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國際不再恐同日，其設立是為了紀念 1990 年 5 月 17 日 ，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同性戀從《疾病和有關保健問題的國際統計分類》名單中去除。該紀念日旨在呼籲公眾關注因為恐懼同性戀、歧視性傾向而產生的一切生理和精神暴力以及不公平對待。
2001 年，我國將「同性戀」概念從精神疾病範疇中去除。但即使當下，針對性少數的污名化和歧視仍然廣泛存在，這背後的根源之一，正是不了解和恐懼。
「偶爾治癒」今天為大家呈現的，是一位老年同性戀的故事。上個世紀，同性戀群體要面對的「流氓罪」、「病理化」以及社會觀念，讓他伏在時代的褶皺里。步入暮年，他與同伴們的聲音也很少被聽到。經過歲月，Ta 們是時代的親歷人，曾經的故事，也許也正在年輕一代的性少數群體中，以不同形式上演。
60 歲之前，阿山從不去想，變老是怎樣一種體驗。
然而，毫無聲息地，胳膊上鼓起的線條不再，甚至鬆弛；鏡子裡的鼻子和眼睛好像都是自己的，但湊在一起就有一種「衰老感」；印象中自己還是走路生風，但在別人鏡頭中已經是步履蹣跚。
現在，他知道了。
他看去年一張照片，那是參加「同性戀親友會」活動時拍的。相片中，阿山面容疲憊，眉眼和嘴角周邊的皮膚都向下垂。
「老了，啊，傷心死了」，66 歲的他捂住臉，悶聲悶氣。
阿山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當下，大眾對同性戀的想像，也許是這樣的範式：城市中產、愛健身、年輕有活力。
年華老去的群體，似乎不在人們的視野範圍。
可沒人能抵得過時間。衰老是事實，沒人可以選擇。同性戀也是事實，同樣也沒人可以選擇。
從年輕到老去，每一個年代都給他們戴上鐐銬。對老年同性戀來說，他們的愛情和慾望明明就在那裡，不能說出、不被看見、不被承認。
他們是誰的兒子、兄弟、丈夫、父親，他們已經衰老。當死亡降臨，也許這個群體一代人的自我、情感、枷鎖、孤獨、連同屍骨一起，化在泥土裡，無人知道。
做好人，就要「把腳趾切掉」
上世紀 70 年代，17 歲的阿山第一次看到「同性戀」這個詞，是在圖書館裡，那是本關於青春期衛生的手冊。關於「同性戀」，書里這樣定義，「一種性變態」。
那時的中國，男女之間的「性」甚至都不被允許公開談起，「性變態」的字眼，更是嚇到了阿山。
他隱約覺得，自己可能「不是一個好人」。青春期的他，對男生產生了朦朧的感情、依戀，甚至會有生理反應。
青少年時期的阿山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他覺得，這樣可能不對。「什麼是對的事情？走進婚姻、生兒育女」。
不願意接受自己是個「性變態」，所以乾脆閉上眼，把「同性戀」從腦子裡抹掉。
1981 年，27 歲，研究生畢業，阿山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工作，同事大姐一貫熱心，張羅給他相親，他也不抗拒。因為那才是「對的事」。
「你結婚了，才證明自己的價值」。因為未婚，即使工作表現再優秀，阿山的分房申請幾次被單位退回來。
在公開牽手和擁抱都極少的年代，阿山沒拉過女孩的手。他像完成任務一樣出去約會，每一場戀愛都無疾而終。女孩問他哪裡不好，他講，「大家不合適」。
1986 年，阿山 32 歲，被公派去美國做訪問學者。那是另一個世界，街角的小電影院，或者書店裡「同性戀」專區，都明晃晃地展示著「性」。
阿山的第一反應是害怕，扭頭就走。
「都去美國了，沒有人看著你了，想做什麼就做，但我不能」。總有回國那天，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回國之後，沒有了這樣的土壤，要怎麼辦？
有次在書店，他特別想要一本雜誌，裡面有關於男性身體的內容，來回走了好幾圈，終於下定決心，買。
把雜誌小心捲起，背著人偷偷看，激動地渾身顫慄。那一刻，仿佛才是他自己，一個真的他。
但這些是不能被人看到的，朋友到訪，他第一時間把雜誌藏好。回國時，積攢的雜誌和書都留在了美國。
阿山繼續相親。但相比出國前，他心底關於自己的模樣更清楚了 —— 一個喜歡男人的男人。
「還是不能面對，你如果承認，就會對人生產生懷疑，過去三十多年的價值就會被完全否定掉」，說這話時，阿山靠在椅子裡，笑得靦腆，「所以要做一個『好人』」。
做好人，就要「把腳趾切掉」，裝進那隻均碼的鞋裡，不能呼痛。
不被允許的愛情
直到阿山遇到初戀，在他 35 歲那年。
「好像就是心有靈犀，我騎著自行車在前面，他在後面跟著，總覺得冥冥之中會有什麼事發生。羞怯、興奮、擔憂、不知所措，什麼都有」。之後，阿山便與他攀談、交換了聯繫方式，開始來往，但這樣的關係很難界定。
不會有人承諾未來，「那時候根本沒有『長遠發展』的概念，你說我跟一個同性的人，是不是要跟他去談一場戀愛，再往下走多少年，根本沒有這樣。只是那個時候，我清楚意識到，這就是我想要的，我不去想到底是對還是錯，不去想了。」
阿山鄭重地給相親的女孩寫信分手，但到底沒有說理由，「講什麼呢？我愛上一個男人？」他寫，「很抱歉，我們可能沒那麼合適」。
從那之後，他再也不相親。「我真的做不了『好人』了，那就做一個『壞人』吧」。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他小心隱藏著自己的身份，誰都不敢說。哪怕回了廣州，和媽媽一起住，還是不說。年屆 40 的阿山，已經是外資公司的管理層，買一件西裝 2000 多元，在 90 年代，這是廣州職工平均月薪的 4 倍。
媽媽旁敲側擊提到婚姻問題，擔心他孤單一人，他反過來安撫老人，「不要擔心啦，我有朋友，也有錢，也是個成年人，知道什麼生活是我想要的，我會過得很好」。
他把前後幾任男朋友都介紹給母親，阿山不避諱他們的存在，唯一隱瞞的是他們的身份，「我的好朋友」，他跟母親和家人講。
但阿山覺得，媽媽應該知道了。有一晚，他說晚上去見朋友，不回來過夜了，媽媽追在身後囑咐，「現在外面還挺複雜的，還有愛滋病什麼的，要注意」。
很久以後，他才從這句話里琢磨出一點別的意味，「如果我媽媽跟我提，說外面壞人很多，注意安全，不要被人偷了搶了，應該這樣講對不對？但她說，小心愛滋。我覺得她是有判斷了。」
但媽媽已經去世。關於兒子是同性戀這件事，她是如何知道、如何消化，阿山無法再知道了。
「那是你最親密的人，你的愛、你的情感和你的親密關係，都不能跟她去講，這不是很大的悲哀嗎？」
捂緊身份
倘若重來一回，阿山還是不會在那時向母親坦誠自己的取向，不僅僅是因為會被周圍人譏嘲和指責。1997 年之前，同性戀人交往，可能會以「流氓罪」被抓。
當時，如果阿山的性取向被發現，要麼被入罪或開除，要麼被人帶去看精神科醫生。這種情況，在當時並不罕見。
1987 年，從美國回來之後，阿山被介紹到一個歌舞團教英語掙外快。和歌舞團的人熟悉起來之後，有人告訴阿山，歌舞團里有兩個男人「搞朋友」，被發現了之後，一個被送去勞教，另一個受到處分。
阿山去教英語時，兩個人已經回到單位，一個燒鍋爐，另一個去了資料室做資料員。
那時的阿山捂緊自己的身份，更為警惕，「你一旦被發現的話，所面臨的就有可能是他們的處境」。
1997 年，新修訂的《刑法》通過，「流氓罪」被取消。2001 年，同性戀被從《中國精神障礙診斷與分類標準（第三版）》中「病態」一列里划去，至今不過 19 年。
因為單身一直分不到房子，1993 年，39 歲的阿山回到廣州，他所服務的外資公司對性少數群體非常友好，甚至規定，同性戀員工的伴侶可以和異性戀員工的伴侶享受同等的公司福利。
他也能察覺到友善。「有的同事可能會猜出來，我們一起出差，我晚上說出去看朋友，那個女同事會開玩笑，『男朋友還是女朋友』，我說『你猜呀』，她說『我猜是男朋友』，我就笑」。
阿山在外企工作時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這樣的對話讓他放鬆下來，「對方好像在傳達一個信息，她知道我的身份，但她不在意，她尊重和理解」。
相比更多人，阿山是幸運的。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接觸到更多的信息、收入體面、家人尊重，這些都足以幫他抵禦住社會規範的浪潮。
他們的一生都是被否定的
2008 年，阿山和幾個朋友創辦「同性戀親友會」，為年輕群體以及他們的父母提供支持服務。
常有家長找到他們，「我們那個年代哪裡有同性戀啊，這個都是你們跟國外學的吧，都是年輕人搞的，洋玩意兒，不學好」。
阿山總得站出來，展示自己的身份，「你說你那個年代沒有，那我算什麼呢？只是你看不見」。
2014 年，他 60 歲，想做關於老年男同性戀口述史項目。
那是他們自己的歷史，「 歷史洪流中小人物被裹挾和碾壓」，也是他們的未來。
「我也剛剛步入老年，但我不知道怎麼安排生活，我想通過他們，了解可能面臨什麼問題，又能學習到怎麼安排我的老年生活」。
阿山參加相關活動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江紹祺在準備《男男正傳 —— 香港年長男同性戀口述史》的前半年，一個受訪者都沒有找到。
儘管阿山有所預期，但困難還是超出了想像。
陰影一直存在，哪怕時代在變，恐懼不曾變——社會對走進傳統異性婚姻的同性戀者的憎惡，同性戀者對可能被曝光的恐懼。
五年多來，在卡拉 OK 、在茶室、在公園，阿山和志願者們前後接觸了 60 多位老年男同性戀者，願意和他聊天的人很多，但同意簽下受訪協議的只有 9 個人。
儘管他一再申明是匿名，模糊身份信息，但更多人還是拒絕。一個廣東地區頗有聲望的老者盛讚這個項目，但在阿山提出跟他進行訪談時，他謝絕了，「我已經老了，想安度晚年，不想再起波瀾」。
聊起這群人的歷史，「走進異性婚姻」是個無法迴避的話題。
一位比阿山年長兩歲的老先生說，在那個時候，婚姻就好像「年晚煎堆（珠三角過年食用的一種油炸食品），人家有我也得有」。
另一位 80 歲的老者，是在快 30 歲時結婚，「同事、朋友、同學每個人都催婚，說什麼你又不是不行。他們說我有房子，有正當職業，又不是找不到，怎麼還不娶老婆。大家都催我快點，催著催著，就結婚了，我也不知道為了什麼而結婚的。」
老人講，「其實不應該結婚的，結婚之後其實就是應酬，完全不主動的，好像在演戲那樣，很辛苦。」
也有人的妻子，在結婚第二個月就提出離婚，當事人「求之不得」，「我已經完成任務了，我總算結了婚，還了那些人情，那些親戚朋友、同事什麼的人情。」
但到底沒離成，妻子跟岳母說，岳母的反應是，「算了，兩個人都幾十歲了，離什麼婚啊，不生孩子就做兄妹咯。」但也因為這樣，兩個人才分到了現在住的屋子，不用再租房住。夫妻兩人自此就只是同一屋的室友，飲食餐具調料都分開，不講話。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上個世紀的婚戀觀和社會背景下締結的婚姻，讓這群人的結合併非因愛而生，大多因為生活所迫或父母安排，性與愛在一段婚姻中，被置於末端，甚至根本不會被提起。於是，男男女女們在不合適的婚姻中隱忍沉默，不被人所察覺。
有人試圖摘下面具，冒著風險從婚姻出走。阿山說，他們在家庭和自己的慾望之間，尋找到自己的一個空間，這更像一種求生，在異性戀的主流世界中尋找同伴、尋找喘息的縫隙。
阿山遇到不只一個這樣的故事。70 多歲退休的老人在公園裡偶然被人搭訕，聊天之後才意識到，原來社會還有這樣的人，原來我之前的狀態就是這樣的人。
「回家跟老婆講要離婚，老婆說，你都 70 多歲了，離什麼。」於是夫妻兩人達成協議，他要交朋友，就離開廣州去外面交。
但在當前的網際網路語境下，這樣的情節，會被貼上「騙婚渣男」的標籤。
這讓阿山覺得悲哀。
「在那樣一個年代，他們前半輩子努力偽裝，結婚生子，做一個符合社會期待的『好人』。現在時代變了，觀念變了，又有人跟他們說，『你個騙婚死 gay ，你怎麼可以走進婚姻？』很多人是不能細想的，認真想的話，就不要活了。這意味著，他們的一生都是被否定的，只是因為他們喜歡同性。」
在阿山他們收集的訪談資料里，平均一個老人講述了 6 個小時，那是老人們的一生，也是一個時代的投影。
但更多人的故事，不會被聽到、也不會被看到，不論哪一個年代，他們都好像是不合時宜、無處安身的。在主流的視野中，他們仿佛並不存在，他們消失了。
老去
在阿山和他們的故事中，大多數的交往和啟蒙都是在夜晚或者公共廁所開始的，這兩種意向似乎構成了那個年代同性戀交往的底色。
廣州的老年同性戀群體有共同的回憶，珠江沿江的公園、熱鬧商區的公共廁所一路排開。90 年代的桑拿房、歌舞廳和茶座也是他們記憶里最亮的那一抹顏色。阿山們稱這些是「漁場」，「釣魚」「狩獵」的地方。
城市迅速滑入 21 世紀，公共廁所被改革，原本的溝渠被填上，隔斷的牆砌了起來。舞廳和酒樓關門，「漁場」從線下轉上網絡。與此同時，阿山們也在老去。
跟阿山分享過自己故事的老人，有的已經去世。
阿山也無法抵抗歲月。他獨自居住在家裡，開始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
部分同性戀人群走進異性婚姻，也有基於養老的考量。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郭曉飛在《掩飾——同性戀的雙重生活及其他》一書中的代譯序里寫道，「今天中國的家庭仍然承擔了大量的社會保障功能，子女所承擔的養老功能仍然是大部分家庭所需要的，而制度上，一男一女的婚姻壟斷了生育，所以大量的同性戀者和異性結婚、生育後代，是在預防老無所依。同性戀們走進異性戀婚姻，這並不僅僅是為了躲避同性戀的污名，而是出於求生需求。」
阿山家的窗外
視頻來源：受訪者供圖
之前購置的房產令阿山不太滿意，他出租出去，租房別居。他守在珠江邊上，現在的屋子推開窗可以看見夜晚廣州塔的絢麗光彩，他因此把 WiFi 密碼改成了 rainbow tower 。
但每月 5000 元的房租，還是讓他感到切實的壓力，如果不出意外，他又要開始五年內的第三次搬家。
衰老和漂泊讓他停止構建自己的生活。他愛浪漫，喝酒要配全套酒杯，威士忌杯、葡萄酒杯、白蘭地杯，但這些被裝在箱子裡，連同他的一百多張黑膠唱片，都很久沒有打開過了。
阿山的書桌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他也有愛和性的渴求。
今年過年，他在網上遇到一位年輕男孩，對方向他表白，說暗戀他許久，直到畢業立足，才敢表明心意。
「你知道如果我們在一起，你可能要照顧一個老人家嗎？」他謹慎地問。
「我想過了呀，完全可以。」男生很堅定。
阿山心跳得很快，想快些見到男生。
一江之隔的城市公園裡，與阿山同齡的同性戀群體，也更多出現在那裡。在和妻子吃過飯，送孫子上學後，他們走進公園，摘下面具，開始真正屬於自己的一天。
太陽落山，他們互相招呼一聲，轉身戴上面具，回到家裡。
（阿山系化名）
撰文：蘇惟楚
編輯：於陸、梁振
封面圖來源：站酷海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