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媒體Trouw發表記者Anne ter Rele的署名文章，採訪了幾位在荷蘭的中國留學生在疫情危機中的選擇。
文章說，在北京擔心疫情第二波衝擊到來之際，有很多在海外的中國人返回了家園，包括在荷蘭的中國留學生，他們認為回國「感覺更安全」。
一位阿姆斯特丹大學（UvA）的19歲周姓學生（Jason Zhou）已經在中國江蘇省的一家特殊旅館中被隔離了一個半星期，這位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計量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得知所有課程都將上線時，就買了票。他在電話中說：「我想離開荷蘭，因為我對荷蘭政府採取防疫措施沒有信心。該病毒的傳播速度快於歐洲媒體最初的想像。如果荷蘭政府採取更嚴格的措施，我就不會離開。但是，現在採取的方法太溫和了。」
周並不是唯一的一個願意獨自接受兩周嚴格的隔離而離開荷蘭的中國學生，Trouw與在荷蘭學習的9名中國學生交談過，最近幾周他們已經返回，或正在考慮這樣做。
「荷蘭的溫和措施」和種族主義
在與記者的對話中，周多次強調說：「中國的嚴格措施給人以安全感，而荷蘭對待疫情的措施太溫和了。」
正在鹿特丹學習國際商務的21歲的Jeanette Siyao希望幾天內就可以離開，她說：「我的家人已經擔心了好幾個星期了。在大學關閉大門之前，除洗手外就沒有其他對付疫情的措施。」
具體數字不清楚
根據荷蘭移民局IND的數據，2016年有8065名中國留學生在荷蘭學習交流，或就讀全日制課程，或碩士、博士學位課程。荷蘭負責教育國際化的組織Nuffic的發言人報告說，「從那時起，中國學生的人數基本保持不變」。
目前，尚不清楚最近幾個星期有多少中國學生回國了，對若干大學的詢問得到不同的答案，從瓦赫寧根大學的「也許有些學生」到阿姆斯特丹國際商務學院的「幾乎所有中國學生都離開了」。荷蘭的中國學生協會ACSSN則表示「有相當的數量」。
回中國自付隔離費用
據阿姆斯特丹國際商務學院（HvA）一位王姓老師說，學生們之所以喜歡中國的嚴格措施而不是歐洲的做法，是由於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他說，「這種關係，中國與西方的非常不同。中國人認為政府是一家之主。就像父親告訴他的兒子要待在家裡一樣，你必須聽，因為你知道自己的父親在照顧你，這帶來了安寧與安全的感覺。」
文章說，無論學生們為自己的回國感到高興，中國政府都有其策略。畢竟，進入該國的旅行者，是該病毒的潛在傳播者。因此，返回者必須首先在政府指定的旅館內隔離兩個星期。在許多城市，帳單由旅行者自行負擔。
例如，自上周以來一直被隔離在成都市的22歲經濟學專業學生Yuan Meng，每天支付28歐元，包括伙食費。她說：「但是，我已經很幸運。在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這些成本要高得多。」
但是，對此措施普遍表示理解。來自香港的29歲的英語老師Vicky Chang說：「我的父母已經在裡面呆了兩個月，這更加緊張了。」
應對疫情大流行
文章說，中國上周六再次擴大了措施。儘管回國者中有90％是中國人，但該國在星期六對所有外國人關閉了邊境，這一決定也使中國人也難以返回，而且付出的代價也很高。鹿特丹中國學生Siyao說：「很多人都預訂了三趟回程航班。」她的航班於4月8日取消， 「我在4月3日預訂的3500歐元的航班也被取消了。」據說她不能取回這筆錢，而只會取回機票的代金券，她嘆了口氣說：「但是，我還沒有找到新的機票。」
荷蘭大學和一些學生強調，部分原因是成本，並不是每個人都回去。19歲的國際商學院學生Vanta Huang說：「我認為，離開實際上是一個『精神安全』問題，而不是實際上更安全。旅行增加了感染的機會，而且，我還必須繼續在荷蘭支付房租。」
在荷蘭埃因霍溫（Eindhoven）攻讀博士學位的Zhonquan Chen也認為沒有理由回去，因為「病毒是一種大流行病，您在世界各地都有風險。」
29歲的Vicky Chang認為這是一次奇怪的心理逆轉。 「在此之前，我擔心我在中國的家庭。現在我在香港，但我想到了荷蘭。」
但是返回是值得的，所有返回中國的人對此毫無疑問。 「每個人的舉止都像一個負責任的公民。」
周姓學生在其隔離酒店說： 「我的生活很好，這裡的食物很棒，我有足夠的時間做作業。實際上，與我在荷蘭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區別。如果我不必上課，聽講座，我通常就坐在酒店中。」（資料來源：Tro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