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上朝議朝，實屬皇權受到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威脅
「批紅」是皇帝裁答方式之一。這本應該是皇帝自己來書寫，但是明朝的多數皇帝怠於政事，就命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代書，因此司禮監太監就有了機會參與朝廷議事，並且可以在文字上上下其手，以合其意。反而大學士們是根據批紅來票擬，相對失去了一部分參政權。在《明史》之《霍韜傳》中記載中有一段嘉靖初年霍韜上書的內容，這樣說的：「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
在中國古代之中，宦官專政一直是很多朝代的通病，明朝時期的宦官專政是相對比較嚴重的朝代之一，但是明朝的宦官專政還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不同。明朝時期，宦官甚至能夠跟著文武百官一起上朝議論朝政，這種情況看似是皇權的衰弱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但實際上宦官之所以能夠上朝議政主要和當時的皇權受到文官集團的權力威脅有很大的關係，事實上，雖然明朝的宦官專政相對比較嚴重，但實際上宦官的權力是受制於皇權的，他們的命運完全依賴於皇帝的決定，真正能夠對皇權造成威脅的其實是當時明朝深受重視的文官集團。在明朝的政治系統之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官集團對於明朝皇帝的權力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到了明朝中後期之後，文官集團甚至能夠操縱皇帝對於朝政的決策，文官集團的首領一般情況下都是首輔，張居正就曾經是明朝文官集團的一員，因此，明朝時期的宦官干政行為，實際上是皇權對於文官集團的一種平衡之術。
東西廠和批紅，為宦官權力擴大打下基礎
明朝時期的宦官勢力是有皇帝一手扶持起來的，最早發展起來來的宦官集團應該就是特務機構，明朝時期的宦官人數非常多，最多的時候能夠達到十幾萬，所以明朝時期管理宦官的機構也非常的龐大不僅多而且權利很大。東西廠的設置就是為了管理宦官集團同時輔助皇帝處理政事，宦官的數量眾多所達到的結果就是宦官的權力涉及到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大大小小的機構，這也是宦官干預朝政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明朝初期宦官的主要作用就是幫助皇帝處理一些瑣碎的日常事務，但因為皇帝所處理的任何事情都與國家政事都有一定的聯繫，所以在幫助皇帝處理這些瑣碎事務的時候，宦官就已經接觸到了整個國家的政治中心了。明朝時期的皇帝都是用朱紅色的筆來批閱奏摺的，而明朝的宦官之所以能夠真正的把握朝政就是因為這個批閱奏章的權力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落到了宦官的手中。
根據《淺議明朝宦官專政》記載:「明代宦官參與朝政，主要通過司禮監進行。司禮監和內閣 是輔助明代專制皇權運行的兩個機構。一般情況下，由司禮監和內閣共同發揮決策功能，被認為是中樞機構運轉的正常狀態。而明朝時，奏章的批答，先有內閣以小票草擬，成為『票擬」。再由司禮監中的宦官代替皇帝朱筆批出,成為「朱批」。所謂「朱批"，相當於現在的蓋印。朱批權是皇帝的權利，也是明王朝辦事的最後-道程序，批朱之後，意味著最後拍板，而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利，本該由皇帝完成，後來卻落入了內宮的手中。由此，宦官可以對中樞機要之權進行干預和操縱。」
把這樣的權力放在了宦官的手中，實際上就是讓他們掌握了一部分皇帝所擁有的權力，這樣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有積極的一方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方面，作用是消極還是積極主要是看這個掌權的宦官的個人品行如何。雖然至今為止我們印象深刻的一些宦官都是大奸大惡之人，他們對各個朝代的政治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但是也不能排除一些個人品行過硬的宦官對政治產生的有利影響。
土木堡之變後，皇權被文官集團架空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軍事勛貴損失殆盡，兵權從皇帝和武將手上真正徹底的淪為文官控制，文官的權力某種意義已經大於皇權。明武宗朱厚照，看起來說是有點不務正業，但其實是在和文官的權利爭奪，而核心就是兵權，所以朱厚照又是要帶兵又是要當大將軍，聽見叛亂被平息又要王陽明放掉，就是為了讓自己有機會重掌大權。因為土木堡之後，皇權其實是對衰落的，這客觀雖然對歷史是進步，但是文官集團卻並沒有因為皇權衰弱文官系統權力上升，而進化成先進的歷史力量引領歷史的向前發展，反而各種掣肘內部鬥爭，沒有把精力真正放在社會進步這上面。瞧瞧後來的張居正海瑞，但凡是想做事想改變現狀的，就算你是文官系統出身的自己人，我也要把你弄下去。所以嘉靖萬曆後來為什麼撂挑子，就是因為看透了這個現狀又沒有辦法。史書說皇帝不管事又不放權，其實就是文官找了背鍋的，因為史官本身就是文官系統的。很多人說皇帝不管事，讓明朝後期越來越落後衰敗。但是，文官系統自身本身就取代了很多皇帝的作用，且卻又對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大臣處處掣肘，即使有亡國危險文官集團依然在架空皇帝。
宦官權力均衡文官權力的無奈
宦官不僅僅在處理政治事務上有一定的權利，他們就連在一些皇室產業以及司法和地方行政部門都有很大的權力，在明朝時期，皇帝的私人產業以及皇室的一些經濟產業都是由他們來控制的，作為天下之主，皇帝一般情況下對這些財產都不會太過在意，所以這些事物的處理全看宦官如何把握。在明太祖時期就曾經出現過宦官中飽私囊的情況，這些宦官被當時的皇帝派往江南地區監管一些財政收入的主要項目，但是在巨大的利益取捨面前，這些人全部都變成了金錢的奴隸，他們甚至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成為了當時的江南一霸，他們用皇帝的旨意隨意的拿取錢財。據說魏忠賢曾經就用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權力掌握了當時明朝的國家寶庫的鑰匙，到了這種程度，皇帝的皇家財產實際上就已經成為了皇冠的私人家產，真正享受到這些的反而是那些貪得無厭的宦官們。雖然看似宦官把握了整個明朝的政治體系，並從中獲取了其他的利益，但實際上明朝的宦官們始終在皇帝的把握之中，也就是說只要皇帝想處理這一批宦官就可以隨時處理掉他們，這是因為宦官手中的一切權力都是由皇帝給予的，作為權力的最終擁有者，皇帝可以在任何時間以任何形式收回給予他們的權力。也就是說明朝的宦官干政看似對於當時的皇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但實際上這種威脅是在皇帝允許範圍內進行的一種活動，並沒有對皇權造成絕對的威脅，而皇帝作為遊戲的主導者，有隨時可以喊停的權利。
文官集團對皇權構成的威脅
相比於宦官集團來說，文官集團對於明朝皇權所造成的威脅是最為明顯且致命的，與宦官集團的權力賦予性所不同的是，文官集團的官員所獲得的權力都是憑藉本身的能力以及政治關係得到的，這其中牽扯著很複雜的利益鏈條以及利益集團，所以每一個處於相對上層的文官集團成員都不是明朝的皇帝可以隨意罷免的存在。而對於皇帝來說，這種不受控制的利益共同體恰恰才是最危險的存在。經過了幾千年儒學侵蝕的封建社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文官集團控制的一個集體，文官集團是由一批在嚴格的科舉制度中摸爬滾打過來的皇權代理執行者們組成的利益集團。而明朝時期的文官集團之所以和皇權產生非常大的矛盾衝突，甚至對皇權構成威脅都是因為皇權集中制的快速發展所造成的。在明朝初期，因為朱元璋吸取前朝經驗廢除丞相的這一個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整個文官集團的利益，同時也把曾經隱藏在和平表面之間的矛盾徹底的放在了明面上，所以明朝時期的文官集團開始正面與皇權對抗。
根據《淺論明朝文官集團與皇權的衝突》一文可知:「明王朝建立，朱元璋禮賢下士和唯才是舉，使長期處於苦悶的漢族知識分子開始期待儒家理想中「聖君賢臣」的治世曙光。然而好景不長，在朱元璋殺功臣、製造文字獄的殘暴打擊中，極端強化的皇權令人感到朝夕難保，此時的文官集團是無法與皇權相抗衡的。而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代之以四輔臣制度,皇帝大權獨攬，則將皇權與位居文官集團之首的權相的矛盾公開化，衝突已然呼之欲出。 至永樂年間，在朱棣當政的永樂時期，內閣大學士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定的提高，文官集團逐漸回歸至正常的行政體制中。」
文官集團在自身利益的都損失的情況下，自然會發動攻擊去獲取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這就是明朝文官集團與皇權產生矛盾的根本所在。皇權集中制的快速發展必然會損害文官集團在利益場上的收穫，而作為中國古代封建政治場上的主力軍，文官集團在利益受到損失的時候，就會對當時的皇權發起進攻，他們會通過擴大手中的權力以及控制皇權集中制的發展來讓自己的利益損失得到補償。而在這種情況下，宦官集團的干預則能夠很好的起到融合這種矛盾、平衡這種關係的作用。
在宦官集團進入政治利益爭鬥當中時，原本雙方的衝突和矛盾會在三方的權力之爭下保持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而這種相對平衡穩定不會產生變異的情況，就是明朝的皇帝最想達到的一種狀態。在明朝中後期這種平衡逐漸被打破，主要是因為明朝中後期皇帝的不作為導致了文官集團的威脅以及宦官集團的權力開始無限的膨脹，這種平衡被打破之後，政治制度就處於一種相對混亂的狀態，在這個時候，皇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能推動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了，這種混亂的狀態卻是明朝中後期的一種常態，這種狀態持續時間過長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明朝的滅亡未嘗沒有這方面的原因。
總結
我們看一下《明史》武宗本紀中的記載：
武宗：
正德二年三月辛未，以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五十三人黨比，宣戒群臣。 正德四年二月丙戌，削劉健、謝遷籍。正德四年十二月庚戌，奪劉健、謝遷等六百七十五人誥敕。上面摘錄，可以想像當時武宗皇帝是多麼重用「八黨」，當劉健等大學士們連章上書請誅「八黨」時，明武宗卻認為「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不但不誅「八黨」，反而罷免了上書的朝臣。後來劉謹以詔書宣布劉健等一干人等為奸官，都下了大獄。
明朝時期皇帝、宦官集團以及文官集團這三方中所掌握的權力看似並不平等，但實際上經過皇帝的分配之後，他們達到了一種巧妙平衡的狀態。這種微妙的平衡是明朝皇權其中制度快速發展的秘訣，只是到了明朝中後期之後，許多明朝皇帝的不作為使這種平衡被逐漸的打破，皇權成為了在夾縫中難以生存的一方，而從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文官集團則在這場權力之爭中處於不敗地位。
參考文獻:《淺議明朝宦官專政》、《淺論明朝文官集團與皇權的衝突》、《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