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包容型的體制能分享權力、生產力、教育和科技的進步，大眾都比較幸福；而在萃取型體制中，一部分人攫取了財富和資源，另一部分人一無所有。
本文摘自《青年參考》2012年05月16日第32版，作者：沃倫·貝斯姜琳，原題：失敗國家，病根大多在體制
本文摘自《青年參考》2012年05月16日第32版，作者：沃倫·貝斯姜琳，原題：失敗國家，病根大多在體制
為什麼世界各國的人均收入差別大得令人吃驚？答案是簡單的：“體制，體制，還是體制！”
在全球欠發達國家，總共有12.9億人掙扎在貧困中，人均生活費每天不到1.25美元。新書《國家為何失敗》用詳實的材料解釋了這種令人揪心的狀況的起因。你或許會以為這類著作都很枯燥，但這一本讀起來妙趣橫生且振奮人心，讓讀者對未來充滿期待。
廣受尊敬的達倫·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如此為本書開頭：“即使經濟低迷，美國的人均收入仍是墨西哥的7倍，秘魯的10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20倍至40倍……”為什麼差別大得令人吃驚？兩位作者給出的答案是簡單的：“體制，體制，還是體制！”他們不像別的學者那樣，把某些國家的失敗歸結於地理位置不好、文化落後或者領袖無知。相反，《國家為何失敗》重在分析現代國家轉型的模式，稱制度的轉換過程，決定了它是“包容型”還是“萃取型”。包容型的體制能分享權力、生產力、教育和科技的進步，大眾都比較幸福；而在萃取型體制中，一部分人攫取了財富和資源，另一部分人一無所有。
要弄明白萃取型體係是什麼樣的，想想荒淫無度的剛果前總統蒙博托就是了。他在生日時下令為自己建宮殿，確保機場有供其專機使用的跑道。統治集團對如何使剛果發展起來絲毫不感興趣，他們關心只是如何挖掘出更多財富供揮霍，充其量只是穿西裝的吸血鬼。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當你把腐敗的政體、剝削成性的權貴跟脆弱、分散的國家聯繫起來，就找到了治療貧困、衝突和缺乏正義的處方。他們寫道：“國家的失敗，因為它們擁有的是萃取式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而且還會進一步阻礙社會的發展。”
惡性循環可以大量炮製貧困，良性循環則可以換來長期的發展和繁榮。讓我們看看同屬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納吧。這個國家1966年獲得獨立，當時只有22名大學畢業生，7公里長的平整公路，四周全是虎視眈眈的白人至上主義政權。可是，今天的博茨瓦納，“在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人均收入最高”，經濟水平與匈牙利接近。
博茨瓦納如何騰飛？正是通過快速發展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該國政府經定期選舉產生，獨立以來從沒發生過內戰，並通過適度集權對部落首領的權力加以限制。“當這個國家發現鑽石時，便訂立了一項有遠見的法律，規定新發現的礦場由國家管理，而不是由礦主獨占。在國家獨立的重要關頭，明智的博茨瓦納領導人，如第一任總統塞雷茨·卡馬，選擇了民主而不是獨裁，關心公眾利益，而不是只注重私人的貪欲。”
卡馬的博茨瓦納建立了能夠創造繁榮的體制，蒙博託的剛果和穆巴拉克的埃及卻連嘗試都懶得去做。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同情開羅解放廣場上的示威者，他們被腐敗而無能的權貴阻撓，在畸形的社會裡無法人盡其才。埃及是失敗的，“因為它一直被極少數權貴控制，這些人只為自己謀取利益，以損害廣大群眾的福祉為代價”。
那麼，華盛頓怎樣幫助發展中國家？當然不是通過削減對外援助和增設附加條件。兩位作者建議美國加強國際合作，特別是要積極幫助那些被排斥的組織和領袖。
《國家為何失敗》並不完美，兩位作者沒能提出清晰的政策建議。他們對中東的分析是有說服力的，但談到歷史問題時，對奧斯曼帝國的評論顯得太嚴厲了。他們認為，奧斯曼帝國“高度專制”，卻從未提及它在社會政治方面的多樣化和相對的包容性，比起同樣篤信宗教的中世紀歐洲國家，當時的它能讓企業家獲得更大發展空間。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是本著冒險的雄心來創作這本書的，他們取得了極大的勝利。相比那些充斥著悲觀色彩的同類著作，《國家為何失敗》出乎意料地討人喜歡。從各種意義上講，這本書都算得上是一本巨著，業內人士也看好它能夠產生更廣泛的影響。（美國《華盛頓郵報》）
關於作者：
達倫·阿西莫格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因在經濟學領域作出的卓越貢獻，2005年獲得克拉克獎章，當時他還不到40歲。
詹姆斯·A·羅賓遜，哈佛大學教授、定量社會科學研究學會成員、維澤赫德國際事務中心成員，對拉美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特別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