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夢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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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子京，一個熟悉的名字，一個陌生的人物，作為北宋官員，他在歷史中既無顯赫地位，亦無卓越成就，卻因被范仲淹寫進《岳陽樓記》而意外名垂青史。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文章一開頭，范仲淹便交代了他寫作《岳陽樓記》的緣由——好友滕子京謫遷為岳州太守後，把當地治理得很好，於是重修了岳陽樓，范仲淹應邀寫文記述這件事。
所謂「謫守」，就是指「因罪被貶職出任外官或守邊」，滕子京之所以「謫守巴陵郡」，源於北宋時期著名的「涇州公案」，大致過程是：慶曆二年，滕子京時任甘肅涇州知州，恰逢西夏大舉攻宋，葛懷敏率軍抵抗，無奈兵敗定州，而范仲淹率領的援軍卻被大雨阻隔，無法及時趕到。涇州與定州距離很近，形勢非常危險，生死攸關之際，滕子京臨危不亂，在沒有足量正規軍的情況下，徵召民兵共同守城，堅持到了援軍趕到。事後，滕子京感念部下守城艱辛，便動用公款犒賞全軍，並撥款祭奠英烈，撫恤遺屬。一年之後，有人舊事重提，以此彈劾滕子京濫用公款。
這個案子的最大疑點是，當宋仁宗派人前去調查時，滕子京竟然銷毀帳本，這難免有幾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幸虧朝中有范仲淹、歐陽修等極力為其辯白爭取，滕子京最終才免遭處刑，只是被貶了官，於是有了「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清平樂》范仲淹劇照）
對於滕子京其人，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記載：他只用一年時間便把岳州治理到「政通人和、百廢俱興」，而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卻記載：「所得近萬緡，置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
范仲淹說滕子京勤政愛民、剛正廉潔，獲罪被貶完全是冤案。而司馬光卻說，滕子京在擔任涇州知州期間，挪用公款16萬貫，除了用於犒賞將士、撫恤英烈，餘下數萬貫均被他據為己有。另外，滕子京謫守岳州期間，仍在橫徵暴斂、搜刮民脂民膏，至於重修岳陽樓，也完全是在沽名釣譽、邀功請賞，更有藉機中飽私囊之意。
總之，范仲淹筆下的滕子京，是一位清官、好官，而司馬光筆下的滕子京，則是一位貪官、惡官。同一個人，在同時代的范仲淹和司馬光筆下竟然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副面孔，那麼，到底誰在說謊？誰的說法更可信呢？
（《清平樂》司馬光劇照）
觀點一，如果從身份出發，則是司馬光的說法可信度更高：司馬光作為史官，秉筆直書是他的職責所在，而范仲淹作為文人，文章中更多表達的是個人觀點，更何況，滕子京是他的好友，他確實有為其避諱、替其美言的動機。
觀點二，但如果從人品出發，則是范仲淹的說法可信度更高：真實歷史中的范仲淹，儼然就是「品行高潔」的代名詞，他不僅秉承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思想，在個人操守上更是堪稱完美。司馬光則不然，他固然是忠君愛國、清正廉潔，但與此同時，其私德卻是毀譽參半，尤以小肚雞腸、睚眥必報備受詬病。而且，司馬光還是保守派領袖，他不但反對王安石變法，也反對范仲淹新政。司馬光既然能對王安石新黨趕盡殺絕，就有可能對范仲淹好友極盡詆毀。
（范仲淹畫像）
筆者更加傾向於相信范仲淹。佐證來自二十四正史中的《宋史》：「宗諒（滕子京，名宗諒，字子京）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眾所周知，宋朝是中國古代官員工資最高的朝代，滕子京身為一方父母官，卻至死「無餘財」，可見其絕非司馬光筆下的大貪官。近代考古發現也印證了滕子京「無餘財」的說法，其家族墓葬確實簡陋樸實，並無值錢隨葬品。
想必，大家共同的疑問必然是上文提及的那個疑點：如果滕子京沒有貪污，他為什麼要銷毀帳本呢？其實，這正是他的可敬之處。試想一下，滕子京為官多年，難道不知道銷毀帳本就意味著不打自招嗎？那是因為，滕子京心裡明白，有心人利用「涇州公案」彈劾他，實則意在攻擊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主持的「慶曆新政」。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讓他們懷恨在心，抓不到范仲淹等人的把柄，便轉而攻擊其「朋黨」。滕子京銷毀帳本，就是要獨自承擔下所有罪責，不牽連好友，不讓范仲淹、歐陽修等再為了保他而得罪宋仁宗，以便留在朝中，繼續推行新政。
參考資料：《宋史》、《岳陽樓記》、《涑水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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