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 Hortus caligosus」公眾號
此為11年前的譯稿，後經刪改發表在《經濟社會史評論》2010年號上
轉自：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文章應該是 Otto Brunner 和 Werner Conze 及 Reinhart Koselleck 主編的《歷史基本概念詞典》最短的一篇了。它的真正意義也許應放在整部詞典的主旨下才能更好地理解。
François Furet 在《法國大革命史批判詞典》中有一篇論述「封建制度」概念，是很值得參考的。另一位法國學者 Alain Guerreau 曾就較廣範圍內的封建概念做過一些討論，但成書較早（1980年）。
在18世紀的法語中，「封建制度」（féodalité）已經從一個法學術語轉變成帶有歷史哲學意味的制度類型概念，不過，作為一個新造的術語，「封建主義」（Feudalismus）直到法國大革命期間才出現在德語地區。此後，它變成了歷史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在各種政治思潮的鬥爭中被賦予歷史哲學涵義，但它從一種與古代法學術語相關聯的史學認識發展為某種歷史類型概念則是較晚的事。
一、封建概念的史前史
「封建主義」和「封建的」兩個術語應追溯到中世紀的feudum。10世紀初，feudum以feus及類似的形式出現在法國南部。這個詞可能源自法蘭克語中的fehu，意為牲畜、金錢、財產，後來它的意義局限於騎士采邑（Ritterlehn），並轉變成一個專門的法學術語。從語音上看，這個詞的拉丁語形態「feodum、feudum」似乎是仿照其對立概念Allod、alleudium（自由地產）造出來的。這個概念看來最先出現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法國，隨後從法國擴展到歐洲所有受采邑制影響的地區，並排擠了更為古老的多義詞beneficium和honor。[1]但采邑法在其實際運用中存在多種形態，比習慣法還要多樣化。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Feudum和Lehen兩個術語同樣也能指不同的封授形式。
12和13世紀以後出現了關於采邑法的記錄。在法國，采邑法（Lehensrecht）被歸入地方法（或習慣法）。在《薩克森法鑒》（1225年）中，普通法（Landrecht）和采邑法並列；以薩克森法鑒為楷模並通行於德國南方的《施瓦本法鑒》（1275年）同樣如此。對整個歐洲來說，具有特殊意義的是12世紀倫巴第編訂的《封土之律》，它極力強調封臣的權利。這部法典被當作《民法大全》的附錄，隨後者一起在歐洲流傳。該法典是義大利法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中世紀中後期被注釋、評述、彙編，並系統化。
到16世紀，《封土之律》也像羅馬法一樣，成為受過人文訓練的法學家的研究對象。此時開始出現對所謂「源頭」（fontes）問題的探討。這一潮流在德國的代表是查齊烏斯（Ulrich Zasius）；此外還有比戴（Guillaume Budé）居雅斯（Jacques de Cujas），他們試圖在羅馬法中尋找采邑法的源頭，試圖從fides或feodus（忠誠契約）中引出feudum，並與clientela或patrocinium（主從庇護關係）之類的法律制度及晚期羅馬的其他法學概念扯上了關係；居雅斯已經受到「封建法學家」的影響。[2]但一些研究法國采邑法的學者為法國法學的獨立性而戰，反對義大利法學家的「教皇極權論」。如杜穆蘭（Charles Dumoulins）在《巴黎習慣法評註》（1539年）中已闡述采邑制的歷史，他認為，羅馬法及與之相聯的倫巴第采邑法不適用於法國，采邑制是法蘭克國王們的創造，這一創造應追溯到公元前。
Guillaume Budé
在杜穆蘭的門徒中，首先應該提到的是奧特芒（François Hotman），此人是個新教徒，曾長期在法國境外任教。他為采邑制的法蘭克起源辯護，這體現在《論采邑》（1573年）和七年後出版的《法蘭克高盧》中。在他的作品中，法蘭克人被描述為自由的先驅者，羅馬法是「暴政」的根源。這種將法蘭克人（即貴族）的自由與高盧羅馬的廣大階層對立起來的論點，支配著絕對君主制時代、乃至大革命時代法國的政治思想。
對封建主義新理解的另一個發源地在英國。曾在法國學習的蘇格蘭人克雷格（Thomas Craig）爵士在1603年出版的《封建法》中將采邑法解釋為一種政治統治體制。這是過去幾個世紀都不曾見識過的看法。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在蘇格蘭被視為僅具輔助意義的英格蘭采邑法，後者自諾曼征服以來已建立起以國王為頂點的分層采邑制，但它絕不是決定英格蘭憲制的唯一的根本性結構。另外，克雷格還了解博丹（Jean Bodin）的著作，這可能促使他構建某種采邑制國家理論。
英格蘭人斯培爾曼（Henry Spelman）繼續克雷格的工作。他也提出了類似的體系，不過在他的體系中，農民的采邑被視為最後一個封授層次。斯培爾曼的意圖是確保貴族、上院以及國王的權利免受下院、平民的威脅。在隨後的衝突中，他的對手、首先是科克（Edward Coke）爵士以普通法及由此產生的古代憲法為依據，認為議會早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便已經存在。雙方的歷史見解與實際狀況並不相符，與現實的距離就更遠了。因為在英格蘭，采邑法在1660年被廢棄。因此這一爭論在17世紀末以後便逐漸失去意義。我們在這裡看到的「采邑制國家」和「封建社會」等新概念的萌芽暫時還沒有發生影響。[3]
在德國，斯特拉斯堡的希爾特（Johannes Schilter）在《阿勒曼尼封建法典》（1697年）中將《施瓦本法鑒》中的采邑法譯成拉丁語，從而開創了與《封土之律》進行比較研究的前提條件。[4]在17-18世紀的很多大學，人們部分依靠「法鑒」及各邦國的采邑法、部分根據《封土之律》來講授采邑法。此外還出現了一些大型的采邑法彙編。[5]作為一個專門的法學領域，采邑法被歸入私法，因為采邑法的訴訟主要是因為繼承糾紛而引起的。
在克雷格的推動下，希爾特進行了這樣一種嘗試：把《薩克森法鑒》和《施瓦本法鑒》中描述帝國結構的分封次序圖（Heerschildordnung）看作一個類似於以國王為頂點的采邑制國家結構；這種看法至今還有影響。雖然實際中的采邑法及其作為私法的個人權利授予很受重視，但帝國和諸侯領地的國家法中的采邑法絕非主要因素。如貝克（Christian August Beck）在1754-59年向約瑟夫大公（Erzherzog Joseph）講授法律時就是這樣。[6]不過，隨著采邑制度（Lehnsverfassung）一詞的創造，對采邑法的類型化理解邁出了第一步。尤斯蒂曾將采邑制度與「不能維持常備軍的國家狀態」聯繫起來，這樣的國家只能依靠獲得封地的貴族騎士來組建軍隊，「因為當時貨幣很少」。但這種做法現在已經行不通，「因此健全的理智要求我們廢除采邑制度」。[7]
Sachsenspiegel
二、 「封建制度」在法國
在法國，采邑法中同樣是物權優先於個人義務。各領地（Seigneurie）的統治權很早就被王家行政機構排斥和壓制。領主制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功能，它的權利沒有多少意義。16世紀後，「封建制度」所指的采邑權，重點在於地產權。路易十四末期的貴族反對派試圖捍衛他們的權利。布蘭維里埃（Henri de Boulainvilliers）伯爵在死後出版的《法國古代政治史》中將封建制度看作一種政治體制，他也把這種體制追溯到法蘭克人那裡。[8]不過更具決定意義的人物是孟德斯鳩，他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封建法看作公共權力的解體、法國國家碎化為地方性統治，而王權則致力於克服這種碎化狀態。[9]因此，封建法、封建體制不僅指貴族的采邑權，還指領主制以及對臣民的地方性統治。「封建制度」成為一種政治體制，它首先與中央集權制的君主國家對立。
伏爾泰認為，「封建制度」是國家權力被「無數小暴君」分割，這種現象不僅出現於歐洲，在亞洲也能看到；這和16世紀法國法學家們在對奧斯曼帝國進行比較研究後得出的看法是一致的。[10]這是走向普遍性歷史類型概念的第一步。
在《百科全書》中，有關論文（《采邑》、《封建制》等）的執筆者對相關的法權關係進行描述，「封建法」和「封建政體」都成為了歷史現象，中世紀早期和中期的封建制度呈現出一幅美好的歷史畫卷。狄德羅的看法則不同：他認為「封建政體」是一種典型的非法體制，「貴族和教士長期壟斷以全民族的名義發言的權利，或自稱是民族的唯一代表。」人民，即民族中眾多的勞動者，卻不能為自己申辯。「……封建政體無非是毫無力量的君主與備受貴族壓迫和鄙視的人民，這些武裝的貴族既反對君主也反對人民。」[11]
狄德羅的觀點堪稱西耶斯《什麼是第三等級？》的先驅，後者將民族奠基於法律平等之上；針對法蘭克征服說，西耶斯對貴族（和教會），即「封建制度下的掌權者」和「特權者」的權利要求進行了批駁。與此相應的是，1789年6月17日，三級會議在三個等級合併後成為國民議會，並在8月11日的法令中宣布廢除「封建制度」。
直到大革命之前，地方統治機構的權力，即領主權——這個詞在法國制度史上指一切低於國王的地方權力機構——仍占突出地位（雖然它已經被君主制國家的行政機構大為削弱），以致「封建制」在致力於統一的王權看來就是「主權的碎化」。在法國，由於采邑制的貫徹幾乎達到徹底的程度，因此這裡的碎化狀態、或別處類似的狀況就被稱作「封建制」、「封建主義」。這裡的封建主義是指稱政治結構的術語，在這種結構中，上級統治權之下的各次級權威機構擁有程度不一的影響力。
封建法權的廢除意味著農民依附關係和領主制義務的消失；由於行會團體也被撤銷，於是出現了一個在國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與國家相分離的社會。但在法律平等的同時也出現了財產上的差異，並形成經濟上的依附關係。
西耶斯已經把民族（Nation）看作經濟聯合體，看作「工商業民族」和「勞動民族」。他認為，當「等級」（états）被廢除後，取而代之的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階級」（classe），而階級概念也被運用到過去的封建制度中。[12]
但大革命後的法國仍然出現了大地產，它也像在別的國家一樣，被認為是「封建的」。督政府時期，策動「平等派」密謀的共產主義巴貝夫（Gracuuhus Babeuf）提出了平等分配土地的土地法。[13]在他的世界歷史觀中，以奴隸制為本質的古代發展到中世紀的「封建神權」制度是一種進步，農奴製取代了奴隸制。從征服中成長起來的封建主義及其好戰精神逐漸被「工業主義」的和平勞動戰勝。這樣，不帶有統治權的全體人的勞動成為與封建制相對立的新社會的本質。在聖西門（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的弟子們於1828-1830年撰寫的《聖西門學說講義》中，一個沒有階級和統治權的「世界合作社」成為追求的目標，「人的統治」將被「物的統治」取代；新社會的決定性因素是勞動，而非出身權利和征服得來的權利。財產是產生剝削的根源，以領主和農奴形態出現的封建制度同樣是一種剝削關係。在這個問題上，聖西門和他的弟子們吸收了法蘭克征服論——根據這個理論，法國存在兩個階級：作為統治者的法蘭克人和作為奴隸的高盧羅馬人，後者為主人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生產。[14]從此，封建主義成為一個歷史問題，它將長期支配19世紀法國的歷史學。
歷史學家梯葉里（Augustin Thierry）認為封建制度起源於征服，在征服過程中，後來的貴族剝奪了本地居民的獨立。在他看來，12世紀以後法國歷史的決定性因素是王權和第三等級的聯合，但他把第三等級和資產階級等量齊觀。基佐（François Guizot）認為，封建制度是在野蠻中誕生的，它起源於法蘭克人和高盧羅馬人之間的對抗，並一直為人憎恨，因為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個人乖張的專橫意志而非合法的權利。當然也有人對法蘭克人作了積極的評判，如蒙洛奇（Montlosier）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5]
三、 德國：「采邑制」、「封建制」、「封建主義」
在德國，從對采邑關係的法學描述發展為一種憲法—制度概念的趨向也很明顯，雖然起初對這個概念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德國的這種努力之所以滯後於法國，大概是帝國憲法的一個後果。與法國大革命的碰撞加速了上述趨勢。1790年左右，采邑制被鄙視為某種「立法史」——這是德國啟蒙運動在政治意識上的一個典型反映。在斯瓦雷茨給王儲的報告中，采邑制被視為「文化」進步史的第二個階段，是文明進程中一種「可怕的體制」，這種體制中如果有分層的話，也「只有兩個人類階級：貴族或采邑領主與農奴或奴隸。」[16]
基於這樣的歷史評判，再加上法國封建制度的「廢除」，采邑制或封建制概念在德國人關於一個本質上已經成為歷史、但仍在現實中留存的政治-社會制度的辯論中便占有更為重要的意義。例如，曾猛烈抨擊普魯士改革的馬爾維茨就認為，作為改革前的舊式國家的基礎，「封建制」並未完全過時，雖然他承認這個制度已經被「市民社會」取代，但他主張，作為等級的貴族在新社會中應占據一席之地。[17]
1809年，繆勒說，「封建主義」一詞二十年來「在歐洲廣為流傳」，但它由於「采邑制的所有間接或直接後果而被譴責為政治暴行的總和」。他在《論封建制度的本質》中抨擊了羅馬法中「無條件的、絕對的、排他的私人所有制」，並針鋒相對地提出作為「維生原則」（Lebenserhaltendes Prinzip）的采邑制理論：只有用益權而無絕對的所有權。他眼中的封建主義並非消極概念。有人認為，封建主義將被新的資產階級國家和經濟制度取代，對此他提出可能存在連續性的論點。英格蘭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這裡的封建精神遠未妨礙財富的持續擴張，毋寧說它有助於激發、促進和保障財富生產。」[18]
雖然繆勒說封建主義一說在廣為流傳，但我們仍可懷疑，在1800年左右的德語地區，「封建主義」在廣泛的政治論戰中或歷史哲學意義上是否真的已廣為接受。當時的辭典幾乎完全把封建制度或采邑制度定義為采邑法權，而避免使用「封建主義」（Feudalismus）。同樣，外語辭典把Feudum和feudal譯成Lehen（采邑）、lehenrechtlich（采邑法的），而未見「封建主義」。[19]
但羅特克—維爾克（Rotteck-Welcker）《國家辭典》中出現了封建主義概念。在關於「Alodium和Feudum」的論文中，維爾克試圖把Alodium解釋為不受限制的私人所有權的基礎和公民聯合體之自由的基礎，而與此對立的封建體制或封建主義起源於私人性質的「防衛聯盟」。在該文的歷史闡述中，采邑法仍占據首要地位，但它已論及領主所有制的整個複雜體系，以及以貴族統治為基礎的憲制。[20]在維爾克和三月革命前的日耳曼學者們那裡，封建主義再次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封建主義被視為歷史現象，但不是文化進步中的一個階段，而是以下三個歷史步驟中的一個：從古代日耳曼人的自由理想狀態到以暴力法權和篡奪為基礎的封建主義的畸形狀態，再到現代的自由憲政體制。「在所有根本問題上，封建制度都是……日耳曼自由體制的對立物和否定因素」。[21]於是有了「封建專制」和「封建無政府狀態」等說法。[22]直到三月革命前，這些與形容詞feudal組合起來的術語以及「封建主義」本身才真正成為流行用語。保守派拒絕使用這些用語，也不主張使用與現代中央集權制國家相對立的「封建國家」概念：華格納反對因「帶有封建字樣的空洞術語」和「不恰當」地使用「封建」一詞造成的概念上的混亂，在他看來，「封建」的使用就像是下列褒義或貶義的形容詞的同義詞：「基督教的、歷史的、保守的、君主制的、貴族制的、等級制的、容克制的、反動的、絕對主義的、奴役的，等等，另外，封建這個形容詞還用於一些與采邑制毫無關聯的人與物……或者用於一些虛妄的對應關係中，如作為自由主義、民族、進步、寬容、開明、合乎時代潮流等類似的黨派觀念的對立面，只要人們的理解方式是民主的和煽動式的，封建制度大概很可能存在這些對立面。」[23]他從反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對這個概念最初的實質在19世紀中期的政治鬥爭中的變異作了中肯的描述。
四、 黑格爾和馬克思
在聖西門的著作中，封建主義被視為人類進步的一個階段。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封建制度」或「封建統治」也在歷史進程中占據了突出位置。黑格爾只是間接論及勞動關係，間接提到以戰爭和暴力為基礎的封建統治被以和平為宗旨的資產階級勞動體製取代的觀念，[24]但他認為，在世界歷史意義上，封建主義原則上已被現代君主制國家戰勝。封建制度不僅在時間上先於君主制國家，而且對後者構成挑戰，因為它對侵犯自由持縱容原則。在黑格爾看來，封建制度是一種「個人依附和個人義務的體制」，在這個制度中，「普遍的不公正和非法狀態」被制度化。「因此封建法權是一種非法的權益」，這裡沒有一個保衛自由和權利平等的普遍性責任機構，只有「頑固粗野的個人法權」大行其道。[25]黑格爾認為，從世界歷史意義上說，封建制度已經終結，它只是「絕對精神在歷史中實現其目標的歷程」的早期階段。[26]黑格爾概括了下述歷史分界線的意義：「進步的否定方面在於主體專斷意志的破壞行徑和權力的個體化，進步的肯定方面在於某個普遍性高級權威，如國家權力的興起，這個權威的下屬者均享有平等權利，個別意志服從於本質目標。這就是從封建統治到君主制的進步……封建統治是一種多頭政治，純粹是多重主人和多重奴僕的體制。相反，在君主制中，只有一個主人而沒有奴僕……君主制中通行的是權利和法律，君主制中產生真正的自由。」[27]
施坦因從黑格爾的公民社會概念出發，認為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是不自由的。因為千年以來，以特權、等級和門閥為基礎的「統治階級」是以采邑制為根基，但這種作為根基的財產「並非通過勞動，而主要是通過武力征服」獲取的。[28]不過施坦因並未對封建世界作更為詳細的歷史分析。
Lorenz von Stein
馬克思同樣如此。他也是立足於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思潮和早期社會主義者的論著。他也談論「所謂特權者的習慣」，認為這是「違反公正的習慣。」[29]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封建主義是一種「動物帝國，一個與自行區分的人類世界相對立的強行區分的人類世界……」[30]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對國民經濟學派的階級學說的深入研究。經濟條件是作為階級鬥爭史的歷史的基礎。《共產黨宣言》像聖西門那樣聲稱：「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一切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是對立的。」[31]馬克思認為，城市之外的中世紀僅有「封建主」和「農奴」。他在《資本論》中指出，在封建時代，「戰爭和司法指揮權」是地產權的屬性，正如現代工業中的最高指揮權是資本的屬性一樣。[32]但該著並沒有打算深入論述封建生產方式。[33]在中世紀，正如在古代世界和現代殖民地一樣，直接的統治—奴役關係導致生產過程中的某種合作。他把自己時代的「封建主」與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對立起來，並將「無憂無慮」的封建統治者的揮霍與資本家的「卑鄙貪慾」對立起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34]
在馬克思的歷史觀中，「封建主義」是「不斷發展的諸經濟社會形態」的一個階段，一種「生產方式」。在以歐洲為根據提出的歷史觀中，古代世界被等同於奴隸主文化，中世紀被等同於封建主義，現代被等同於資本主義；然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又區分了亞細亞、古代、封建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35]歐洲文化之外（包括俄國）的農業結構，被稱為「亞細亞」而非「封建」的，這一點馬克思是受有關印度的英語文獻的啟發。能否將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封建生產方式區分開來，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中曾有過長期探討。[36]不過，封建主義概念仍擴展到歐洲之外、被納入某種普遍適用的世界歷史觀中。[37]
恩格斯也認為存在「封建主」和「農奴」之間的對立。[38]但像馬克思一樣，他對過去的統治關係很少作深入研究。他認為，封建生產沒有或極少商品生產的性質，這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點。[39]
在保守派方面，19世紀的「封建主義」一詞從繆勒之後被廣泛使用，但內涵有所不同。如在施塔爾那裡，「封建」這個形容詞的使用是為了區分憲法類型：他把正統派，即君主制的支持者區分成三個派別：絕對君主制的支持者；舊式等級君主制的支持者（他稱之為「封建」正統派）；等級立憲君主制的支持者，即他自己所屬的制度型正統派。[40]
五、發展
馬克思主義各流派對封建主義的評判、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封建主義含義，雙方的影響力一直延續至今，並在日常政治用語中蛻變為某種老生常談的說法。19世紀以來，這個口號化的概念還頻繁地以貶義形態指稱各類現代社會現象，甚至用於教授和大學體制上。
在政治出版物中，以歷史哲學為基礎的封建主義概念，其含義可指某個過時的階段，某種已完全成型的制度類型；但是，當封建主義的內涵大於狹隘意義的采邑法權時，歷史和社會科學對這一概念的使用仍是猶疑的，或者幾乎不用——很晚近的時候仍然如此。[41]
一些探討內部結構的著作沒有使用封建主義概念，如尼奇（Karl Wilhelm Nitsch）的《德意志人民史》和蘭普雷希特的《德國史》。[42]一些專業法學—制度史手冊[43]和經濟史手冊[44]也是如此。它們描述采邑制、領主所有制、鄉村團體和農民的狀況和經濟生活，但沒有提到「封建主義」，或者把「封建制度」這個術語限定在采邑制的範圍內。國民經濟學派年輕一代的翹楚施默勒曾以「封建制度」為關鍵詞來論述采邑制。[45]桑巴特沒有使用「封建主義」這個術語，雖然他的巨著的第一卷探討了領主所有制和鄉村經濟生活。[46]但桑巴特曾用「封建主」（Feudalherren）來指貴族地主。[47]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卷中，他使用過一個並不是很明確的說法：封建化（Feudalisierung），用以說明高級資本主義的僵化（以及「食利化」）。[48]
韋伯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官僚制和法學實證論國家學說的烙印，以及對馬克思的評判性解析的烙印。與馬克思不同的是，韋伯不僅關注「土地占有」，而且關注「統治工具」的占有。在韋伯的統治社會學中，封建主義被視為一種「傳統統治形態」。這是權力實施的分散化形式，統治工具和統治權掌握在地方權威機構手中。韋伯類型化的思考方式使他的封建主義概念有普遍化的可能，就像馬克思主義的封建主義概念一樣。[49]但韋伯提出了一種有區別的類型學。主要區別是西方的采邑制封建主義和東方的薪俸制封建主義（Pfründenfeudalismus），這個區別顯然指出了西歐的特殊性和「封建主義」概念的發源地。貝洛夫從現代國家概念出發，把封建主義看作因「主權被抵押」而造成「臣民聯合體的破碎。」[50]這種現象不僅僅是以采邑制的形式出現，所以貝洛夫對「封建國家」和「采邑制國家」作了嚴格區分。針對這種狹隘的制度史理解方式，欣策論述了封建主義的軍事和經濟功能，以及個人統治形式對機構統治形式的優勢地位。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特殊關係也有利於封建主義。欣策認為，一個高度專業化的武士等級的形成、作為經濟基礎的領主所有制、地方性統治是西方封建主義的三大標誌性特徵。欣策以封建主義的理想類型為參照系，詳細考察了被稱為「封建主義」的各種非歐洲歷史現象。[51]這樣，封建主義概念的使用界限和確定封建現象的因素的多樣性便顯現出來。米泰斯接受的是較為廣義的封建主義概念，但目的僅僅是為了突出西方采邑法源自法蘭克征服的獨特性。[52]
從韋伯和欣策之後，「封建主義」已成為學術研究中使用的類型學和分期概念，儘管總有人提出保留看法——「一個用得很糟糕的詞」[53]——即使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中也採用了這一概念。這個術語演生的歷史表明，「封建國家」和「封建社會」應作區分。[54]但是，直到今天，對這個詞的使用仍需參照「封建主義」概念的演生史，仍需了解演生過程中達成的共識和產生的異議。
原文見：
Otto Brunner, „Feudalismus, feudal「, Geschichtliche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e-sozialen Sprache inDeutschland, Hg. v.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Band 2,E-G (Ernst Klett Verlag, Stuttgart, 1975) , pp. 337-350.
[1]Hermann Krawinkel, Feudum. Jugend eines Wortes. Eine Sprachstudie zurRechtsgeschichte (Weimar 1938); K. J. Hollyman, Le développement du vocabulaireféodale en France pendant le haut moyen âge (Paris, 1957), 41 ff. —Wilhelm Homuth, Vom Einfluß des Lehnswesens und Rittertums auf den französischenWortschatz, Romanische Forsch. 39 (1926), 201 ff.
[2] Donald R. Kelley, De origine feudorum: The Beginning of anHistorical Problem, Speculum (1964), 207ff.
[3] John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57; Ndr. NewYork 1967).
[4] Otto Herding, De iure feudale, Vjschr. f.Literaturwiss. u. Geistesgesch. 28 (1954), 207 ff.
[5]Joh. Christian Lünig, Corpus juris feudalis Germanici, 3 Bde. (Frankfurt1727); Heinrich Chrstian Frh. v. Senkenberg, Corpus juris feudalis Germanicioder Vollständige Sammlung der Teutschen Gemeinen lehens-Gesetze,(Gießen,Frankfurt, 1740); Georg Michael Ritter v. Weber, Handbuch des in Deutschland üblichLehensrechtes nach den Grundsätzen G. L. Böhmer, 4 Bde. (Leipzig 1807/11).
[6]Recht und Verfassung des Reichs in der Zeit Maria Theresias. Vorträge zumUnterricht Erzherzog Josephs in Natur-Völkerrecht sowie im deutschen Staats-und Lehnsrecht, hg. v. Hermann Conrad (Köln 1965); Zedler Bd. 9 (1735), 686 ff.
[7]Joh. Heinr. Gottlob v. Justi, Staatswirtschaft oder SystematischeAbhandlung aller Oekonomischen und Cameral-Wissenschaften , Bd. 2 (Leipzig1758), 404 f.
[8]Robert Boutruche, Seigneurie et féodalité, (Paris 1959), 12ff.
[9]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c. 30. Oeuvres compl., t. 2 (1951), 883ff.
[10]Voltaire, 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c. 38. Oeuvrescompl., t. 11(1878), 349.
[11]Denis Diderot, Art. Représantants, Encyclopédie, t. 28/2 (Ausg. Lausanne,Bern 1778 ff.), 364.
[12]Emanuel Sieyès, 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 3e éd. (o.O. 1789).
[13]Karl H. Bergman, Babeuf. Gleich und Ungleich (Köln 1965).
[14]Maxime Leroy, Les précurseurs du socialisme français (Paris 1948) ;Die Lehre Saint-Simon, hg. v. Gottefried Salomon-Delatour (Neuwied 1962).
[15]Peter Stadler,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historisches Denken in Frankreich1789 bis 1871 (Zürich 1958).
[16]Carl Gottlieb Svarez, Vorträge über Staat und Recht, hg. v. Hermann Conradu. Gerd Kleinheyer Köln, Opladen 1960, 222. 592.
[17]Friederich Aug. Ludwig v. der Marwitz, Ein märkischer Edelmann im Zeitalterder Befreiungskriege, hg. v. Friederich Meusel, Bd. 2/2 (Berlin 1913), 60 ff.
[18]Adam Mü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hg. v. Jakob Baxa, Bd. 1 (Wien1922), 264.267.269.282.
[19]Loebel Bd. 2 (1797), 22 f.;Krünitz Bd. 69 (1796), 54 ff.; Heinse Bd. 2 (1800), s. v.; Brockhaus 7. Aufl.,Bd. 6 (Ndr. 1830), 508 ff.; Rhein. Conv. Lex., 4. Aufl., Bd.8 (1841), 29 ff.; Georg Waitz, Art. Lehnswesen, Bluntschli/Brater Bd. 6 (1861),357 ff.; Heyse Bd. 1 (1804), 291 f.;Adelung Bd. 3 (1777), 122 f.;Campe Bdd. 3 (1809), 72.
[20]Carl Welcker, Art. Alodium und Feudum (oder Lehen), Rotteck/Welcker Bd. 1(1834), 468 ff.
[21]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ie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licheForschung im 19. Jahrhundert (Berlin 1961), 74 ff.
[22]Ebd., 90; Anarchie, Bd. 1, 69.
[23]Wagner Bd. 7 (1861), 380, Art. Feudal.
[24]Arbeit, Bd. 1, 184 ff.
[25]Hegel, Vorlesung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hg. v. GeorgLasson, Bd. 4 (Leipzig 1920), 813.
[26] Ebd., Bd. 1 (1917), 53.
[27] Ebd., Bd. 4, 859 f.
[28]Lorenz von Stein,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3 Aufl.,Bd. 1 (1850; Ndr. München 1921), 157.
[29]Karl Marx,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gesetz (1842), MEW Bd. 1 (1956),115.
[30] Ebd.
[31] MEW Bd. 4 (1959), 462.
[32]Marx, Das Kapital, MEW Bd. 23 (1962), 352; Bd. 25 (1964), 401.
[33]Ebd., Bd. 25, 627.
[34] Ebd., Bd. 23, 620. 743. Joseph Schumpeter,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2 Aufl. (Bern1950), 36 ff.
[35]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EW Bd. 13 (1961), 9.
[36]Gianni Sofri, Über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Frankfurt 1972); Ferenc Tökei,Zur Frage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Neuwied 1969); Karl A. Wittfogel,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 (Köln 1962).
[37]Helmut Neubauer, Art. Feudalismus, SDG Bd. 2 (1968), 477.
[38]Friedrich Engels, Der deutsche Bauerkrieg (1850), MEW Bd. 7 (1960), 327ff.; Über den Verfall des Feudalismus und das Aufkommen der Bourgeoisie (1884),MEW Bd. 21 (1962), 392 ff.
[39]Ders.,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MEWBd. 19 (1962), 189 ff.
[40]Friedrich Julius Stahl, Die gegenwärtigen Parteien in Staat und Kirche(Berlin 1863), 319. 325. 328.
[41] Handbücher der Staatswissenschafts, (Jean1890/1929) 的四個版本中都沒有「封建主義」詞條。蘭克曾將「封建教階制」和「城市-民眾」對立起來[Rudolf Vierhaus, Ranke und die sozialeWelt, Münster 1957, 94]，但他可能是迫不得已才使用這個說法。Friedr.Christoph Dahlmann認為，采邑制國家是公共權利的碎化[DiePolitik [1835, hg. v. Manfred Riedel (Frankfurt 1968), 124 ff.]。Waitz主要把中世紀國家看作一種分封次序（見注19）。
[42]Karl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Ndr. der 2 Aufl. von 1892, hg. v.Bruno Opalka (Stuttgart 1959). 另一部對德國歷史觀產生強烈影響的著作也未使用「封建主義」[Gustave Freytag,Bilder aus der deutsche Vergangenheit, 1859/62]。
[43]Karl Friedrich Eichhorn, Deutsche Staats- und Rechtsgeschichte, 5 Aufl.,Bd. 2 (Göttingen 1843), 339 ff.; Paul Roth, Feudatität und Untertanenverband(Weimar 1863). 各種德國法制史手冊和大綱也持同樣的態度。還有Georg v. Below, Der deutsche Staat desMittlealters (Leipzig 1914; 2. Aufl. 1925), 1 ff. 只有Mitteis（見注52）對封建主義概念的考察較為寬泛。
[44]Karl Friedrich v. Inama-Sternegg,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4 Bde(Leipzig 1909). Josef Kulischer, Allgemein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München, 1928).
[45]Gustav Schmoller, Grundriß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Bd. 2(1900/04; Ndr. München 1923), 587 ff.; Paul Sander, Feudalstaat und bürgerlicheVerfassung (Berlin 1906).
[46]Werner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2. Aufl., Bd. 1 (München, Leipzig1916), 40 ff.
[47]Ders., Der Bourgeois (München 1913), 102.
[48]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Bd. 3/2 (1927), 1013.
[49]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4 Aufl., hg. v. JohannesWinckelmann (Tübingen 1956), 148ff; Günther Abramowski, Das Geschichtsbild MaxWebers (Stuttgart 1966), 127 ff.
[50]Below, Staat（見注43）, XXI; Rudolf Kötzschke,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Jena1923), 322 ff.
[51]Otto Hintze, Wesen und Verbreitung des Feudalismus，Staat und Verfassung, Ges. Abh. z. allg. Verfassungsgesch.）, Gerhard Oestreich（Göttingen 1962）ff.
[52]Heinrich Mitteis, Lehnsrecht und Staatsgewalt. Untersuchungen zurmittelalterli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Weimar 1933; Ndr. Darmstadt 1958); DerStaat des hohen Mittelalters, (Weimar 1954), 66;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1949), 11 Aufl., hg. v. Heinz Lieberlich (München 1969).
[53]Marc Bloch, La société féodale (Paris 1939), 3.
[54]Clemens Bauer, Art. Feudale Gesellschaft, Staatslexikon3 (1959), 242ff.;Art. Feudaler Staat, ebd., 246ff.; Hans Thieme, Art. Feudalismus: I.Rechtshistorische Aspekte, Hwb. d. SozWiss. Bd. 3 (1961)，506ff.; Otto Brunner, Art. Feudalisumus: II. Soziologische Aspekte, ebd.,509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