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歷史上，戰爭始終貫穿著每個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從秦朝建立，到清朝滅亡，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發生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是專制朝廷和民間社會矛盾的反映，說白了根本原因就是四個字——官逼民反。即使是在封建王朝統治的和平時期，內部也仍不時湧現出各類農民起義。
《三國演義》主要是描寫三國時代封建地主階級各個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寫他們從割據、混戰到吞併、統一的過程。在這中間也從某些側面寫了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隱約地透露出農民起義的原因和他們浩大的聲勢。
書的開頭就寫道：桓、靈二帝，「禁鋼善類，崇信官官」，官官們「賣官謝爵，非親不用，非仇不誅」，致使「朝政愈壞，人民怨搓」，「天下人心思亂」，「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侵州掠郡，「官軍望風而靡」，動搖了東漢王朝的統治。最後，他們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這些對人們認識農民起義是有意義的。
但是，《三國演義》對後來農民起義的影響，不僅在於它寫了農民起義，而且在於它真實而深刻地描繪了三國這個特定時期紛繪複雜的社會生活面貌，使農民起義軍能從中吸取適用於自己的某些組織形式、鬥爭經驗和道德觀念。
在清初，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民間秘密組織「三合會」（又名「天地會」）,就仿效「桃園結義」的方式，來建立自己的組織。他們有這樣的誓詞：「吾人同生同死，仿桃園兄弟，姓洪名金蘭，結為一家……兩京十三省同心一體，討滅仇敵，恢復明朝。」他們從舊時代的英雄那裡，借用他的名稱、戰鬥口號，乃至服飾，來鼓動和讚美自己新的鬥爭。「結義」的形式，在農民起義軍中是較為普遍的。
在鬥爭經驗方面，他們也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發。明末著名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以及清代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等，就經常閱讀《三國演義》，把其中的那些對戰爭的描寫，當作戰例來研究，為行軍布陣的參考。清劉蠻《五石弧》中說：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張德堅在那本污衊太平天國革命的《賊情匯寨》中也提到：「賊』之詭計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點賊'，采碑官野史中軍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裁取《三國演義》、《水游傳》為尤多。」有人說，張獻忠、洪秀全等，簡直把《三國演義》看成為「玉帳唯一之秘本」。
一次，太平軍占領了寧波，當地的崑曲「老寶鳳」戲班，演出了《西川圖》等三國戲慰問太平軍，配合他們的勝利進軍，受到了熱列的歡迎，他們得到太平軍的熱情招待還得到了賞錢。
此外，《三國演義》所塑造的某些人物形象，也往往成為農民起義軍學習的榜樣。明代李定國與孫可望同時起義，兩人的軍紀不一樣。孫可望的隊伍紀律較差。當時在李定國營中說《三國演義》的藝人金公趾，指責孫可望是曹操，期待和鼓勵李定國要成為諸葛亮。「定國大為感動，曰：『諸葛所不敢望，關、張、姜伯約，敢不自勉！」象諸葛亮那樣恐怕不容易達到，他表示要努力學習關羽、張飛、姜維那樣的為人。太平天國初期的領袖之一洪大泉，處處以孔明的標準要求自己，「趨步孔明用兵」。鄒容寫的《革命歌》里說：「人人都敬關雲長，雲長終為殺頭強。縱使不成頭被砍，也教人間稱好漢。」《三國演義》對民主革命也還有過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