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之亂以後，唐朝必亡之局已成，因為中晚唐新國家運行機制中的兩根擎天之柱已經轟然崩塌了，面對這種國家的結構性創傷，不要高估幾個人能有什麼扭轉乾坤的能量。之所以黃巢之亂後唐朝還能勉強支撐二十多年，全是憑著歷史的慣性作用、之前底子厚實、朝廷權威尚有殘餘。
第一大支柱：藩鎮平衡格局的崩塌。
唐朝能在安史之亂後維繫上百年所依靠的基本國策就是：保持藩鎮之間的勢力平衡，使得中央神策軍對一個和幾個藩鎮的聯合保持絕對優勢，並主要利用藩鎮來制衡藩鎮。所以河北三鎮特別是魏博雖然桀驁不馴，但被河東、昭義、河陽、天平、橫海、義成、義武等藩鎮鎖死，同時河北三鎮內部也會互相牽制，幽州鎮就和南邊非常不對付；京西北個別沿邊藩鎮雖然偶爾會有悖逆行為，但在神策行營和其他沿邊藩鎮的共同控制下，往往剛閃起火花就被撲滅了。
這一體系成效卓著，除河朔以外，任何企圖保持半割據狀態的藩鎮的企圖都被消滅，比如劍南西川劉辟，浙西李錡，淮西吳元濟。即使一直到唐僖宗乾符年間，整個唐朝國土內，中央指揮不動、保持半割據狀態的藩鎮仍然只有河朔魏博、成德、幽州三鎮和河西的歸義軍。
但是這樣藩鎮連環制衡的平衡格局，在黃巢之亂中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在黃巢南北轉移，掀起驚濤巨浪的時候，淮南高駢等巨鎮已經表現出不聽中央號令的行為。到了廣明元年（880）十二月黃巢攻陷京師，唐朝中樞指揮系統突然遭到毀滅性打擊，僖宗和田令孜一口氣跑到成都繼續宴飲遊樂，客觀情況下也不能全權指揮各地勤王藩鎮的實際軍事行動。雖然聽說黃巢攻陷京師後非常積極趕來救駕勤王的藩鎮軍隊很多，比如義武王處存、河中王重榮、鳳翔鄭畋，但是他們實際上在軍事方面非常自主。
這不是特例，唐朝的官方約束突然鬆動，這個機制也就趨向松解。一時間各地藩鎮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權，賦稅也不上交中央了，軍隊也可以隨便擴張、隨便行動了——反正都是為了平叛嘛！兵、財有了，再加上在中和年間的劇烈變動中，一大批軍校「下克上」成為藩鎮主帥，很難說這些人還會再聽中央號令。
到昭宗即位後，藩鎮平衡系統已經基本失效。各地藩鎮陷入互相吞噬、合縱連橫的格局中，而不去理會中央了，從此藩鎮兼并才是時代主題。比如朱溫在和李克用敵對的情況下，長期經略兩河藩鎮，吞下天平、淄青、魏博等鎮；楊行密崛起於揚州後，對宣、鄂等鎮始終就沒松過牙，而且他還數次意圖北上，光化二年（899）、天復三年（903）兩次都被朱溫遏制於北上的道中；李克用比較獨特，他奉行「奉唐割據」，兼并雖不多，但他頻頻扶植代理人，想將河朔諸鎮掌控在自己手中；王建從西川到東川到峽路、山南諸州，也在一步步把川蜀徹底置於己手，這這裡只是舉幾個例子。
包括大家津津樂道的大順元年（890）昭宗令禁軍北伐李克用而大敗一事，本質上也是藩鎮戰爭的產物。昭宗之所以要討伐李克用，是架不住雲中、盧龍、宣武三鎮的一再脅迫，雖然朝臣在宰相杜讓能的領導下皆以為不可，但朱溫系統的宰相張濬力主，再加上張濬想藉此壓制楊復恭，才有出兵之事。這件事其實又表現出昭宗朝政治的一個新現象：藩鎮環境和南衙北司矛盾，促使一部分宰相成為強藩的代理人，強藩從而得以直接干預中央政治。
這一現象的最直接表現，同時也是藩鎮平衡體系崩塌最惡劣的結果，是昭宗朝，唐廷受制於京西北諸鎮。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京西北藩帥近水樓台先得月，動輒進軍長安，要挾君上，為所欲為，朝廷尊嚴掃地，更使得唐朝廷根本無力經營關東。平心而論，京西北諸鎮除了李茂貞的鳳翔算得上強藩，其他藩鎮不過是二三流水平。
不要說跟朱溫、李克用相比，就是比起荊南成汭、魏博羅紹威這種二流強藩，他們也完全不是對手，否則朱溫李克用每次領兵進京，他們都嚇得屁滾尿流。但唐廷就是始終受制於這些野蠻兇殘，不講道理，實力有限的京西北藩鎮中，坐以待斃。
更恐怖的是，這一時期不僅是藩鎮割據，州的獨立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狀態，這固然是憲宗改革以來強州弱鎮思想的作用結果，但更加表現出的是唐朝廷對地方控制系統的崩潰。比如光啟年間感化軍的幾個軍將跑到蘇州自立為天成軍；江西道虔州在盧光稠的經營下保持高度獨立。
在藩鎮之下，各州刺史也具有巨大的軍、財權，使得他們在面對本鎮時也能保持獨立自主性，在藩鎮戰爭中，州左右搖擺的現象屢見不鮮。從藩鎮到州郡，整個唐朝引以為傲的地方控制系統已經到了土崩魚爛之境了。
第二大支柱：西北-東南體制的崩塌。
後人往往容易低估中晚唐北方農業的恢復程度，事實上唐後期北方農業發展程度還是很可觀的，根據近人研究，即使唐廷在關中和糴的糧食數量也很可觀。但是北方的京西北、河朔藩鎮賦稅概不上供；而在唐朝國防布局中，絕大多數軍隊布置於北方，養兵開支極大；再加上北方特別是兩京地帶，是貴族、士族、官僚的莊園最集中的地區。
因此，唐後期國家的財政主要來源確實是南方，東南地區的財賦收入是支撐國家運轉的經濟之本，所以唐後期的漕運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西北的政治中心和東南的經濟中心相聯合運轉，才是中晚唐國家的實質狀態。
卻說這個唐後期，錢始終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話題，削藩、養百萬兵、養新增大量官員，都得靠錢。無數次削藩戰爭，都不得不以沒錢而停止。憲宗鐵了心要平淮西，打了三年，雖然最終蕩平了腹心之患吳元濟，卻也直接吃光了從爺爺德宗朝開始攢下來的老本。
也正是由於朝廷缺錢，用錢的地方又出奇的多，所以財政官僚在唐後期極被重用，中晚唐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龐大的、縱向的財政官僚系統——度支和鹽鐵系統。
但是由於藩鎮平衡格局的崩塌，唐朝對地方失去控制力，東南的財賦直接交不上來了。淮南從高駢開始就不上供，之後亂作一團，浙西、浙東、宣歙、江西等主要財源地都冒出一堆割據軍閥，中央瞬間失去了大多數財政來源。榷鹽和榷茶在唐代後期的財政收入中地位頗重，但黃巢之亂的巨大變局對度支、鹽鐵二系統打擊非常大，運轉已經不靈，而南方的聯繫一斷絕，茶稅全部完蛋，海鹽利也不歸自己了。
很快中央又丟了另一大財源河中池鹽的控制權，河中鎮自己興高采烈地去參與藩鎮相攻了。隨著昭宗初年王建對四川的控制，天府之國的財賦和井鹽也上不了中央了。唐朝廷在昭宗朝是無比的缺錢，根本已經不能算一個健全的政府，沒有錢就養不了軍隊，沒有軍隊還談什麼復興，只能被藩鎮玩玩弄於股掌之間。
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其實具有非常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構建起了新的國家運行機制。雖然自宣宗、懿宗以來，衰落的跡象已經很是明顯，唐咸通、乾符年間其實和晚明很像，舉國上下對未來不抱希望，紙醉金迷，畸形的繁華和奢侈到達登峰造極的程度。但這種自然衰老的過程，如若沒有黃巢，還會持續很多年，至少國祚突破三百年是沒有問題的。
遺憾的是，黃巢之亂過於猛烈，以至於把中晚唐國家運行機制的各大支柱都給連根拔起，面臨這種結構性的致命損傷，唐朝必亡無疑，切記不要高估個別人的行為在結構性問題中的重要性。歷史要度過這樣重大的變革期，可能事關上百年，幾千萬人，而不僅僅是幾個人的努力。以這樣的局面，去強求唐昭宗做什麼，實在是難為他了，其實他是個不錯的皇帝，可惜完全生錯了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