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述而》中有一條：“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據《孔子年譜》，這是西元前四百九十年（魯哀公五年）的事，那年孔子六十二歲。《孔子世家》也有說及，與《年譜》所記基本一致。
孔子一生，幾乎就沒有中斷過讀書做學問。“吾十而有五而志於學”，這是年輕的時候。“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已在魯定公六年，“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之後，那時孔子有四十七八歲了。他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差不多也在那個時候。週游列國十四年，被季康子派人請回魯國，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那時他已六十九歲，此後索性潛心做學問編“六經”去了。在中國古代，年過半百便是“老漢”，七十已在“古稀之年”，孔子稱得上是“活到老，學到老”了。
一般人讀書只為敲開“幸福之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盅粟”，或許就是最直觀的表述。一旦敲開了不同標準的“幸福之門”，也就要與書籍“拜拜”了。孔夫子卻並不全然如此。“吾十而有五而志於學”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想法不敢為他打保票，年近五十，“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既無關讀書做官，也就說不上是為“黃金屋”，為“顏如玉”，為“千盅粟”而讀書做學問了。至於“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之時，孔子辭去魯國的官職已有六年，即按年齡計，也算得上是“離退休幹部”了，那時他正在週游列國，栖栖遑遑到處奔走，以求有人慧眼識珠。在那樣困境中，仍能“憤而忘食，樂而忘憂”，可見已經習慣成自然。
但我以為，“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之後，依然能靜得下心來做學問，修“六經”，這是最不容易的。興致勃勃地返回魯國，很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然而，“復出”的希望終於落空，政治生涯由此終結，對於熱心於政治的孔子，這幾乎就是滅頂之災。而且，在此之後，致命的打擊又接踵而至：六十九歲時，他的兒子孔鯉去世，此為老年喪子，乃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七十歲時，他最得意的弟子顏回英年早逝，使他連呼“天喪予”，其悲痛程度不亞於喪子。諸如此類，足以摧毀一個人的精神支柱，使人精神崩潰，陷於絕望。孔子卻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沉下心來做學問編六經的，其毅力確非尋常之人可以想像。
或許有人還會感到困惑：這是何苦來著？
人要能夠活得下去，需有三個條件，一為目標的牽引，老人也要有目標的，此所謂“老有所為”。人生沒有目標，猶如行屍走肉，活得沒有意義；二為情感的滋潤，包括親情、愛情、友情，缺乏這種滋潤，孤獨而且幹澀，活得沒有滋味；三為內力的支撐，這內力便是能夠自立於世的智力與體力。對於孔子來說，可以說是三條齊備：他在魯國辭職之後，週游列國十四年，可見有足夠的體力，而且思維清晰，這“內力的支撐”不成問題；他在困境之中，以至於落難之時，也始終都有弟子跟從相隨，師生之間，情深意切，這“情感的滋潤”也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他始終沒有失去人生的目標，始終都有目標的牽引，其他二條，其實也是由這一條所決定的。
“修詩書禮樂”，本來就是他曾經做過而沒有做完的事，“孔子亦不求仕”，在他完全“退”下來之後，正好有時間來繼續這項工作，了卻這一心願。所以，從另一個角度說，做學問，修六經，又成了他為之“發憤忘食”的事，而且使他能夠從中得到快樂，以至“樂而忘憂”；這個人生的目標，也是精神的支柱，使他暮年的生命獲得意義，充滿亮色。
判斷一個人是年輕還是衰老，應有兩個維度。一是從生理上看，這是絕對的，年輪不可抗拒，也無法篡改。二是從心理上看，這是相對的。心態不好，整天無所事事，鬱鬱不歡的，往往未老先衰；人之心，有所牽掛，也便有所寄託。衰老，是因為放棄。“憤而忘食，樂以忘憂”，卻能使人“不知老之將至”。
即使從養生學的角度說，“不知老之將至”，亦是令人神往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