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各界雜誌2019年第11期
轉自：各界導報
一個是大名鼎鼎的新文化領袖，一個是寂寂無名的大學生；一個年近花甲，一個二十出頭。胡適和陳之藩，就在這樣的個體懸殊中相識了。
陳之藩比胡適小三十四歲，卻是胡適最後十多年裡最重要的「小朋友」。
1958年3月26日，胡適給陳之藩的信中說：「未與你通訊，真是我一大損失…千萬寫信給我，你的信總是最受歡迎的，是我最愛讀的。」
在胡適寓居美國的黯淡歲月里，這種「忘年交」的友情給了胡適甚多欣悅和安慰。
於陳之藩而言，胡適是「春風」，和胡適相識的年月，他如沐春風。
陳之藩(1925年—2012年)，字范生，河北霸縣(今霸州)人，北洋大學電機系畢業，取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後，又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取得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波士頓大學及台灣的成功大學，同時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電機系創系的系主任。
陳之藩是一位科學家，但他的散文家名聲，卻並不比他作為科學家的地位差，他的散文作品入選中學課本，影響了幾代人。
最讓陳之藩感動的信
1947年，陳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學電機系讀書，從廣播里聽到胡適題為《眼前文化的動向》的演說。胡適在演說里提出用科學的成績來解除人類的痛苦，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生活水平，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解放思想、造成獨立人格。
當時，陳之藩正在為國家的亂象迷惘、苦惱。他聽了胡適的演說後，給胡適寫了一封萬言長信，傾訴「心幕中的影子」，並對胡適說的世界民主大趨勢提出疑問。胡適寫了《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刊登在四十多家日報上，作為答覆。在文章中，胡適重申、強化了他的「基本立場」。
在接下來一年左右的時間裡，陳之藩給胡適寫了十封長信，胡適去世後，他把這些信結集出版《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一書。
1948年陳之藩從北洋大學畢業後，受學校派遣前往台灣高雄鹼業公司工作。1954年，胡適從美國第二次回台灣，陳之藩去看他，因陳誠的來訪，兩人只談了短短不到二十分鐘。有如下對話——
胡適問：「什麼時候回來的？」
陳之藩反問：「從哪裡回來？」
胡適答：「從美國。」
陳之藩說：「從台北到高雄我都買不起車票，怎麼去美國？我做夢也沒有到那裡去。」
胡適回美國後，一張支票就寄來了，是給陳之藩用作赴美留學的保證金的。胡適寓居美國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初期，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當了兩年館長，後被解聘，而稿酬和演說的收入也很有限。但胡適在頹敗的生活中仍然心懷「英雄夢想」：播種，收穫留給未來。陳之藩就是一粒種子。
陳之藩收到支票後卻因為沒有錢買機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適開口，隔年才赴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後應聘到曼斐斯城的一所教會大學任教。此時他才有能力償還胡適的款子，當他還清最後一筆時，胡適於1957年10月15日回信寫道：
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
胡適去世後，陳之藩公開了這封信，專門寫了一文，開頭寫道：「如果不是詩人的懷抱與聖者的胸襟，怎麼會寫得出這樣的信來。」他用詩樣的語言繼續寫道：「這是胡先生給我的最短的一信，卻是使我最感動的一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岡，你要振衣：忽臨萬里之流，你要濯足。在這樣一位聖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的污濁。」
胡適這一簡訊流傳頗廣，曾引起台灣作家三毛的感慨。時光流逝，這封簡訊卻歷久彌新，即便我們今天讀它，仍會被溫暖。這來自歷史深處的溫暖，或將持久地流傳下去，溫暖未來。
1956年胡適在美國家中
「談不來」，卻不斷地談
陳之藩就讀的大學在費城，與胡適所在的紐約很近，他們時不時地通信、見面。
陳之藩取得碩士學位後有三個月的空閒，他去了紐約，在曼哈頓西區租了房，當天就去見了胡適。
也許，「說」是文人的一種消遣，有可與之「說」的人，尤其是文人的幸運。於是，陳之藩和胡適幾乎天天見面，談天說地，海闊天空，沒有目標，信口神聊。
但是他們「卻常常談不來」。即便對同一本書，他們也「談不來」。比如《荀子》，陳之藩喜歡前面的，胡適喜歡後面的。於是一個背《勸學篇》，一個背後面的—這一老一少認真得都如同小學生面對老師，真是天下少有的奇觀。
胡適最提倡寫自傳，自己帶頭，還到處遊說，叫人留下史料。而陳之藩不以為然，絕不寫自傳。他認為，自己寫傳，選擇事件本身已放大或縮小了，是為自己作辯護，觀點既偏，何來真相？
1947年，胡適曾向國民政府提出應集中力量辦好五所大學的計劃，1957年陳之藩表示了反對看法：「其實應該集中一校，五校太多了。」胡適回應說，這正是我現在的想法，現在應當「用全力把台大辦成一個學術中心」。在這裡，胡適接過異議，嚴絲合縫地嫁接在「當下」，水面平靜得未見一點漣漪。其實胡適翌年給吳大猷的信里，還是堅持當年的意見。他這已不僅僅是「視聽言動，一秉於禮」，而是「卑以接物」的風範與處世的高超藝術了。
陳之藩（1925-2012），英國劍橋大學電機哲學博士，深具人文素養，擅長寫作散文
有一次，陳之藩怪胡適在抗戰勝利後答應做了北大校長，最後卻叫傅斯年暫代，不妥。胡適左手摸著右手讓陳之藩看，說：「瘦成這個樣子。」陳之藩知道自己話說重了，不該如此「粗暴」地對待「軟心腸的胡先生」，所以離開時，「電梯一關就哭了」。
在治學與文風上，兩個人也「談不來」。胡適做學問主張冷靜，「先涼涼去」，要制裁「情感」「火焰」，行文要「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而陳之藩恰恰相反，「覺得科學與詩是一件東西」，即便寫科學類文章，語言也要「雕琢」，而像「原野的野花云云，並不是藝術，倫敦公園裡的野花才是藝術」。
還在北洋大學讀書期間，陳之藩就寫信給胡適，不客氣地指出，先生「滿篇每句均誠樸得很」，「這是先生的特色，也是先生的缺點」——「未經油飾的建築讓時間侵蝕得更快」。
兩種不同的「文字觀」，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文章風格。胡適的文字清楚明白，淺顯清澈，像小溪流一般奔流，是清亮清亮的。而陳之藩的文章文采斐然，情感澎湃，排山倒海一般，名動海峽兩岸，台灣的中學教科書里長期選用他的多篇文章。
胡適可以說是白話詩的「開山鼻祖」，最後還是被人稱為「學問家」「思想家」。陳之藩是科學家機電工程師，但人們更多的還是以文學的感情來懷念他。
也許這些都是趣味的、美學的、個人的，無關宏旨，所以，彼此「談不來」也無關緊要。但在某些「關節點」上，他們也「談不來」。
「五四」以後的白話新文學，胡適和陳之藩兩人都喜歡。但胡適偏愛周作人，他不止一次跟陳之藩說：「到現在還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晚年，他還儘量搜集周作人的文字，這倒也罷了，他還為周作人的「下水」辯護、洗刷。還有因給軍閥當上海總辦而沾染一生「污點」的丁文江和因賄選臭名昭著的曹錕，胡適都沒有一棍子打死，總能說出他們優秀的地方來。
對此，陳之藩不能認可，但還是感嘆，「除非是個聖人，不會有胡先生那種慈悲、那種熱愛、那種原諒、那種同情」，「他從任何人身上都能看出長處來」。
胡適提倡白話文，這是劃時代的貢獻。他雖然熟讀、背誦許多律詩，但堅決反對寫律詩。陳之藩卻認為，「如讓律詩自然發展，而不是半路途中殺出一個程咬金的『五四』新詩來，到現在，也不至於中國之大竟無一句可誦之詩了」。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對胡適說「律詩是不能廢的」，「律詩不克表達新的事物或新的思想，但慢慢來，不一定不可以。為什麼別的事都是一分一寸地努力，一點一滴地進步，而獨不以這種漸進的態度對待舊詩？」陳之藩的率直，似乎是在故意和胡適搗亂。胡適有些不大愉快，但每每還是送陳之藩到電梯口。
「談不來」，正是胡適與陳之藩不斷談的原因。一旦陳之藩畢恭畢敬、唯唯諾諾，那他便是紙花——鮮艷、美麗、華彩，卻沒有香味和生命。這樣的人，胡適只會禮貌地應付，不會有傾心的長時間的「周旋」。
他們雖「談不來」，但有著最基本的共同的價值觀，談的也都是「誠懇的問題」。一個大師級人物的識見、經驗、風範，不經意地呈現出來，有幸親炙，那真是「天意垂愛」啊。陳之藩承認，「聽適之先生談天是一大享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複雜得不易收拾」，某些「談不來」，「是我太幼稚而已」。其實，這種「談不來」的談，應當說對雙方都有益。但對陳之藩來說，影響是深刻的、一生的。
胡適去世以後……
1958年，胡適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自然又忙了起來，而且他年近七十，病痛不斷，所以這段時間陳之藩寫信少了，胡適也停止了給陳之藩回信。但這個可愛的「小朋友」常使胡適懷念。他曾在百忙中叫台大校長錢思亮代寫一信給陳之藩，說「因忙或病，不能回信」，表示深深的歉意和遺憾。
1958年4月29日，胡適又想起陳之藩，對秘書胡頌平說：「陳之藩用英文寫的《氫氣彈的歷史》，是去年11月送來的，我一直沒有空看，這回總算看完了……太精彩，太緊張了。」他稱讚陳之藩雖是學工程的，但「文字寫得很美」；還說陳之藩讀蘇俄文學，讀出了大見識。句句充滿對陳之藩的愛意。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會議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去世。
胡適去世在美國也引發巨大反響。陳之藩當時正在曼斐斯城教書，一天早晨看到報上的悼念文章，悲痛難抑，「課上不下去，哭了」。
有兩個星期，陳之藩「總是有些心神不安，一會兒翻舊信，一會兒看看報，一會兒吃飯去又流著淚回來了」；「不敢看您給我的東西，可是我又想看」——「這不快變成神經兮兮了嗎？」
陳之藩含淚寫了八篇文章。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因為有春風，才有綠楊的搖曳；有春風，才有燕子的迴翔；有春風，大地才有詩；有春風，人生才有夢。
他還寫道：「春風就這樣輕輕地來，又輕輕地去了。」句子淡淡的，卻滿是悲傷，滿是惆悵。這是人類永恆的、最根本的哀歌，蕩漾著，綿延不絕。
寫這些懷念文章，陳之藩多次落淚，以至「淚水落滿稿紙，再也寫不下去了」。
他的最後一篇是寫給「在天堂里的適之先生」的。他告訴先生：「我還是老樣子，這幾天盡寫文章。文章像眼淚一樣，流得真快，已寫了八篇了。想抄一些您的信給他們看看，可是抄著抄著就哭起來了。把您給我的信都弄髒了。」
1971年1月，胡適逝世快十周年了，陳之藩在英國劍橋大學拿到了哲學博士學位。那天，陳之藩的淚，流了一下午。他寫道：「我想：適之先生如仍活著，才八十一歲啊。我若告訴他，『碩士念了兩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會比我自己還高興的。」
晚年陳之藩
陳之藩2012年去世後，《晶報》記者採訪了他的夫人童元方。童元方說：「他對胡適的感情太深了。」童元方還說，前幾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在春風裡》，要陳之藩補寫一篇序。他「一寫就是兩年，常常是才寫幾行字眼淚就下來了」。
十年過去了，多少年過去了，陳之藩還在哀痛，還在流淚。
對於陳之藩，日曆隨著時間搖曳，一頁頁翻過去了，這心痛卻怎麼也翻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