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說唱俑
墓葬全景
2015年3月至今，為配合新川創新科技園項目的建設，經報國家文物局批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展了連續多年的考古發掘工作，成果碩豐。昨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外公布，該墓地不僅發現有新石器末期居址遺存，而且揭露了6000餘座古代墓葬，墓葬類型主要為崖墓、岩坑墓、磚室墓等，時代自戰國至明代。
出土數以萬計的陶、瓷、銅、鐵、玻璃、石質等不同材質遺物，其中以戰國末期「郫」戈、西漢時期帶外文字母的「龍紋鉛餅」、新莽時期錯金「一刀平五千」錢幣、東漢時期畫像石棺、晉代印度-太平洋珠等遺物最具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新川園區墓葬遺存年代延續跨度長達2000多年，其間沒有大的時代斷層，堪稱埋藏於地下的半部「四川通史」，是四川地區珍稀的通史式的古代墓地。
戰國末期「郫」戈
見證當時製造業的繁榮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們就陸續在這片區域發現文物，可以斷定這裡的地下文物十分豐富。這次的考古發掘，也確實帶給我們很多驚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劉雨茂欣喜地告訴記者。在發掘的戰國晚期的岩坑墓里，考古人員發現了在銅戈裝柄部位刻有郫縣（今郫都區）「郫」字的郫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左志強介紹，整個銅戈的風格有著明顯的秦代特徵，小篆體的「郫」字則是在銅戈鑄造之後再鐫刻上的。
蒲江飛虎村船棺葬墓地出土的「成都矛」，是目前發現成都平原最早的有「成都」銘文的器物。而在考古專家看來，這柄銅戈也有著同樣深刻的意義。「一個『郫』字告訴我們，這個戈的置用地是在郫。秦滅巴蜀之後，在漢中郡設立了30多個縣，郫縣是在比較早的一批中，這是郫縣得名最早的實物資料，也見證了成都平原走向國家統一行政體系。」
在青川縣發現的呂不韋戈，戈刃上刻「九年，相邦呂不韋造，蜀守宣」「蜀東工」「成都」等篆體銘文。但「郫」字並不是因為個人喜好而造。在劉雨茂看來，「郫」戈既可能是在郫縣使用的器具，也可能是從郫縣外銷的器具。「可以看出，秦滅巴蜀之後，秦國有很多技藝高超的大國工匠來到成都，我們能看到當時整個製造業的繁榮。同時，有了這件『郫』戈，我們也可以期待以後出現比如刻有『臨邛』『崇州』等器物的出土。」
罕見且保存完整的漢末三國崖墓
漢末三國時期墓葬有了考古「標準」
2020年3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開始對五根松墓群進行考古發掘。五根松墓地位於新川創新科技園南部，原隸屬高新區中和街道蒲草社區十組。左志強介紹，在該墓地Ⅲ號地點西北緣清理一座重要崖墓，編號為M94。漢代墓葬常遭盜掘，有著「漢墓十室九空」的說法。尤為可貴的是，該墓葬未被盜掘，隨葬器物多達86件，錢幣多達數百枚，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區一座罕見且保存完整的漢末三國時期中小型單室崖墓。
「在我們以往的漢墓發掘中，由於出土墓葬材料太少，長期以來學界對四川地區漢末三國文化面貌、特徵的認識模糊不清，研究遲遲無法深入。崖墓往往是多代下葬，這一次有保存這麼好的墓葬，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裡面的陳設。」左志強介紹，根據考古發掘可知，M94墓室布局、功能分區較為清晰，不僅具有鎮墓、禮儀、灶祭、倉儲等公共職能，也有各自獨立的由祭祀模擬與葬具構成的埋葬空間，更難能可貴的是墓葬不同功能區器物組合與特徵顯示出下葬先後順序。我們推測主室前部功能設置主要為該崖墓內不同墓主所共享的生前生活禮儀、死後驅鬼鎮墓的空間。經四川大學原海兵先生鑑定，墓主性別為男性，身高約163厘米，生前是一位出身富貴之家、不從事勞動的人。而耳室未發現任何葬具或人骨跡象，推測該室功能主要為模擬倉儲、物產空間。墓葬中出土的鎏金環首銅刀、造型滑稽說唱俑、仙山座、佛像搖錢樹、彩繪持盾俑、彩繪陶樓等精美文物，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
左志強表示，五根松M94讓考古人員找到了四川地區在漢末三國時期墓葬的「標準」，不僅會逐步廓清四川地區三國文化面貌、文化內涵認識，而且將會引起學界對既往四川地區「東漢晚期」墓葬材料審視與反思，以及未來四川地區「六朝時期」考古學文化序列構建探索，同時也將指導未來田野考古發掘工作。
龍紋鉛餅、印度-太平洋珠
成都平原從來不是封閉之地
有學者認為，龍紋鉛餅原是漢武帝時期的一種貨幣。出土於新川創新科技園古代墓葬的一枚龍紋鉛餅背面印有龍紋，正面則印有外文。據考古學家推斷，這很有可能是古希臘文字。但遺憾的是，目前還不能釋讀。「除了外文之外，這一面正中還有兩處戳記，裡面的字是『少』。我們推斷這和漢代皇家的老師——少傅有密切關係，很可能證明這是漢代皇室鑄造的貨幣，用來與西方進行交流。結合到張騫出使西域的史實，所以這枚龍紋鉛餅很可能與北方絲綢之路有關。」我國的鑄幣歷史悠久，在漢武帝時期，就有鑄造貨幣「白金三品」，考古人員推測，這枚鉛餅可能就屬於「白金三品」。「但這枚貨幣含鉛太高，也可以理解為品相不好，所以就按照外形特徵稱其為龍紋鉛餅。」劉雨茂解釋說。
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座未被盜掘的小型崖墓。經過對墓土的浮選後，這些晉代印度-太平洋珠終於重見天日。「珠子發現的位置在墓主人胸、頸的部位，所以我們推測這是一個項飾。」左志強介紹，從它製作的拉絲工藝來看，跟我們本地的製作工藝有著很大差別。反而和印度洋上的斯里蘭卡曼泰港等地的玻璃製作工藝相似。那麼大洋上的玻璃珠是怎麼來到成都平原的呢？劉雨茂介紹，這當中可能存在兩條線路。「一個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途經越南到達成都。一個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途經廣西到達成都。」
「這兩種出土文物都反映了同一個現象，這也是我們通過很多考古實物資料證明的，成都平原從古至今不僅不是一個封閉的地方，反而一直開展頻繁的對外交流。甚至可能因為成都平原獨特的地理位置，這裡對外的交流要比對中原地區更多。」劉雨茂說。
5年考古成果豐富
考古人員還找到漢晉時期廣都城線索
今天的天府新區華陽街道，在古代稱為「廣都」，廣都本為古蜀國時有名的「三都」（即新都、廣都、成都）之一。廣都城址到底在哪裡？左志強表示考古人員對漢晉時期廣都城遺址的探索從未停止過。近年來，考古人員在華陽境內進行了鑽探，但發現年代最早的只是到唐代。但文獻記載，早在漢晉時期廣都城就已經存在，但一直無法考證具體位置。
「從文獻上看，漢武帝時期置廣都縣。他要設置一個廣都縣，不可能是憑空搬來一座城市，而是需要一定的人口數量作為發展的基礎。正好我們在這個考古區的北邊發現了一批數量不少的戰國到西漢時期墓葬。去年，我們的同事還發現了西漢時期和三國時期的類似城市居址的遺址。再綜合整個華陽的情況，就只有這個區域時間早於西漢，而且有大量墓葬遺存。那麼可以合理推測，漢晉時期的廣都城核心區並不在華陽，而是在新川創新科技園以北。後來，隨著時代的變遷，廣都城城址又發生了變化。隨著考古發掘，我們和歷史上『三都』之一的廣都越來越近了。」
據介紹，這5年來的考古成果填補了成都平原東南緣新石器文化分布空白，完善了成都平原戰國秦漢考古學文化序列，構建起蜀漢兩晉南朝的「六朝墓葬」考古學文化序列，豐富了四川地區唐宋墓葬類型，增添了明代早期品官墓資料，為探索成都平原崖墓演變、漢晉廣都城聚落、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古代四川社會變遷等重要課題提供了蔚為大觀的實物資料與歷史信息。目前，新川創新科技園的考古發掘工作已經接近尾聲，預計會在今年全部完成。「下一步的科研任務很重，但是我們相信成果也會很大。隨著文物清理、修復工作的繼續，也許還有更多驚喜等著我們。」劉雨茂表示。
本報記者 李雪艷 圖片來自成都文物考古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