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統一數百年的分裂亂世，百代承襲秦法，對歷史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然而秦王朝又二世而亡，短暫而輝煌，猶如曇花一現；讓後世人對於它的研究和評價層出不窮，使得秦王朝一直是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研究和熱議的焦點。

秦王朝又是具有傳奇色彩的王朝，它是由東周的開國諸侯秦國，演變而來的一個歷史王朝。從秦國到秦朝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從秦穆公所實施的王道政策，到秦獻公時期的以戰養戰，再到秦孝公時候的商鞅變法，秦國人民對於國家發展的探索是非常之深的。

也正是因為他們的這種探索，讓中國的歷史社會迎來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讓古代歷史的社會性質從奴隸制社會變成了封建社會，並且延續了2000多年。這樣的一個歷史王朝自然很具有研究價值，如果它能夠一直延續下去，可能華夏的歷史文明比我們已知的還要輝煌。

但歷史不容許我們假設，秦王朝雖然曾經有過光輝的過去，但是也確實是一個二世而亡的王朝。一個曾經無比輝煌登臨華夏歷史巔峰的王朝，經歷了短短十幾年內就走向了滅亡，在此其中自然有人們需要深入探索的道理，秦王朝憑什麼統一六國的？又為何二世而亡？

柳宗元《封建論》，論述秦國興亡的原因在於制度和政策

針對這一問題，唐代的大文學家柳宗元曾經用一篇《封建論》來進行分析；柳宗元認為秦王朝之所以能夠統一，因為它的制度比山東六國要更加的先進，而秦王朝之所以會滅亡是因為，雖然確立了比較先進的制度，卻沒有在制度之下推行合適的政策。

那麼柳宗元的這種觀點，到底能不能論證秦王朝統一和滅亡的原因呢？本篇文章重點的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封建論》中的論述，到底能不能解釋秦王朝的輝煌和衰落？

秦國憑制度的優越，從貧弱到富強，從稱霸到統一

第一點我們來看一下《封建論》中所說的，因為制度的優越性而進行統一的觀點；其實對於歷史問題的評價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所謂一千個人心目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麼一千個人心目當中可能就有超過一千個的王朝興亡觀念，所以我們並不能準確而絕對的說出某個觀點到底是不是正確？

但就《封建論》而言，其觀點是要比《六國論》、《過秦論》等等的觀點要更加先進也更加客觀的；因為制度確實是一個歷史社會所必須要依存的東西，制度上的優越性必定會導致視力的發展差距，這是中國古代歷史用2000多年的時間證明了的東西。

• 春秋時期，秦穆公推行王道，秦國發展曇花一現

而我們根據戰國時代的歷史來看，秦國所推行的制度確實比山東六國推行的制度要更加具有優越性；而要論述這一問題也並不難，我們通過秦國變法前後的對比就可以看得出來。秦國在進行商鞅變法之前，國內推行的大概有兩種政策，一種是秦穆公時期推行的王道政策。

秦穆公可以說是讓秦國最先確立諸侯大國地位的君主，他在位的時期任用百里奚為政，在秦國推行的是一種類似於王道的政策，因為那時秦國剛剛立國不久，而且是因為幫助周平王東遷有功才被分封的，所以這個國家其實受周王朝統治的影響也比較深，作為東周的開國諸侯，在東周的社會地位是非常高的。

同時，這個國家剛剛被分封的時候，所面臨的困難也是非常多的，當時周天子將王朝的西部邊境分封給了秦國，但當時周朝的西部邊界已經不再受周天子實際控制，所以說秦國要想確立諸侯國的地位，那麼就必須先從西部蠻夷手中將土地奪回來。

• 戰國時期，王道政策並不適合秦國發展

因此，秦國實際上是經過了連年征戰才成立的國家，而經過了數年的征戰，秦國需要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來恢復國家實力，所以，那個時候的王道統治還是比較有好處的；但王道卻不是一個能夠長期推行的政策，因為在王道的統治之下信奉的是一種類似於儒家學說的君臣關係，或者說對禮樂制度的一種崇尚，這種政策更加適合於獨善其身。

在各國利益紛爭特別複雜的春秋戰國時代，這種獨善其身的方式並不合適，因此，秦國在秦穆公時期輝煌之後，就漸漸地走向了衰落，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後來戰國時代到來，魏國突然崛起，崛起之後對於西方的秦國特別不友好，在魏國的猛烈攻勢之下，秦國的土地面積已在縮減。

• 戰國初期，秦獻公推行以戰養戰策略

為了不讓秦國重新回到隴西地去做半農半牧的農業部族，秦獻公時期推行的是以戰養戰的策略，既然魏國想打那麼秦國就與之對抗，通過戰爭來拉動國內各個行業的發展，但以戰養戰的策略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長期打不了勝仗早晚有一天國內的發展會被拖垮，所以那時的秦國雖然恢復了一定的生機，但也無法與其他的諸侯國相提並論。

我們可以看到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發展實力非常的弱小，對於魏國的攻勢沒有辦法，走不出函谷關，甚至也守不住函谷關；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秦國的那句俗語，所謂悠悠上天，忘我蒼生；但在這種情況卻在商鞅變法之後得到了很大的緩解。

秦國推行商鞅法治變法後，發展發生逆襲

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商鞅變法推行的是一種法治的制度，這是與西周的制度完全相反的，不推崇禮樂制度，不實施王道，只是用規則來約束眾人，因此，那時的秦國發展的有條不紊，幾乎國內的各個發展層面的弊端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壓制，畢竟有了明確的規則，各個階層的人都能夠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麼，發展起來也就相對比較平穩。

這是秦朝在推行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之前的一個雛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秦國由王道或者以戰養戰變成法治的時候，它的實力是陡然增強的；當秦國時是法制統治的時候，山東六國還在像秦國變法之前那樣，推行王道或者推行吏治，自然而然地它們的發展也只能與變法之前的秦國相提並論，與變法強盛起來之後的秦國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說，制度的優越性能夠決定一個國家的發展實力這一點是沒有錯的。

清朝戰勝太平天國，卻敗給民國

針對這一點，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可以來證明，那就是太平天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對比；太平天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時間距離並不久遠，大概有六十年左右的時間，可是當太平天國運動興起的時候，清朝站起來了一個曾國藩。

曾國藩最開始組織湘軍與太平軍進行戰鬥時是屢戰屢敗，可是哪怕屢戰屢敗，他都是屢敗屢戰，最終擊垮了已經占領了清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維護了清王朝的統治；可是六十幾年之後，當中華民國興起時，清朝卻毫無招架之力，幾乎是頃刻之間就土崩瓦解了。

• 太平天國的制度並不比清朝制度優越

難道一個王朝在幾十年的過程中就能夠被消耗的一無所有嗎？自然是不是的；也有人說是因為清朝已經民心盡失，所以抵擋不住中華民國；但如果大清王朝一直就民心盡失，那麼可能連太平天國都抵擋不住，到底是什麼讓大清王朝在短短六十年的時間裡，就民心盡失了呢？答案就是制度。

太平天國再怎麼強大？它與大清王朝的制度其實是一樣的，它們都是封建性質的，如此一來，對於當時的平民百姓們來講，他們是選擇大清王朝，還是選擇太平天國，其實沒有太大的差距，就算是選擇了太平天國，他們也不會過上比當下更好的日子，那麼他們又為什麼要花費時間金錢，甚至是生命去創造一個太平天國呢？

• 民國資本主義制度優越於清朝封建制度

其實太平天國與大清王朝一樣，都不得人心；但中華民國卻不一樣，它是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類型的運動，雖然我們並不能說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就是有好處的，而且我們通過後來百十年的奮鬥，也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適合中國發展。

但當資本主義社會對抗封建社會時，卻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它給人們帶來了一種新的選擇，讓人們看到了更好生活的可能，所以當大清王朝與中華民國對抗時，人們卻有很大的可能性選擇中華民國；這就是制度上的優越性所導致的結果。

而這一點用在春秋戰國時期也同樣合適，秦王說所推行的法治制度和它的中央集權君主制度就是勝過了西周時期的奴隸制度，勝過了受西周影響很深的其他諸侯國所推行的制度，所以最終秦朝能夠統一。

秦王朝在合適的制度下，沒有找到合適的政策

我們再來看一下關於秦王朝在制度之下，沒有推行合適的政策而導致滅亡的觀點。如同我們上述所說的那樣，這一觀點相比於秦國不實施仁政，或者不講究民生而滅亡的觀點更加的合理。

其實一個王朝的發展不僅要有制度的約束，同樣也需要在制度之下，推行合適的政策，就好比我們打遊戲一樣，有了良好的操作和意識才能夠有獲得勝利的基礎，但在良好的操作和意識之下也需要跟上裝備，不然同樣抵不過對面。

• 秦王朝沒有給六國遺民接受新政策的過渡期

所以，當一個王朝有了基本制度的支持，還需要在這一制度之下，推行比較合適的政策，如此才能夠達到穩定發展的局面；但在這一點上秦王朝做的並不好，雖然它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適合兩千多年前的歷史社會，但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卻與那時的國家發展狀態並不相符。

比如對於賦稅和徭役的徵收，對於一些法令的制定，都沒有順應當時的歷史環境，其忽略了作為一個王朝，所要面對的其實是來自整個天下臣民的事實，它將在秦國推行了百年的時間才得以確立的法治政策，在幾年內就強硬地推向整個王朝，讓習慣了王道政策的人民被迫性的接受法治政策，讓由道德來約束的子民們必須接受由規則來約束，而且在此期間還沒有經歷一個過渡階段，這自然會導致民心不穩。

• 秦王朝沒有休養生息​，而進行大量基礎設施建設​​​

此外，秦國經過的連年征戰才成立了秦王朝，當此之時，整個中原地區其實已經特別衰弱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導致社會生產力降低，整個王朝的運轉其實並不良性，可是秦朝卻沒有給予百姓們恢復生產力的時間，就大量的徵收賦稅和徭役。

雖然這些賦稅和徭役，並沒有用在君主貪圖享樂身上，像後世所說始皇帝耗費大量財力物力建造阿房宮等等的傳言，其實都是不可靠的，事實上，除去驪山陵墓之外，秦朝所徵收的賦稅和徭役都是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的。

• 秦王朝用於建設的賦稅和徭役，並不被六國遺民所理解

不過話又說回來，後世又有哪一個君主沒有為自己修建輝煌的陵墓呢？當然，這種論證的出發點是不對的，但我們也不能夠驪山陵墓的建造來證明秦王朝的苛刻；那麼這些徭役等都用在了哪裡呢？當然是用在了基礎設施建設上，這確實是有利於歷史社會發展的行為。

但這種行為卻並不被數量龐大的農業民族所理解，因為對於農業民族來講，他們最根本的願望和目的在於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他們並沒有太過強烈地為國家付出的念頭和慾望，所以，當國家強力的從他們身上徵收賦稅和徭役的時候，他們第一個年頭就是不滿。

他們並不能看到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對於後世發展的好處，他們只是能夠感覺到自身所受到的壓迫，所以最終才會導致農民起義；這就是制度之下沒有合適的政策所導致的結果。

漢初推行黃老學說，漢武帝推行外儒內法

這一點漢王朝做的就很好，王朝建立之後，首先推行黃老學說休養生息，韜光養晦，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統一人們的思想，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面上將儒家學說推向頂峰，利用了儒家學說的君臣關係，讓人們從思想上就樂意於與君主服務，可是實際上卻在儒家學說治下推行法治政策，達到了一種外儒內法的境地，這就與秦王朝強硬的推行法制政策的行為大不相同，最終獲得的結局也完全不同。

後記

從以上敘述，我們可以得知，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所論述的制度和政策的觀點，還是比較貼合真正的歷史社會的，他並沒有摻雜太多的主觀因素，而是從社會發展的性質方面來進行分析：沒有合適的制度的支持，一個社會就不能夠穩健的發展。

同時，哪怕是有了合適的制度，卻沒有推行相應的政策，也不能夠讓一個社會健康的發展，這是我們現代人所需要重點思考的地方；畢竟無論是人的發展也好，還是社會的發展也好，都講究一個適應，將就一個循序漸進，如果制度太過於落後，或者政策太過於不貼切，那麼對於社會的發展都不是一個好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