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說，華夏文化，歷經千載演進，登峰造極於趙宋之世，而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趙匡胤開創的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國策，「宋」是五千年王朝通史中嚴格以「文」治國的朝代，「文人和皇帝共天下」是宋代的一個基礎特點。
文人治天下的方式和手段，讓這個半壁王朝國力和經濟推向了一個歷史高度，「宋」的國民經濟和幸福指數十分的高；那麼北宋擁有如此好的局勢以及下的一盤好棋，為何最終的命運卻是十分淒涼？總結北宋王朝的覆滅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崇文抑武」以及「黨爭之禍」。
毀滅北宋的毒藥——「崇文抑武」、「黨爭之禍」
這兩個關鍵根源問題恰恰就是毀滅北宋的最佳毒藥，「崇文抑武」直接致使了北宋軍隊和武備力量陷入孱弱的狀態；「黨爭之禍」直接通過政治鬥爭而牽連到國家整體歷史的完整。例如：范仲淹、韓琦的變法，在變法初期，通過自斷一臂來使得北宋王朝政治和吏治呈現空前清明現象，而變法改革者窮追不捨，新、舊派政治鬥爭過於激烈，最終的結果導致變法失敗。
國家耗費了大量財力和物力堆積起的新政，直接橫空就浪費掉了，而整體政局因為舊派的強力反彈，重回變法前的模樣；這就是宋仁宗時期第一次改革帶來的黨爭，而最終引起了國家實力受損；如果說「宋」的前期是鼎盛，中期是勉強維持，那麼後期就是宋的「作死」之路。
宋仁宗之後，北宋開始由盛轉衰；其實對於北宋王朝的國家實力的評估，歷史評價各持一詞，有的歷史專家認為，一旦范仲淹或者王安石的新政改革一旦成功，那麼對整個北宋王朝而言是利大於弊的。
而另外一些歷史專家卻認為，北宋的國家戰略形式和國內狀態只能循序漸進的發展，北宋是不具備承受政治大變動的能力；其實從雙方的角度上來看，他們所言的都是很有道理。
北宋時期，多極爭霸
我們不能怪新黨推行的改革變法是錯誤的，也不能否定舊黨保持的維護現有基礎上慢慢改革的謬論，只能怪北宋王朝所處的時期是一個多極爭霸的年代，北方有強大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而西北有頑強善戰的党項人，西南又有實力不弱的大理人，北宋處在東亞命脈地域，也是多戰之地，這樣的地緣劣勢，就註定了北宋王朝時刻都得抗住外部壓力。
而宋初丟失的幽雲十六州，等於丟掉了北方重要的屏障，這樣時刻面對北部騎兵威脅的沉重壓力下，宋庭內部是經不起內耗的；在宋太祖、宋太宗時期，北宋對外戰爭就屢次受到嚴重的威脅，更何況是中後期的北宋王朝，那種外部恐怖密雲壓力是難以想像的。
- 外部壓力，造成統治者無法有效壓制文臣集團
而迫於這種壓力，導致了北宋統治者，無法隨心所欲的去支持或者壓制文臣集團的某一方，仁宗時期，很明顯的范仲淹推出的改革舉措是利國利民的，但仁宗不得不考慮其他派別勢力的具體感受，只能在雙方制衡和鬥爭中勉力的降低影響。
而宋神宗、宋哲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更是一次國家整體性大改，其中國家需要承受的風險是十分的龐大，朝中勢力錯根細節都是蟄伏已久的龐大勢力，單靠勢單力薄的改革黨和一個皇帝的控制力，雖說能夠在一定時期內達到改革目的，但是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時間是極為漫長。
先不說皇帝能否熬過這段時期，誰也保不准後來的皇帝是一個改革黨的堅決反對者；因此，北宋的改革就是「黨爭之禍」的主要根源，北宋改革者的初心和忠誠這是不需要質疑的，但是改革所需要損害大多數臣子的利益，也是政禍的核心威脅。
北宋末期黨爭之亂，奸臣當道
神宗皇帝和哲宗皇帝執政的時間加起來並不長，無法為改革提供有效的時間支持；這也是改革失敗而導致國家內耗嚴重的一個問題，而北宋後期的文藝皇帝「宋徽宗」趙佶，雖然支持改革派，但這個皇帝在政治水平和眼光眼界上，均無法與仁宗、神宗以及哲宗相比較，黨派之爭雖說到了他這一代從新舊之爭演變成為新派一家獨大的局面。
然而，新政的繼承者蔡京，根本是一個接著改革的大旗而瘋狂收斂勢力的投機者，舊黨很多措施和制度還是十分優秀的，然而蔡京卻不管是否利國利民，只要是舊黨就一律清除。這就是蔡京對司馬光的「元祐黨」的封殺措施。
- 北宋末期，文臣不再履行忠臣使命
意識思想形態和政治姿態決定的國朝硬實力，因為黨爭的禍亂，給國家財政和人才建設帶來的極大的損害，文臣不再履行一個忠臣的使命，能臣也不再惦記廟堂之上的天下事；北宋末期成為了奸臣執政，賢臣外放的病態局面。
而當外族虎視眈眈之時，徽宗還在為創作「瘦金體」而沾沾自喜，當國內造反浪潮一聲大於一聲時，所謂的「國之重臣」們卻在東京酒樓紅院流連忘返；國家的疲弱軍備和政治積弊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境地。
而當契丹被女真全面侵略之時，宋帝派兵妄想取回幽雲之地，而宋軍還沒到前線，糧餉就被剋扣一大半，這樣的國家誰還會賣命，因此，將士們不賣命，將領們無可奈何，這樣的軍隊哪裡還有戰鬥力，契丹側師就很輕鬆的擊敗了宋軍，並且還奪取了宋軍好幾個城市。
從這一點來看，國家被文臣勢力控制，如果不出現別有用心的臣子還好，一旦出現奸臣當道的局面，那麼局勢整體就會變得極為複雜；再加上北宋王朝內部常年和平日子過慣了，經濟觀和價值觀的提升，導致了北宋百姓對國家的皈依性並不強烈，也很少有具備愛國情懷的人，這樣病態的王朝衍生出病態的社會狀態，最終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極為龐大的。
當東京被金兵圍困時，欽宗皇帝竟然相信撒豆成兵的荒唐之說，更是將最後的救命錢都託付給所謂的江湖術士，而帶來的結果就是城破國亡，百姓流離失所，將士們「臣子恨，何時滅」，也誕生了「靖康恥，猶未雪。」的無奈之語。
軍備鬆弛——壓垮大宋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北宋末期的軍備鬆弛是壓垮大宋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其實北宋不乏含有愛國將領和優秀將軍，但是從北宋開國之初的崇文抑武現象，就註定了北宋武將政治地位是極為低下的，甚至一個二品將軍還得對一個三品文官客客氣氣。
並且加上幽雲之地馬源供給斷絕，這導致了北宋的戰馬戰鬥力和耐久力是達不到軍事用途，南方馬只能用於貨運，用於軍事是根本起不了氣候；北宋多年和契丹、西夏的作戰就可以看出原因，這兩個國家依靠著優秀的戰馬襯托起的騎兵部隊，使得北宋不敢隨意和兩國進行野戰。
北宋帝國對外作戰一般都是大軍團，動輒十幾萬人、幾十萬人，而這種龐大的軍隊動員所獲得的戰果卻是微乎其微，而背後軍隊的龐大開銷，是王朝一年乃至於三年的財政收入，這樣的付出和收穫難成正比的現象，導致了北宋王朝更下定決心內部發展，外部軍隊以防守為主，這種制度的施行也意味著北宋失去了主動出擊的戰略部署，也限制了北宋統一天下的目標。
在北宋末，不少武將已經看出北方女真吞併契丹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肥肉」北宋，以李綱為首的一些文官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進諫力度不斷的加大，但是從徽宗到欽宗，兩個皇帝仿佛認為北宋防禦是牢不可破的。
武將被過度壓制——大宋強不起來
「愛卿無須多言，朕意已定。」的話語深深刺痛了許多愛國將領和文官的心，甚至出現了一些官員告老還鄉，不再入仕；軍隊雖然是制約國家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但它卻是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保護屏障。
沒有軍隊，就沒有所謂的國家，北宋統治者似乎從來不考慮這一點，他們認為祖先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是武將謀權奪位的前例，不希望再出現「趙匡胤」式的武將權臣；北宋的這個想法是好的，畢竟手握重兵的將領反叛幾率會高一些，但過度地壓制武將產生的後果同樣也是極為深重的。
宋庭的武官被文官壓制的死死的，一旦某個武將有逾權舉動，那麼立馬就會強諫到御史台，那麼這個武官的結局就是革職下獄，武將可沒有文臣那麼好的待遇，文臣犯罪最多就是下獄，但是絕對不會被賜死的。武將動輒就被處死，這樣的待遇差別讓不少武將無奈的投戎從文。
小結
北宋末期，皇帝昏庸、黨爭禍亂、百姓卑微，這是北宋一副真實的歷史寫照；或許當外敵攻入東京城那一刻，昏君徽宗和欽宗才能真正明白，一個王朝之所以長治久安以及千秋萬代，需要付出的心血是極為龐大的。
均衡之術是帝王之術，但同樣也會使得國家陷入絕境，黨爭之禍影響數代，也影響了整個北宋王朝的穩固發展；江山輩有才人出，寧願偷閒不願留，「宋」末的狀態讓無數文臣武將心寒，也讓天下臣民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