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起的阿斗”、“樂不思蜀”等成語典故，對三國蜀後主劉禪作了無情嘲弄。不過，在提交15日舉行的紀念劉備入蜀1800週年暨諸葛亮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中，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的三國文化專家羅開玉和謝輝所著《三國蜀後主劉禪新論》認為，從帝業上看，劉禪不失為中常之君；從帝品上看，劉禪是中國歷史上肚量大的、節儉的、真正愛民、寧願自己蒙怨，又確被後人誤解千年的仁德之君。
《三國蜀後主劉禪新論》作者認為，劉禪為帝41年，大體可分三階段：諸葛亮時期(223-234年)，劉禪“以父事之”；蔣琬、費祎執政時期，無為而治時期(234-253年)；帝權失控期(253-263年)。
作者認為，諸葛亮對劉禪評價較高，如讚其“知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朝廷年方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而在諸葛亮時期，劉禪對諸葛亮“以父事之”，始終如一，凡事謙讓，表現出大氣的特點。劉禪對諸葛亮大小權獨攬的代政方式，雖有不滿，但以大局為重，始終克制。
在無為而治時期，從蔣琬執政開始，劉禪便基本掌握了帝權，實際上控制著蜀漢，這主要表現在劉禪實際上掌握著最高大臣的任命權。
費祎死後，姜維執政，蜀漢進入最後十年的急劇衰亡階段，日趨沒落。蜀漢猝亡之時，國勢並沒耗盡，本還可能茍延，但這種可能之所以沒成為現實，作者認為主要與後主帝權失控和他的仁德有關。後主帝權失控表現在不能很好地控制姜維，而姜維北伐多以失敗告終，極大耗損國力；帝權失控還表現在宦官黃皓干政上，黃皓的無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蜀漢的猝亡。
關於後主的評價，歷史上主要有可次齊桓、中常之君、昏弱之君三種。《三國志》作者陳壽持中常之君的觀點，評論“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昬闇之後，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而持劉禪是昏弱之君看法的，則佔了絕大多數。
《三國蜀後主劉禪新論》的作者認為，對劉禪的評價是一個綜合課題，不可一概而論。從帝業來看，諸葛亮南征北伐都是劉禪為帝之後的事，不能說與劉禪完全無關。劉禪營造了一個安定的大後方，本身就是巨大貢獻。在蔣琬、費祎時期，劉禪無為而治，維持了國家正常發展。故帝業上不能完全否認劉禪，應該說其不失為中常之君。
至於帝品，綜觀其為帝四十多年的生涯，肚量大為其顯著特徵。期間主要首輔換了一批又一批，與同期魏吳相比，最大特徵是完全避免了朝廷要員之間的內部傾軋，執政班子相當平穩。劉禪能夠大膽用人，無為而治，唯一的問題是晚節不保，放縱了宦官黃皓。
在生活作風方面，劉禪應屬簡樸型君王。同時，他也是一個愛民的君王，除了善待土著、不大興土木之外，更表現在面臨江山社稷和百姓安危之間二者只能選一的難題時，他選擇了百姓的安危，聽從譙周之勸說，在前線尚未敗亡之時決定降魏。
蜀漢是否該降，這在歷史上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有史家認為，劉禪選擇不戰而降，主要是從減少當地戰禍角度著眼。這與當年劉備在敗走長坂時的選擇異曲同工。真正愛民的劉禪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而讓人民多得實惠。正因如此，成都人民是懷念劉禪的，如成都武侯祠在北宋慶曆之前，一直有劉禪的專祠。慶曆年間蔣堂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下令拆毀劉禪祠，曾引起蜀人的普遍不滿。
對劉禪亡國後“樂不思蜀”的丟人表演，《新論》的作者認為，劉禪裝憨賣傻，不僅是養晦自保，更關係著一大批降臣的命運。這一表演與劉備“煮酒論英雄”的表現如出一轍而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