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七年（1125年），金軍分兵兩路，南下攻宋。
宣和七年十二月（1126年1月），徽宗見形勢不妙，自認為打不過金國，就撂挑子，不幹了，急忙禪位給長子趙桓，是為欽宗。
徽宗隨即升任「太上皇」，也學著唐玄宗李隆基出走京師，只是徽宗是自願「升職」，而玄宗是被迫「升級」，徽宗是主動出走，玄宗是被動出逃。
簡單的一個對比，好似徽宗要洒脫一點，向後轉，向前進的姿勢要「優雅」一點。
可就算是如此，也改變不了大宋的命運。
此時，由於金軍剛剛吞下遼國廣袤的國土，還沒有來得及消化，不敢貿然前進，暫時退後。
徽宗見金軍退了，以為形勢有望好轉，便回國。
回來之後，就直接被現任的皇帝，自己的長子，欽宗給軟禁了。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舉兵南下。
大宋此時竟然疾病亂投醫，找來一個號稱會「道法仙術」的禁軍老兵郭京，將偌大一個帝國如此兒戲的寄託此等人物身上。
結果我們可想而知，戰敗的速度跟三大戰役時期的國民黨一般，一潰千里。
不久，金軍就攻下了京師——開封。
欽宗派人求和，金方不允。
金方要求宋徽宗親自來談判，宋方不允。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欽宗親自去談和，結果被扣押了下來。
宋將范瓊，一看形勢不對，就趕忙向金示好，遞上了史上級別最高的「投名狀」，大宋太上皇徽宗趙佶。
他不僅把徽宗一人送走，還將趙姓宗室，後宮佳麗，公主皇子等數千人，送到北方。
1127年3月20日，金太宗廢徽、欽二帝為庶民。之後，封趙佶為昏徳公，趙桓為重昏侯。
父子二人抱頭痛哭，心中苦楚，自是不必多言。
起初，「趙家公侯」身邊仍有兩千餘人，據記載，金人對他們也是「法外開恩」，沒有像之前對待遼國末代皇帝一樣的殘忍，畢竟他們跟大宋沒有「海東青」之仇嘛，所以「給田四十五頃，種蒔自給」，讓他們自生自滅也就算了。
後來覺得「二帝」在韓州（遼寧省昌圖八面城），離自己太近了，為了眼不見心不煩，在1130年，又將「二帝」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北舊古城），此時跟著二位金國「公侯」的，僅餘140人左右。
望著如此北國風光，徽宗無奈感慨萬千，想起南唐後主的境遇，也覺自己凶多吉少，帶著如此的悲憤與哀婉，揮毫潑墨寫下這首《在北題壁》現抄錄於下：
在北題壁
徹夜西風撼破扉，
蕭條孤館一燈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斷天南無雁飛。
回首來時路，已是不歸途。
五年後，在歷史上的今天，1135年6月4日，徽宗趙佶病死於五國城。照當地習俗給予了火葬。
1142年5月1日，宋金紹興和議，高宗生母韋賢妃同徽宗棺槨歸宋。
宋高宗將徽宗暫葬於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名曰永固陵（後改名永祐陵）。
為何大宋會亡於徽宗之手，除了徽宗本人的問題，是否還有其他的原因，我就我有限的知識，先打個頭陣，有興趣，有更多識見洞察的朋友，歡迎留言討論。
一朝之興盛，一國之存亡。
歸咎於一時，終究於一身。
任我左右上下，東西南北，不停的看，不斷的瞧，總覺得「一時」被枉，「一人」被冤。
大宋於五代亂世立國，其功若不比嬴秦，尚可比肩楊隋。
宋之地位，史家自有公論，在下今之所論者，立國以後也。
鑒於李唐的滅亡，開始於玄宗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隨後安史餘毒就像癌細胞一樣，一天天的擴散，直到最後，使得大唐天下，崩然倒塌。
一新朝之建立，總要動動手術，改改前朝的毛病，特別是致命的那一塊毒瘤是一定要解決的。
高祖劉邦，總結秦朝經驗，認為秦朝沒有分封子弟，拱衛中央，是秦速亡的原因。於是實行郡國並行，雖有白馬之盟，劉氏也非一條心啊。不過留下郡縣，還是給大漢留下了生機一線。
太宗李世民，鑒於隋的短命，總結出水舟理論，開創大唐第一盛世，玄宗雖是五五開，也給大唐做了不小的貢獻。所以在大唐建政百餘年，雖有安史猖獗，仍是推不倒「百年基業」。
太祖趙匡胤，面對大唐被後梁所取代的「不遠之鑑」，再加上自己是親歷的所謂「黃袍加身」。對於這半個多世紀來，華夏大地的紛紜變換，他也敏銳地察覺到，武將是個大難題。
於是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國策，從中央到地方，從禁軍到邊防，一切軍國大事都由文人決定。
此是大政方針，在細節處也是毫不含糊，平時士兵兩三年一個更戍，為的是讓將兵不相識，使得將不能夠專兵。
打仗時更是依圖行軍，所謂兵貴神速，貴在靈活，貴在隨機應變，如此打仗不敗，天理不容。
宋朝建立時，全面接收了唐朝僱傭軍的制度，放棄了千年之久的徵兵制。
起初軍隊的規模還受到一點限制，隨著後人皇帝權臣慢慢達成了共識，認為可以將流民收編進軍隊，這樣軍隊有了，社會也治安了，豈不是一舉兩得。
於是就開始了中國史上罕見的，在相對和平的年的擴軍行為，到了真宗朝，軍隊人數接近了百萬。
兵多，軍費開銷也就大，管理人員，特別是文官的需求量也就大幅度地提升了。
由此發展下去，也就出現了所謂的「三冗」問題，冗官，冗軍，冗費。
簡單一句話，就是官多，兵多，太花錢。
以上我就舉一個例子，「三冗」問題其實異常複雜，區區一兩千個字估計是說不清楚。今天主要是談談徽宗與北宋滅亡問題，我就帶過了，如果希望我細談談的話，還煩請留言告訴我。
看到這裡，各位讀者應該已經察覺到了，這樣的發展趨勢，亡國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不改，根本就不需要徽宗來給他放上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在徽宗的父親，神宗在位的時候，他已經感覺到了再不做點什麼，大宋真的是大行將至了。
於是任用當時改革派領袖王安石為相，進行諸多變法，使得神宗一朝，一度出現了中興的現象。
可是神宗生性多疑，後期對王安石已經沒有那麼信任，到哲宗元祐時期，高太后臨朝，任用守舊派司馬光等人，盡廢新法。直到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才又重新任用改革派。
可惜哲宗英年早逝，親政僅數年便撒手人寰，身後還未留下半子。
在一番激烈的爭論之後，由於向太后的支持，原本怎麼排都輪不上的端王趙佶，順利的登上了九五寶座。
向太后在不到一年的臨朝之後，便去世了。
此後便開始了，徽宗廣為人知，荒淫無度的長達半個世紀的任期。
南采「花石綱」激起民憤，北結女真族，引狼入室。
左用文人蔡京，實為反覆無常之投機分子。右用武官童貫，是為無須無根之閹黨小人。
此二人權傾朝野，蔡京文人，拉幫結派，排除異己。童貫武官，領兵百萬，屢戰屢敗。
徽宗，這時在幹嘛呢？自以為得此左膀右臂真是上天之恩賜，便放心國事，搞他的藝術創作去了。
所以，元朝修宋史時，脫脫有這樣一句感：「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我們後世對於徽宗的評價大抵不過如此，更有甚者，直接將北宋的滅亡歸咎在他一個人的肩上。
作為一個堅持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我，是堅決不同意的。
前面我也簡單的提了一下，宋朝原本就有病在身，只是這個病，恰好碰上這個人，他們的化學反應，使得宿主，病亡得快了點。但，這個人的出現絕對不是起到決定性因素的。
徽宗趙佶，縱有種種的不是，只顧自身的享樂，不顧國家的安危。遇到大敵在前，第一個撒丫子向後前進。
但是，一個國家，一個王朝的滅亡的原因是何等的複雜。
煤山中，老歪脖子樹上的崇禎，我們會怪罪是他把大明搞垮的嗎？
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的愛新覺羅·溥儀，我們會責備，是他斷送了大清的嗎？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會的。
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告訴我們，歷史是人民的歷史，歷史有它的客觀規律的，個人是無法決定歷史的走向的。
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對歷史所起的作用，也僅僅是加速了某段歷史的發展，但是大的方向已經由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決定了。
徽宗被罵是不冤的，但是給他扣上這麼大個帽子，或者說如此的「高看」他，以為他能夠決定大宋的命運，改變歷史車輪的方向。
他努力了就能夠逆天改命，他荒淫了就葬送宋朝，實為大謬。
以上，是本人的一點感悟，正好到了歷史上的今天，正巧看到了徽宗在今日去世的條子，突然一頓感慨，有點語無倫次，還望多多包含。
（完）
（嚴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