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狀》里最好的是那一場京戲，最不好的是整個電影都像京戲。
那一場京戲是神來之筆，可以具體理解為時代細節，理解為三兄弟的故事已經廣為流傳，也可以抽象地理解為人生大舞台，生旦凈末丑。那種概括和簡略，那種拿腔拿調，正是戲劇藝術的魅力所在。
但是整個電影都把自己搞成舞台藝術了，故事簡單生硬，每個人都用假嗓子說話，畫面雖然一反內地導演的華麗，但也過分追求單一的冷峻效果了。
陳可辛說這是一部關於男人的戲，所以徐靜蕾只是配料。這樣也可以理解為，功名利祿和官場爭鬥也是配料，都是為了表現所謂兄弟情誼。結果電影就搞成了為男人而男人：為像個男人，所以不好好說人話；為像個男人，所以要殺來殺去；為像個男人，所以要爭女人。其實這是弄反了因果，不明白兄弟情誼是用來幹什麼的。並不是先有男子漢氣概，才有了陰謀和戰爭；並不是先有了兄弟結盟，才有了權勢壓迫。那個時候，官府欺壓百姓，江湖險惡難測，只有民間結盟才有出路，才能獲得生存資源和人格尊嚴，所以才有了道義、氣節、盟誓這些民間約束力量。
按照現在的說法，這就是民間社團。在很大程度上，民間社團採取了和當權政治系統不一樣的遊戲規則，甚至是對著幹的。另外一方面，這種約束力量又被官場吸收，一部分演化為明規則的理論基礎，比如忠誠；更多的部分則成為潛規則，比如義氣。
在這個電影中，上層官僚所擔心的就是那三兄弟的義氣，所以要分化他們，並施以毒計。金城武的問題是只認一條規則，李連杰的問題在於兩條規則都想認，劉德華的問題是一條規則都不認，只想做個好人。
只有在敵對勢力存在的時候，在明規則完全失道(專制)的前提下，兄弟情誼才有用武之地。假設有一種理想的現代社會，在那裡官僚體系和民間社團的遊戲規則基本一致，比如都是民主自由，那麼兄弟情誼恐怕是一個負面的東西。所以，陳可辛應該重點講為什麼要有兄弟情誼，官府怎樣讓人結盟才能活，女人(感情)怎樣讓人不得不去爭，而不是搞一些外在的男子漢氣概，把故事符號化。有一部名著倒是沒有一個男主角，那就是加繆的《鼠疫》。那裡面講了好多勇敢、果斷和責任擔當，但是沒有人會強調說那是一本男子漢小說，其敘述也是正常的人話，非常平實。
不過兄弟情誼既是很大的商業噱頭，可見它目前還很有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