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哪一個朝代的“官妓”數量最多?

fans news 發佈 2012-06-01T11:17:00+00:00

詩人和妓女之間的關係,並不僅僅是肉體上的買賣,更有精神交流的成分。 《開元遺事》說:



詩人和妓女之間的關係,並不僅僅是肉體上的買賣,更有精神交流的成分。
 
《開元遺事》說:“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于掖庭中,名為風流陣,互相攻門,以為笑樂。”
 
這裡的“宮妓”其實相當於夏桀的女樂了。宮妓是天子獨自享受的,所以不必多說。
 
唐代娼妓,名目很多,如:“營妓”(《北夢瑣言》);“官使婦人”(《舊唐書?宇文融傳》);“風聲婦人”(《唐語林》);“官妓”(《唐書·張延賞傳》)。綜合起來,其實都是“官妓”。
 
“官妓”的來源一是買賣,如《唐律》載:奴婢賤人律比畜產;二是誤墮風塵;三是罪人家小籍沒。為了管理數目龐大的妓女,唐代妓樂籍貫,先隸太常,後屬教坊。
 
唐代人才晉陞,盡由科舉,尤重進士。進士最出風頭,尤在初及第的時候。唐朝初期,六朝時盛行的門閥制度甚至讓一代明主唐太宗感到憤慨,為了對門閥進行限制,皇帝們對其門生就格外加以推恩,甚至允許他們挾妓遊宴,《開元遺事》上便說:“長安進士鄭憲、劉參、郭保衛、王衝、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姬三五人,乘小犢車揭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帽,叫笑喧呼,自謂顛飲。”進士是何等風頭!可以雁塔題名,參與曲江大會,推重謂之“白衣卿相”,又曰“一品白衫”。
 
《北裏志》寫一位叫做顏令賓的名妓“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固曲中妓女之佼佼者,乃使小童持詩迎及第進士,卑詞雲:“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
 
此外更有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容,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能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賚短書曰:‘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成疾,再期後會,以冀齊眉。’長安弟子多諷誦焉”(《開元遺事》)。
 
相形之下,不得第進士,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亦為妓女所嘲笑。何光遠《誡鑒錄》說:“羅隱初赴舉子日,于鐘陵筵上遇娼妓雲英同席。一紀後,下第,又過鐘陵,復與雲英相見。雲英撫掌曰:‘羅秀才猶未脫白。’隱雖內愧,亦嘲之以詩。”
 
唐朝是詩歌的黃金時代,是因為唐科場以詩歌取士,因此上至皇帝將相,旁及販夫走卒,方外之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幾無一人不能詩。所以為了接客,或者說為了接到更好的客,妓女除了舊有的歌、舞兩項技能之外,還須寫得一手好詩。根據《全唐詩》選錄可知,娼妓能詩的,亦以唐代為最多,往往有集行世。諸如江淮名妓徐月英之《送人》:“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寫的便是與才子間的糾纏恨事。
 
諸妓既多工詩,故對當時詩人特別敬重。白居易《與元稹書》說:“……及再來長安,又聞右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門有題仆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咏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見《白氏長慶集》及《舊唐書?本傳》)
 
而詩人的文筆之毀譽也往往關係妓女的興衰,所謂“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措”。范據的《雲溪友議》就寫道:
 
濫州宴席酒糾崔雲娘者,形貌瘦瘠,而戲調罰于眾賓。兼恃歌聲,自以為郢人之妙也。李生宣古,乃當筵一咏,遂至鉗口。詩云:“何事最堪悲,雲娘色色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言遲。只怕肩侵鬢,唯愁首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這完全是不讓人下臺啊。
 
王灼《碧雞漫志》記載: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酒,梨園伶官亦召妓聚宴。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寒雨連江夜入吳……”一伶唱適絕句雲:“開篋淚沾臆……”一妓唱渙之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以是知李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嘗俗也。
 
可見唐詩大類于如今的流行歌曲,歌曲要流行,少不得要出現歌星;有了歌星,少不得要自出新意,有所創新。妓女既時時與詩人接近,便要讓他們幫忙修改訂正曲譜,代她們作樂詞,而長短句詞乃崛興。胡適在《詞的起源》就說:“我疑心依曲拍作長短句的歌調,這個風氣,是起於民間,起于樂工歌妓。”
 
這種產業越來越成熟,到了晚唐,更出現如溫庭筠之類的詩人,他們甚至大拍妓女們的馬屁,“能逐弦歌之音,為側艷之詞”。
 
所以說,詩人和妓女之間的關係,並不僅僅是肉體上的買賣,更有精神交流的成分。清代的章實齋便說:“前朝虐政,凡縉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裏。其有妙兼色藝,慧傳聲詩,都人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恩遠秋楓,投贈類于交遊,殷勤通于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聞外。其道固當然耳?”
 
唐代官妓文化發達的另一因素還在於高級官僚的維持,上自宰相節度使,下至庶僚牧守,無一不是憐香惜玉之徒,如果對妓女太過分了則會影響官聲,嚴重時甚至會妨礙自己的升遷。而與妓女的兩情相悅,更是往往傳為一時之佳話。比如張君房《麗情集》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從青州泛海。船頻遭惡風雨,泊郵傳一年。節使烏漢真尤加待遇。樂藉有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薛至外國,未行冊禮,旋染疾,語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薛櫬回青州。東美至驛,素服哀號撫棺一慟而卒。
 
有唐一代,最負盛名的官妓莫過於薛濤,她的父親薛鄖是一京都小吏,安史之亂後居成都。據說她八歲能詩,其父曾以“咏梧桐”為題,吟了兩句詩:“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薛濤應聲即對:“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
 
薛濤的對句似乎預示了她一生的命運。十四歲時,薛鄖逝世,薛濤與母親裴氏相依為命,迫於生計,無奈下海了。
 
韋皋為劍南節度使,統略西南,在唐德宗時,朝廷拜中書令,算得是一方諸侯。韋皋惜薛濤之才,曾準備奏請朝廷讓薛濤擔任校書郎官職,後雖未付諸現實,但“女校書”之名已不脛而走,同時她也被世人稱為“掃眉才子”。後來,韋皋因受封為南康郡王而離開了成都。其後十一任劍南節度使各個對薛濤都十分青睞和敬重,而來到蜀地的才子們也無一不以認識薛濤為榮,如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輩慶、張籍、杜牧、劉禹錫、張祜等,都與薛濤有詩文酬唱。在她四十二歲的時候,三十一歲的元稹任監察御史出使蜀地,兩人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之久,才子與佳人相得益彰,更流傳為千古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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