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守德
多年前在完成長篇小說《長津湖》，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之後，軍旅作家王筠積7年之功，又推出了其抗美援朝題材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交響樂》。
這部長達70餘萬字的鴻篇巨製，匠心獨運地選取了一個重要的時間段落，即主要以第五次戰役為背景，前接著名而慘烈的長津湖之戰，其後延及雙方的停戰談判，通過行止自然的謀篇布局，悉心描繪的戰爭進程，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細緻綿密的文學筆觸，從一個側面為今天的讀者描繪和再現了70年前那場舉世震驚、波瀾壯闊、慘烈血腥的戰爭歷史畫卷。
同讀者常見的此類題材多採用全景式的敘事策略不同，王筠主要以基層部隊官兵的視角切入戰爭，通過志願軍某師偵察營、穿插營和治療隊，同美軍某空降團戰鬥群特遣隊之間，敵對雙方陣營一次次的激烈交鋒，來完成其狀寫戰爭生活目的的達成。這樣不僅能更加便於對雙方的參戰者進行抵近的觀察與表現，也更加便於展開文學的描寫與開掘，從而以豐富多樣的寫實與寫意，想像與虛構，過往與當下，戰場與人物，進程與細節，災難與情感，生存與毀滅等手段，來展示戰爭的風雲與圖景，折射戰場的脈絡與肌理，凸顯生死的尋常與難測，表現戰鬥者的崇高與卑微，把我們似乎熟知的，又可能語焉不詳的一切，以文學的方式反映了出來，還原為作家心中的戰爭的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
王筠在作品中設計了大小23次戰鬥，而每次的戰鬥過程又都是各具形態和不盡相同的，這既可能反映了戰爭的實際狀況，世界上哪有兩次完全相同的戰鬥呢？這一切都為敘事的展開，人物性格的構建，文學觀念的表達，創作目標的實現，提供了一種具有充分長度和空間的平台。從軍級指揮員間歇性登場，以圖勾勒出戰場的宏觀局勢，到基層戰鬥者的浴血奮戰，以再現戰壕的真實，從而形成了對於戰爭時空的立體透視。一系列的平凡的人物，如李八里、孟正平、馬永禮、鮑喜來、吳了了、脖頸趙、喇叭劉父子等，在一次戰役的許多次戰鬥所組成的戰爭縱深里，轟轟烈烈而又有血有肉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站立成一隊英雄的、氣壯山河的行列。他們所面對的是強大的對手，是武器裝備上嚴重的不對稱的現實，所處的是複雜而陌生的戰場環境，生與死都是轉瞬之間的事。他們一次次地進入不可預知的戰鬥過程，一次次地同謎一樣的敵人鬥智鬥勇，是傷亡後的無法進行的回送與救治，是心理上、情感上、智力上和體力上經歷著持續不斷的、又是幾乎達於極限的挑戰與考驗。小說就是這樣以綿密的、富於力道的文筆，寫出了志願軍官兵們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英勇善戰，衝鋒向前的大無畏英雄氣概。這構成了志願軍官兵戰鬥的具體過程，我們仿佛隨著具有鮮明形象個性，飽滿氣息血肉的他們一道前進，目睹他們如何捨生忘死地滾火蹈雷，勇猛穿行於槍林彈雨，表現出作為一支英雄的軍隊，或作為一個戰鬥的個體，靠的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力量和鋼鐵意志，遭遇怎樣的戰鬥困境和險仗惡仗，又是怎樣硬槓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並戰而勝之。
小說在其轟響著主旋律的基礎上，即作品對戰爭作出深刻的思考與精準的表現，彰顯出以李八里為代表的志願軍官兵的家國情懷、民族大義和戰鬥精神，犧牲與存活，失敗與勝利，平常與奇特，冷酷與柔情，清澈與迷茫，溫暖與憂傷等等，是一次戰役所經歷的漫長過程，也是參戰者必須經歷的複雜而無窮的體驗。這些對於每一個參戰者來說，都像是一個未知數，使他們在這架轟鳴的戰爭機器中，演繹著屬於自己或猝不及防，或必然而至的命運。李八里與王翠蘭的相戀與結婚，以及在新婚之時遭到美軍飛機的轟炸，是把人類美好的情感放在極端條件下，表明是怎樣被戰爭無情地破壞與摧殘。陳三觀生活作風上的犯錯，也是在戰爭之中所發生的一種正常而非常的遭際，卻從此改變和扭曲了這個人物的口碑與形象。這些似乎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學意義，在作者滾燙而又冷峻的筆下，抗美援朝不是平面的、純粹的、單向度的，而是多側面的、多層次的、立體的，有高光，也有陰影，有真醇，也有血污，有崇高，也有卑下，同曾經的戰爭本身一樣自然真切，蒼涼厚重。
值得肯定的是，小說不是拘泥於只對志願軍官兵的描寫，而是以平衡的筆墨展開對於交戰雙方人物形象交互性的刻畫，其目的不在於顯著加長作品的篇幅，而在於拓展小說的敘事空間，更反映出作者對於題材的很強駕馭能力。作者將敵對的一方也收於眼底和筆端，在激烈廝殺的戰場上，表現兩軍普通官兵對陣時的相互打量與較量，特別注重表現兩軍不同的、差異明顯的行為模式、戰鬥特徵和文化心理。我們以往的思維慣性更多關注的是兩軍裝備上的差異，這是許多論述和作品每每樂於特彆強調的，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兩軍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存在於方方面面，對言語、裝束、戰法、生死等等的不同理解與認知，導致了戰場上不同的，甚至是大相逕庭的表現。互相作為對方的反襯者，作為對方的一面鏡子，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和了解對方，對於對方的不斷地接近與認識，這是一種新的文學發現和表現，是非常有意義的。如大腳怪鮑喜來和托馬斯中士，黑人小蒙特和喇叭小劉等，幾組人物形成了某種有意味的對應與對比關係，這是作者刻意設置的，也是需要作者進行精確分析與描寫的。正因為有此差異與類同，因此令人讚賞的是，兵刃相見、無情廝殺的雙方，實際上也在更高的層面上似乎有了某種理解、溝通與同情，使之成為一部充滿著善意、美好和理想的作品。
《交響樂》賦予的其他鮮明特色，是小說敘述和人物對話語言中安徽淮北方言的大量運用，給小說增添了某種特殊的味道。作品中的人物來自不同的地域，作品刻意突出了地域性的語言特徵，如李八里的淮北方言，吳了了的上海方言，鮑喜來的東北方言，美軍的西式語言表達習慣，這使人物在形象與性格的傳神塑造上增強了辨識度。道具的運用在作品中占有挺重的分量，劉父氏子的喇叭與小蒙特的薩克斯，我認為這都是作家虛構出來的，戰鬥的本身大概很難給這些樂器以應有的位置，但在小說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們無疑是人物身份與與性格外化的符號，也是人物生命外在的特徵，同人物命運緊密地聯接在一起。其所具有的典型的象徵意味，使戰爭帶上了傳奇般的音樂色彩，既契合於作品何以名之曰《交響樂》，也是作者對戰爭生活的一種理解與表達。其所描述的不僅僅是戰爭生活中各個聲部的交響，也是人物命運的多層次的交織，使作品具有了高級而多重的藝術品質與寓意。戰後人物的命運則顯示出作家透過這些人物，讓讀者對經歷過戰爭生活的那些人物，進行一種有深度的思考。即無論是李八里戰死原因的真相莫辯，還是小蒙特回國後的淒涼處境，揭示出的不是軍人應有的輝煌結局，而是讀者想像之外的強烈反差，這是人物命運交響中低沉的重音，構成了小說的很強張力和魅力。
難能可貴的是，軍旅作家王筠在創作時占有了大量的關於抗美援朝的戰爭史料，使之在全局、局部、細節等方面，都有了可靠翔實的寫作依據，並將其不露痕跡地融匯在寫作的進程中，使作品有了史家的可信與嚴謹。創作靠的是厚實的生活積累，磅礴的寫作激情，堅忍的敘事能力，這充分反映了作家關於戰爭題材寫作的文學理念與美學追求，從某種層面上也把戰爭文學實實在在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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