天主教同屬於基督教,但兩者之間的對立甚至絲毫不亞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的對立。路德派是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也是最早的新教教派,以馬丁·路德宗教思想為依據。

在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主宰著德意志這片土地,羅馬教廷荒淫無度,為了增加收入推出了荒唐的「贖罪券」,向德國教徒們售賣。羅馬天主教會宣布只要購買贖罪券的錢一敲錢櫃,就可以使購買者的靈魂從地獄升到天堂。

這樣一來,贖罪券變質為教會搜刮錢財的工具,引起了宗教人士及百姓的不滿,馬丁·路德寫成九十五條論綱,斥責教皇的無恥行徑,並由此引發對現在都具有深遠影響的宗教改革運動。

在價值觀念上來說,路德新教繼承人文復興運動的旗幟,提倡「因信稱義」,淡化教會等儀式性的存在,主張個人與上帝直接的交流,強調信徒之間的自由平等。因此,信奉新教的人士更偏向於自由知識分子,他們厭惡天主教會的繁文縟節與倒行逆施,對個人自身的道德品質則極端重視。

舉個例子,馬克斯·韋伯在他著名的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到,資本主義精神恰恰來源於新教教徒對個人倫理的嚴格重視,新教教徒往往節儉、謙虛,將「工作視作自己的天職」,注重自我管理和未來規劃。根據韋伯的社會學統計,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是新教徒。

回到馬克思父親的「改宗」話題上來說,作為一位猶太律師,赫歇爾極度熱愛法國大革命期間頒布的《民法典》。在他放棄猶太信徒,宣布改宗新教從而繼續從事律師行業之後,窮其一生,他都致力於確保與捍衛萊茵省猶太人的權利,並抗議侵害他自身以及其他所有德籍猶太人的不公平制度。

從這些方面來看,驅動赫歇爾改變信仰的原因,正是他懷有的一種強烈的現代人文精神。由於現代人文精神使得他更關注包含猶太人在內全體公民的普遍平等權利,使得他逐漸突破了猶太教的神的束縛,最終轉為信仰主張「因信稱義」的路德新教。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改宗」,青年馬克思繼承他父親最大的特質,也正在於對法國大革命價值觀念的崇拜和一生中堅持的現代人文精神。25歲的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寫道過:「一切內在條件一旦成熟,德國的復活日就會由高盧雄雞的高鳴來宣布。」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也高呼巴黎是他最愛的城市,是「新世界的新首都」。

年輕時的馬克思

三、馬克思如何看待自己的猶太人身份

馬克思和他的父親赫歇爾一樣,都懷揣了「高盧雄雞」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現代人文精神。這才是赫歇爾「改宗」的真實理由和特質遺產,而不只是簡單的個人世俗利益,更與喪失道德底線、背叛宗教的污名無關。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來了,作為「改宗」後出生的第一代人,馬克思本人究竟算不算作猶太人,他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猶太背景?

馬克思是猶太人的看法在猶太社會中是被廣泛認同的,猶太律法也會承認馬克思是一個猶太人。古老的猶太律法就已闡明,凡出生在猶太家庭的就是猶太人;而猶太人在1948年重建以色列民族國家之後,旋即頒布了《回歸法》。

1970年《回歸法》修正案中指出:「凡猶太母親所生,或已皈依猶太教、而不屬於臨沂宗教的人,就被認為是猶太人。」馬克思的母親罕麗達·普列斯堡是荷蘭籍猶太人。所以從這一角度而言,即便赫歇爾做出了「改宗」的決定,馬克思也背離了猶太教,但他仍然可以被視作為一個猶太人。一個有趣的比喻是,馬克思如果活在今天的話,是可以拿到以色列的公民身份的。

不過以上都屬於一些客觀的判斷標準,馬克思本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猶太身份的呢?我們有多個證據指出,馬克思本人並不認同自己的猶太身份,甚至保持自己與猶太群體的距離。

第一是,如果說赫歇爾的改宗是馬克思本人無法決定的,但是馬克思和他美麗妻子燕妮的婚禮顯然是他自己決定的。在1843年,25歲的青年才俊馬克思,迎娶了他從小到大視作女神,並年長他四歲的特里爾貴族姑娘燕妮。他們選擇成婚的地點是一座新教教堂。馬克思一生中從未接受猶太教任何的儀式,更沒有過回歸猶太教的想法。

馬克思和妻子燕妮

第二是,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這部自己的著作中,每逢提及猶太人時,他一般採用「他」、「他們」或者「你們猶太人」這樣的說法,將自己有意識地置身於猶太人群體之外。這就像我們自己在寫作時,提到中國人時寫成「他們」或者「你們中國人」,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寫作習慣。

第三,如果說稱呼猶太人只是一個代稱的問題,那麼馬克思對猶太人的評價更是稍顯「不堪入目」。其實在德文中,「Jude」既有「猶太人」和「猶太教徒」的意義,也指「商人」和「高利貸者」。馬克思作品中時常流露出對猶太人的憎惡與鄙夷,例如他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寫道:「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麼?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麼呢?金錢。」④

在這一方面,馬克思似乎與德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反猶情緒」勾連在一起,將猶太人視作賺錢不擇手段、道德卑劣的群體加以排斥。所以,也有不少學者和大眾直接稱呼馬克思是一個「反猶主義者」,甚至將其與希特勒的「排猶」行徑合二為一。

儘管這個觀點在下文中我們還將繼續商榷,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出,從多方面的證據顯示,馬克思本人確實是至少有意地將自己與猶太群體保持距離,甚至鮮有談及自己的猶太背景。當然一個更直接的例子就是,如果馬克思本人宣稱自己是猶太信徒的話,他絕對不會有機會去波恩大學學習法律和哲學知識了,那也不會有後來的馬克思了。

我們可以看到,從主觀上來說,馬克思的父親赫歇爾和馬克思本人,基於個人對法國大革命和現代人文精神的信奉,逐漸脫離了自己與猶太教的關係。從客觀上來看,這確實有助於赫歇爾和馬克思融入德國主流社會,獲得學習當時先進知識的契機,以及從事律師或其他職業的自由權利。

赫歇爾的「改宗」決定對馬克思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而馬克思沒有否認,也沒有批評父親的決定;馬克思表現得更像是他父親赫歇爾的2.0版,與猶太教的距離更遠了,與德國主流社會的距離更近了,同時也與哲學和法學那些當時大學中傳播的最先進理念更近了。

四、馬克思闡述「猶太人問題」

猶太青年成人禮有兩種形式,一個虛一個實。

實的是身體上的割禮,根據《聖經·創世記》17章9-14節的記載,上帝吩咐亞伯蘭為自己、男性子孫和僕人都要行割禮為永久之契約。直到今天,如果你想要皈依猶太教,你就必須執行割禮;另外虛的是什麼呢?虛的就是精神上的割禮,即回答「猶太人問題」:猶太人如何才能與其他民族共存,融入當地社會,成為國家公民的正常一部分。

在1948年以色列重建之前,所有存在猶太人寄居的國家都面臨著是否承認他們正常公民身份的問題,猶太人是否能夠擁有當地正常的公民權利成為了爭議的焦點,這也稱之為猶太人問題。

儘管馬克思並不認可自己的猶太背景,他也不想成為一名猶太青年,但這並不意味著與猶太人相關的話題在他心目中喪失了意義。進一步說,由他父親赫歇爾「改宗」引發的,一個猶太人如何才能獲得正常的公民身份,或者如何實現他的社會解放,成為了始終縈繞在馬克思心頭的問題。馬克思需要依靠自己的理智與思考,為27年前父親的這一決定給出回答。

在結婚的同年,25歲的馬克思撰寫了兩部讓他在學術史中初步奠基的政治哲學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論猶太人問題》。《論猶太人問題》則是馬克思思考猶太人問題之後的回答。

馬克思手稿

馬克思的這部作品是有明確的論敵的,那就是布魯諾·鮑威爾。鮑威爾是當時德國波恩大學的教授,是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的學生之一,也是「青年黑格爾派」這個學術團體的領軍人物之一。

簡單來說,鮑威爾對於「猶太人問題」的回答是:一、所有人都放棄宗教信仰,才會有所有公民的平等解放。二、以宗教為前提的國家不是真正的國家,國家要世俗化。如果單單看這兩點,我們還會覺得鮑威爾提出了一個雖然理想化,但也似乎是可行的方案。如果德國的猶太教徒、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同時全部放棄了各自的信仰,那大家都變成了世俗化後德國的正常公民。

但接下來,鮑威爾露出了他反猶的思想傾向,他認為說猶太教中人的精神還受到自私自利的限制,而基督教中人已經發展為一個全面的人。德國的基督教徒只要放棄基督教,就能達到完滿的地步;而猶太人放棄猶太教,最多只是達到基督教徒現有的水平。

換句話說,鮑威爾設想「猶太人解放」的流程是這樣的:一個普通猶太人,先放棄自己的猶太教信仰,加入基督教行列;再與其他所有基督教徒一起放棄基督教,這樣最終成為世俗化後國家的公民。在鮑威爾為自由精神設定的階梯序列中:國家公民>基督教徒>猶太教徒。

馬克思犀利地反對了這一看法,他舉例當時的美國,在大西洋對面的美國已經是一個國家了吧,但它並沒有國教,「宗教信仰自由」被寫入了憲法,但是大多數美國人都有著自己的宗教信仰。一個世俗國家的存在,並不需要讓公民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只不過國家需要以一種脫離宗教控制的方式獨立存在著。所以當時德國社會的問題是德國國家本身並沒有徹底完成「政教分離」,當時的德國只是一個畸形的現代國家。

第二個批評則是針對鮑威爾對「猶太精神」的評價。鮑威爾批評說猶太人是自私自利的群體,有意地貶低他們的人格尊嚴,這實際也是鮑威爾作為基督教徒長期持有的偏見。馬克思說基督教徒表面上空談道德與神靈,將自己描述成一個偉大的人。

但實際上由於工業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發展,每一個人都會被塑造成「自私自利」的原子化個人形象。在中世紀,由於職業的束縛,猶太民族不得不大量從事少數向他們開放的銀行業、借貸業等職業,因禍得福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些職業反而成為了大多數人追逐與認可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私自利」也不再是鮑威爾口中的貶義詞。自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起,社會便開始強調個人收益對增進社會收益的重要作用。「自私自利」逐漸褪去了道德批判的濃厚色彩,成為了理性經濟學假定中重要的人性預設。

理性的逐利個體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組成單位,注重個人利益使得資本主義孕育出遠超過往世代的強大生產力,在這一意義上「自私自利」反而帶有褒義和先進性的一面。

也就是說,猶太精神並不是像鮑威爾說的自由的低級階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變成了包括基督教徒在內所追逐的高級階段。自私自利不再是猶太教徒的標籤,而是成為了全體資本主義社會中個體的標籤。

隨之而來的第三個批評,馬克思在表面上與鮑威爾站在一起,同樣開始批判起「猶太精神」,甚至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極盡嘲諷那些猶太民族的品質與特徵。那麼這意味著他真的是一個「反猶主義者」嗎,馬克思理解的「猶太精神」又與鮑威爾有什麼區別呢?

鮑威爾將猶太精神狹隘地理解為了猶太人這一民族的特性與特質。而馬克思批判的猶太精神,恰恰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高度同構的。換句話說,猶太精神是資本主義的共謀者,它參與製造了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和剝削的殘酷事實。馬克思表面上在批評猶太教,實際上是在批評資本主義。

因此在馬克思的理解中,猶太人解放問題就被巧妙地轉變為資本主義的解放問題。他最終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也是《論猶太人問題》的最後一句話:

「猶太人的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精神中獲得解放。」

這裡的猶太精神,指的正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個體形成的功利精神。猶太人解放問題,不再是單個猶太公民,或者全體猶太教徒的解放問題,而是成為了世界全體公民如何從資本主義社會中解放出來的問題。這也成為了馬克思一生中都在持續思考與探索的主題。

五、不再作為「猶太人」的馬克思

雖然馬克思的身世背景中,勾連了眾多永遠無法被割捨、也無法被歷史掩蓋的猶太因素,但我們也必須聆聽馬克思內心的聲音:他確實並不認同自己的猶太身份,更對猶太民族傳統的宗教活動無感。

如果說馬克思父親赫歇爾的「改宗」決定,使得他們家族從猶太教中游離出來;那麼,馬克思本人與猶太群體愈行愈遠的標誌便是他寫下的《論猶太問題》。我們發現,25歲的青年馬克思在學術上回答了父親當年「改宗」的決定。馬克思理解了父親在職業和傳統信仰中選擇前者的決定,以求成為一位正常的德國公民。

但是馬克思認為父親這樣的悲劇並不是猶太人獲得解放的真正途徑:猶太人完全沒有必要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建設一個理想的世俗國家與保持自己個人的宗教信仰之間並不衝突。國家的任務,本來就是保持與各種宗教之間的距離,拒絕與某種優勢宗教捆綁在一起,消除一切在社會公開層面上的「宗教歧視」和「職業限制」。這一過程不需要猶太人放棄猶太教,或者基督教徒放棄基督教來獲得。

對於馬克思而言,猶太人解放不只是一個宗教問題,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現實問題;回答了猶太人解放的問題,也不只是盡到了一位具有猶太背景的哲學家應盡的義務,而是理解和回答了當年自己父親赫歇爾做出的「改宗」決定。青年馬克思坦誠地面對了自己的猶太背景,並通過思考給出了他所理解的猶太人解放方案。

當然,由於馬克思將猶太人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的解放問題,那麼他後來的所有時間裡,對資本主義的思考與批判,也正是他不斷理解和回答猶太人解放的問題。

馬克思一生都在為他父親「改宗」的決定做回答。

注 釋

① [法]雅克·阿塔利:《卡爾·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

② [法]雅克·阿塔利:《卡爾·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頁。

③ [美]密爾頓·邁耶:《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1933-1945 年間的德國人》,王崬興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119 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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