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辨偽及考證年代的必要
書籍有假，各國所同，不只中國為然。文化發達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強，代遠年湮，自然有許多後人偽造古書以應當時需要。這也許是人類的通性，免不了的。不過中國人造偽的本事特別大，而且發現得特別早，無論哪門學問都有許多偽書。經學有經學的偽書，史學有史學的偽書，佛學有佛學的偽書，文學有文學的偽書，到處都可以遇見。
因為有許多偽書，足令從事研究的人擾亂迷惑，許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為偽書所誤。研究的基礎先不穩固，往後的推論結論更不用說了。即如研究歷史，當然憑藉事實，考求它的原因、結果，假使根本沒有這回事實，考求的功夫豈非枉用？或者事實是有的，而真相則不然，考求的功夫亦屬枉用。幾千年來，許多學問都在模糊影響之中，不能得忠實的科學根據，固然旁的另有關係，而為偽書所誤，實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講辨偽及考證年代之必要，約可分三方面觀察：
甲史跡方面
研究歷史，最主要的對象專在史跡方面。因為書籍參雜，遂令史跡發生下列四種不良現象，很難一一改正，把研究的人弄得頭昏：
一、進化系統紊亂我們打開馬繡《繹史》一看，裡面講遠古的事跡很多，材料亦搜得異常豐富。假使馬繡所根據那些無窮材料全是真的，那麼中國在盤古時代業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農、軒轅，典章文物，燦然大備，衣服器物，應有盡有，文化真是發達極了，許比別的古代文明還高得多。不說《繹史》，就打開最可靠的《漢書•藝文志》，裡面載神農、黃帝時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於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勝屈。要是那些書都是真的，則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進化原則剛剛相反。所謂「黃金時代」，他人在近世，我們在遠古。中國文明萬年前是黃金，千年前是銀，以後是銅，漸漸地變成了白鐵。若相信神農、黃帝許多著作，則殷墟甲骨全屬假造，不然就是中國文明特別的往後退化，否則為什麼神農、黃帝時代已經典章文物燦然大備，到商朝乃如彼簡陋低下呢？《繹史》所根據各書與《漢志》所載神農、黃帝著作，皆本無其書，由後人偽造假託。諸君在小學、中學所念中國歷史教科書，裡面所載神農、黃帝的事很多（最近出版的教科書許改變了），其時程度極高，世界所有文物大體俱已齊備，我們覺得真可以自豪了。不過古代那樣發達，為什麼老不長進？旁人天天進步，自己天天很退，我們又覺得非常慚愧。其實原本不是這回事，是書籍參雜，把進化系統紊亂了。姑且放下古籍不講，稍近點的如《周禮》，向來的人都說是周公所作，不過其中有講地理民情全為戰國時秦漢間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禮》，則周朝聲教所及與戰國及秦漢差不多。然事實不如此。民族是慢慢地漲，起初是占據一小部分，後來擴充得很寬。造《周禮》的人看見當時文化如此，依榜現實的社會，構成理想的社會，所以把一千年後的戰國或秦漢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時代弄成一樣。如果《周禮》是真，周朝八百年可謂毫無進步。自春秋經戰國及秦到西漢，中間一千多年，一點亦沒有進步，然事實不如此。因書籍年代不分明，歷史進化系統全給擾亂了。我們讀史的人得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對於民族的努力上大有妨害。
二、社會背景混淆這一條與前一條所講內容差不多，稍微有點不同。我們讀古書，不單年人看事，還要看時代背景。一般的社會狀況究竟是怎麼樣，因為書籍是假的，讀書的人往往把社會背景弄錯了！即如《西京雜記》，分明是晉人葛洪所作，後人誤認為西漢時劉歆所作。葛洪同劉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講東晉時事，劉講西漢時事，若以《西京雜記》作為東晉時的資料，那就非常正確，若以此書作為西漢時的資料，說西京即長安，那便大錯特錯了。又有一部小說，名為《雜事秘辛》，此書疑即晚明時楊慎用修所作。楊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腳有點不乾淨，喜歡造假。據他說，由一處舊書攤中得來，內容講東漢時梁冀家事。其時皇帝選妃，看中了梁大將軍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個保姆去檢查梁小姐的身體。文章描寫得異常優美，但是全非事實，系楊老先生自掩筆墨，假託為漢人作品。假如楊用修坦白地承認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說已曾能夠有此著作，在文學界價值不小。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偏要說是漢人做的，後來的人不知底細，把他當作寶貝，以為研究漢代風俗、典禮、衣服、首飾的絕好資料，那就錯了。我自己許多年前曾上這個當，把他當作漢代野史看待，其中有講纏腳的地方，本是作者自不檢點所留下來的破綻。明時纏腳因而想到漢人纏腳，若相信這部書是漢人作品，因無斷定纏腳起自漢朝，不起自五代，豈非笑話？
三、事實是非倒置現存的有兩部書，因為其中有假，很足以淆亂是非。一部是《涑水紀聞》，一部是《倖存錄》，都是野史。《涑水紀聞》向稱宋時司馬光作，原書雖是真的，許是未定稿，後代的人因為司馬光大，易於欺世駭俗，於是抽些出來，加此進去，以為攻擊造謠的工具。其中對王安石造謠特別多，攻擊得特別利害。平常人罵王安石無足輕重，若是司馬光罵王安石那就很有力量了。實則光書雖有，已非原物。光之孫司馬汲曾上書奏稱非其祖父所作，其故可以想見。現存的《涑水紀聞》攻擊陰私之處頗多，司馬光與王安石雖政見不合，最少他的人格不會攻人陰私，這是我們可以當保的。後人利用他的聲名，把攻人陰私的話硬派到他身上，這就是因為造假，使得是非錯亂。《倖存錄》一向都說是明末夏允彝作。夏是東林黨人，人格極其高尚，我們看他不會作《倖存錄》那種作品。書中一面罵魏忠賢，一面罵東林黨，造偽的人手段很好，使人看去覺得公道。忠賢固非，東林亦未必是，還是自家人出來說公道話。黃宗羲曾講過，《倖存錄》真是「不倖存錄」，並且說原著非夏允彝作，夏不會說那種話。雖然如此，《倖存錄》至今尚在。我們要研究明末政治，不能不以此書作為參考，假使是栽贓，並不是夏作，亦許早佚，亦許無人過問。因為尊重這個人，遂保存了這部書，這是史跡上最可痛恨的事情。
四、由事實影響於道德及政治有許多史跡本無其事，因為偽托的人物偉大，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響。譬如孔子誅少正卯，何嘗有這回事？但是《孔子家語》言之綦詳。《家語》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諸子亦有一部分講這件事，稱孔子與少正卯同時招生講學，二人相距不遠，好像燕大和清華一樣。孔子的學生都跑到少正卯𨙷兒那去了，孔子異常生氣，得政後三天，就把少正卯捉起來殺了。後來儒家矜矜樂道，以為孔子有手段，通權達變，還有許多人想去學他。我們看誅少正卯的罪名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潤澤而非，記丑而博』四句話。這分明是出於戰國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他們想厲行專制政體，就替孔子捏造事實，以為不只法家刻薄，儒家的老祖宗早就如此呢。其實孔子生在春秋時代，完全是貴族政治，殺一貴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亦大夫，又安能以大夫殺大夫？最妙是那個時代前後三事，完全一樣：最早是齊太公殺華士，其次是鄭子產殺鄧析，又後才是魯孔子誅少正卯。都是執政後三天殺人，同一題目，同一罪名，同一手段，天下萬無幾百年間同樣事實，前後三見，一點不改之理。這明是戰國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捏造事實。後代佩服孔子的人以為有手腕，攻擊孔子的人以為太專制，其實真相不然，若冒昧相信，豈不誤事？《家語》是偽書且不用說，《論語》算是最可靠了，但依崔東壁的考證，真的占十之八九，最後幾篇還是有假。陽貨第十七說：『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下面一段又說：『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大夫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公山弗擾、佛肸兩人先後造反，都請孔子去幫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門人之諫而止，恭維孔子的人以為通權達變，愛國憂民，罵孔子的人就說他官迷，出處不慎。其實公山弗擾乃季氏手下家臣，費又是季氏采邑，孔子當時作魯司寇，公山弗擾好像北京的大興縣知事一樣，孔子好比司法總長，豈有大興縣知事造反，司法總長跑去幫忙的道理？這個話無論如何說不通。關於公山弗擾以費畔的事跡，《左傳》中言之極詳，可以不辯。至於佛肸以中牟畔時，孔子已經死了十餘年，佛肸雖愚，萬不會請死人幫忙，孔子縱想作官，亦不會從墳墓中跳起來，親於其身為不善。這件事，《說苑》中考證得很清楚，亦用不著辯。上面兩段話因為在《論語》中，大家不敢懷疑，一般腐儒，故意曲為辯護，尤為可笑。事情的真相紊亂了，使研究歷史的人頭痛眼花，無從索解，還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從而模仿他的行為，或作了壞事，用他作護符，於世道人心關係極大。這種捏造的事實不僅影響於道德而已，於政治亦有極大影響。譬如《周禮》職官名目繁瑣，邦畿千里之內，平均起來，不到十⾥即有一個官，好像學校之內，不到十個學生即有一個教員，豈非一件極可笑的事情？後代冗官之多，全由於此。又如太監製度，在歷史上劣跡甚多，但是因為《周禮》都有太監，後世人有所藉口，明知其壞，仍然一代一代的實行。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禮》，把政治弄得一塌糊塗。從好的方面說來，只是過信；從壞的方面說來，便是利用。本來沒有那種制度，自欺欺人，結果個人固然上當，全國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而模仿他的行為，或作了壞事，用他作護符，於世道人心關係極大。這種捏造的事實不僅影響於道德而已，於政治亦有極大影響。譬如《周禮》職官名目繁瑣，邦畿千里之內，平均起來，不到十⾥即有一個官，好像學校之內，不到十個學生即有一個教員，豈非一件極可笑的事情？後代冗官之多，全由於此。又如太監製度，在歷史上劣跡甚多，但是因為《周禮》都有太監，後世人有所藉口，明知其壞，仍然一代一代的實行。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禮》，把政治弄得一塌糊塗。從好的方面說來，只是過信；從壞的方面說來，便是利用。本來沒有那種制度，自欺欺人，結果個人固然上當，全國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而模仿他的行為，或作了壞事，用他作護符，於世道人心關係極大。這種捏造的事實不僅影響於道德而已，於政治亦有極大影響。譬如《周禮》職官名目繁瑣，邦畿千里之內，平均起來，不到十⾥即有一個官，好像學校之內，不到十個學生即有一個教員，豈非一件極可笑的事情？後代冗官之多，全由於此。又如太監製度，在歷史上劣跡甚多，但是因為《周禮》都有太監，後世人有所藉口，明知其壞，仍然一代一代的實行。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禮》，把政治弄得一塌糊塗。從好的方面說來，只是過信；從壞的方面說來，便是利用。本來沒有那種制度，自欺欺人，結果個人固然上當，全國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
乙思想方面
書籍是古代先哲遺留下來的東西，我們造他以研究思想之發展與進步，如果有偽書參雜在裡邊，一則可以使時代思想紊亂，再則可以把學術源流混淆，三則令個人主張矛盾，四則害學者枉費精神。
一、時代思想紊亂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戰國時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評兼愛、非攻、息兵的話，這分明是戰國初年，墨家興起之後，才會成為問題。若認《管子》是管仲作的，則春秋初年即有人講兼愛、非攻等問題，時代豈非紊亂？又如《老子》，大家以為是老聃所作，老聃乃孔子先輩，其思想學說應在孔子之前，但《老子》中批評仁同仁義的地方很多。仁是孔子的口號，仁義並講是孟子的口號，以前還無人道及。老子說：『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說：『大道廢，有仁義。』這全是為孔孟而發。從思想系統看來，應當在孔孟之後。黑格爾Hagel論哲學的發達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後進步。一人作正面的主張，如墨子的非攻、兼愛；一人作反面的攻擊，如管子對於非攻兼愛批評的很厲害；一人提出幾個問題，如儒家的仁和仁義；一人根本不贊成仁和仁義的價值，然後後代的人又從而折衝調和之，學術自然一天天的發達了。沒有墨家的主張，管子的意見無所附麗；沒有儒家的見解，老子的批評也就無的放矢。如果說管子在墨家之前，老子在儒家之前，是反乎思想進步的常軌。
二、學術源流混淆前面講管子老子，雖非全偽，但是時代不同，稍為顛倒便可以發生毛病。有一種書，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學術源流都給弄亂了。譬如《列子》，乃東晉時張湛——即列子注的作者——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漢書•藝文志》尚存其目，後佚。張湛依八篇之目，造假成書，並載劉向一序，大家以為劉向曾經見過，當然不會錯了。按理，列禦寇是莊周的前輩，其學說當然不帶後代色彩，但《列子》中多講兩晉間之佛教思想，並雜以許多佛家神話，顯系後人偽托無疑。可是後人不知底細，以為佛家思想何足為奇，中國兩千多年早有人說過了。誇大狂是人類共同的弱點，我們自己亦然，有可以吹牛的地方樂得瞎吹一頓。張湛生當兩晉，遍讀佛教經典，所以能融化佛教思想，連神話一併用上。若不知其然，誤以為真屬列禦寇所作，而且根據它來講莊列異同，說列子比莊子更精深，這個笑話可就大了。列子尚有可說，時代較早，文章亦很優美，比旁的偽書都強。還有《關尹子》，時代更近，中間所講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詞亦全取自佛經。如受想行識、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國固有的話，文章則四字一句同《楞嚴經》一樣。《史記》稱關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後輩。老子出關，他請老子作書，《莊子•天下篇》亦把老聃、關尹並列，說他們是古之博大真人。這樣看來，關尹這個人生得很早，但是《關尹子》這部書則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純似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至少當在唐代之後。這類的書，是怎樣一個來歷呢？大致六朝隋唐以後，道教與佛教爭風，故意造出許多假書，以為自己裝門面。一面又抬出老子作為教主，尊稱之曰「太上老君」，又說老聃除作《老子》之外，還作了許多書，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經》尤為荒誕，現尚存道藏中。因為《史記》有老子西出函谷關的話，後人附會起來，說他到印度傳教去了，教出來的弟子就是釋迦牟尼，佛教之所以發生，還很沾中國人的光呢。老子與釋迦，本來沒有一點關係，這樣輾轉的附會，豈不把思想源流混淆？
三、個人主張矛盾單就一個學者講，因為有偽書的關係，可以使思想前後錯亂矛盾，譬如《易經•繫辭》究系何人所著，我們不敢確說，前人稱為孔子所作，我始終不敢相信，因為裡邊有許多與《論語》衝突的話，孰為真孔，頗不易知。依《論語》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個現實主義者，不帶宗教色彩，依《繫辭》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又是一個宗教家。到底哪句才真是孔子說的，這就成問題了。如果兩書皆真，豈不是孔子自相矛盾？《繫辭》又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這個話從哲學的意義看來，雖然很好，可是確因受道家的影響以後才發生的，《論語》中就沒有這類話。若兩書全信，則是自矛盾，如單信一種，又不知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依我看來，《論語》言辭簡樸，來歷分明，當然最為可靠；《繫辭》言辭玄妙，來歷較晦，最多只能認為儒家後學，或進步，或分化的，推演而出。說儒家有此思想可以，若認為全屬孔作則不可。又如《墨子》，大部分是真的，然起首七篇辭義閃爍可疑。墨子根本反對儒家，處處與儒家立於對抗的地位，然墨經前七篇有許多儒家的話，當然不是墨家真相，許多人都懷疑它。《墨子閒詁》的作者孫仲容以為是當時儒家勢大，蓋上許多稻草。同一用意，因為如此，使得研究墨子的人迷惑，看他起初是一個口吻，後來又換一種態度，錯認墨子首鼠兩端，反為失了他的真相。
四、學者枉費精神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書叫《楞嚴經》，此書歷宋、元、明、清，直到現在在佛學中勢力還是很大，其中論佛理精闢之處固不少，但是與佛理矛盾衝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力說，是道家的主張，佛教本主無神論，然《楞嚴經》中不少談及神仙的話，遂令道佛界限弄得不清楚了。《楞嚴經》到現在還沒有人根本否認它，說它是接班人假造的，我想作一篇《辨偽考》，材料倒收集得不少了，可惜還沒有作成。認真研究佛教，應當用辨偽書的方法，考求此書的真偽，如果屬偽就可以把它燒了。全書文章極美，四字一句，可惜思想混淆，把粗淺卑劣的道家言和片段支離的宋儒學說參雜下去，便弄糟了。若不辨清楚，作為佛教寶典，仔細研究，或混合儒、釋、道三種思想，冶為一爐，還說佛家真相如此，豈不枉費力氣？
丙文學方面
大凡讀一種書籍，除研究義理外，還要誦讀文章。至於文學的書，可以供我的欣賞更不用說，若對於書的真假，或相傳的年代不弄清楚，亦有前面所述，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個人價值矛盾、學者枉費精神幾種毛病。
一、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現在所唱的國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相傳為帝堯或帝舜時所作，好歹是一個問題，但是唐虞時代，便有此種作品，而《詩經》三百篇應該是春秋時代的詩歌，亦不過爾爾，則夏商周三代的人皆應當打板子，為什麼幾百年乃至千年之間老不長進呢？所以按進化公例看來，《卿雲歌》不會是唐虞時代所作。又如偽古文《尚書》有一篇《五子之歌》，說是太康有五弟，太康被滅，其五個兄弟因思大禹之戒，感而作此。開首幾句說：『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下全篇文體大略都是如此。我們看這首歌，文從字順，此刻雖令小孩子讀之亦能讀懂，可見當時文章明顯極了。但是我們試讀《周誥》、《殷盤》看，便覺得詰屈聱牙，異常難讀。何以夏朝在前，容易明白，殷周在後，反而難曉呢？不惟《周誥》、《殷盤》難懂，就是殷墟所發現的文字亦復難以索解。如《五子之歌》屬真，則中國文學演進的步驟真是奇怪極了。《古詩十九首》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各萬餘⾥，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經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忽復道，努力加餐飯。』（錄一，余從略。）我們看，何等風華典雅，真可以說一字千金。據《玉台新詠》所說，十九首中有八首為枚乘所作。枚乘是漢景帝、武帝間的人，已經作有如此好詩，他死後百餘年間何以無人能作？直到東漢時才有幾篇五言詩，有一篇為大文學家班固所作，音韻即不調和，詞旨亦很平淡，直到東漢末出了一個蔡文姬，三國時出了一個曹子健，他們的詩倒與《十九首》差不多。如《十九首》真有些是枚乘所作，則西漢至三國中間毫無進步，實在無法解釋。在年代未考清楚以前，文學史無從作起。再如詞人之祖相傳為李太白，太白有兩首詞據說是後代詞曲的起原，一首菩薩鬘『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還有一首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兩首詞，神氣高邁，大家以為非太白不能做此。但是太白詞最初只有兩首，後來《樽前集》增至十餘首，旁的選本又多至幾十首。唐時的詞已經如此好了，為什麼五代的《花間集》亦不過爾爾？再說《花間集》中，雙調的詞很少，縱有之，字句亦一樣。但李白的詞都是雙調，而且字句一樣，這亦可疑。盛唐有詞，中唐百餘年間無人作詞，直到晚唐才有一個溫庭筠。按進化原理來看，不當如此。若太白之詞為真，則文學史很難作，若由各方面考證其偽，則文學史的局面又當大大不同。
二、個人價值矛盾、學士枉費精神再就個人而言，有名人的作品，贗品很多。名氣愈大，假的愈厲害。即如《李太白集》，嚴格考起來，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假的。有一首題目叫《笑矣乎》，內容惡劣，文格亦卑下，顯非太白所作。此外類此者尚多，留心研究太白的人不可不加以辨正，若不辨正，真令人「笑矣乎」了。為什麼假，盛名之下，最易盜竊。傳抄的人，輾轉加入，於是愈假愈多，愈多愈假了。晚唐時有一個李赤，處處模仿李白，自稱為李白之兄，並且說他的詩文比李白還做的好，《唐文粹》中還有他的傳，天天吃酒賦詩，後來發瘋，墮在茅廁里淹死了。一個「白化」，一個「赤化」，一個死在水中，一個死在茅坑裡，無獨有偶，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這件事情究竟真否雖不可知，但他想學李白而作了許多如《笑矣乎》一類的詩，許是有的。若沒有考慮清楚，則李白本人自相矛盾，詞作得那麼好，詩作得那麼丑，若拿《笑矣乎》來考試，簡直是不及格，而且該打。《東坡集》，其中亦有假。據清代紀昀所考訂，假的有好幾十首。作假的原因與太白集中假詩正同，因為慕名而混入的。造出假詩，誣衊作家，真是可恨！若從作品研究作者人格，李白、李赤相去何啻天淵，以李赤的詩斷定太白人格，以後人假詩斷定東坡人格，一則誤事，而且白費功夫。再要舉例，還有許多可講，不過已經可以說明大意，用不著辭費了。總之，中國書籍許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錯。研究中國學問，尤其是研究歷史，先要考訂資料後再辨別時代，有了標準，功夫才不枉用。我所以把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作為一門功課講，其用意在此。好在前人考訂出來了的已經很多，尚有徯徑可尋，不大費事。諸君旁的功課忙，不能每一部書都作考證，但是研究學問又不能不把資料弄清楚，最好有這樣一種演講，把前人已經定案了的或前人未定案而可疑的，一一搜集考核出來，隨後研究本國書籍才不會走錯，不會上當。
第二章偽書的種類及作偽的來歷
偽書的種類很多，各家的分類法亦不同。按照性質，用不十分科學的方法，大概講起來，可以分為十種。現在依次討論如下：
一、全部偽此類書，子部很多。如《鬼谷子》《關尹子》之類皆是。經部書亦不少，如《尚書孔氏傳》《子貢詩傳》《孔子家語》皆是。
二、一部偽這類書，古籍中多極了，幾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莊子》之類，其中一部分為後人竄附，先輩多已經論及了。即極真之書，如《論語》如《左傳》如《史記》尚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論？有的同在一書，若干篇真，若干篇偽；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真，參幾句偽。
三、本無其書而偽如《亢倉子》《子華子》之類。《亢倉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著錄，因《史記•莊周傳》稱其為書《畏屢虛》《元桑子》皆空言無事實，故後人據以作假。《子華子》，《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因《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後人從此附會出來。
四、曾有其書，因佚而偽如《列子》，昔稱列禦寇撰，劉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漢志》曾有其目，早亡，今本為魏晉間張湛所偽托，全非劉向、班固之舊。如《竹書紀年》，晉時出河南汲冢，當系戰國時人所撰，至唐中葉而沒。今通行本為宋後人所假造，惟王國維所輯則真，可以證通行本之偽。
五、內容不盡偽而書名偽如《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為創作，今名《春秋左氏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相同，不過《春秋經》三註解之一而已。原書本真，經劉歆之改竄，大非本來面目，名字改，內容改，體例亦改。其中內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書名假，精神亦全變了。
六、內容不盡偽而書名人名皆偽《管子》及《商君書》皆先秦作品，非後人偽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戰國時事的資料，惟兩書皆非原名。《管子》為無名氏的叢抄，《商君書》亦戰國時的法家雜著，其中講管仲、商鞅死後之事甚多，當然非管仲、商鞅所作。
七、內容及書名皆不偽而人名偽如《孫子》十三篇，為戰國時書，非漢人撰。《史記》稱孫武、孫臏皆作書，則此書也許為孫臏作，或另一個姓孫的人所作。今本稱孫武所作，非是。又如《西京雜記》分明為晉時葛洪所撰，述東晉時事甚詳，然後人以為劉歆所作，則大謬。
八、盜襲割裂舊書而偽如郭象《莊子注》偷自向秀，王鴻緒《明史稿》偷自萬斯同。此種偷書賊最可惡。《莊子注》十之八九為向秀作，十之一二為郭象作，然研究時頗難分別，雖知有偽而無可如何。《明史稿》為一代大事跡，萬斯同為二千年大史家，內容極可富貴。王為《明史》館總裁，盜竊萬稿，大加改竄，題曰橫雲山人所著書，這無異殺人滅屍，令後人毫無根據，居心尤為險毒！
九、偽後出偽如《今文尚書》本只二十八篇屬真，武帝時孔壁古文尚書多出十六篇，後人已疑其偽，不久旋佚。東晉時，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尚書之舊，當然沒有可信的價值。又如《孟子》，《漢志》有十一篇，七內篇，四外篇，武帝時趙歧作《孟子注》判定外篇為偽，不久遂佚，本無可惜。明人姚士粦又假造《孟子外書》四篇，更非武帝時舊物，這真是畫蛇添足了。再如《慎子》，《漢志》有之，後佚，《百子全書》本乃宋以後人零湊而成，其中一部偽托，一部由古書中輯出。近《四部叢刊》有足本《慎子》，系繆荃蓀家藏書，說是明人慎懋賞傳下，顯系慎懋賞偽造，為同姓人張目。繆氏是專門目錄學者，居然相信這種偽書，我們看見之後，大大失望。
十、偽中益偽此類書，讖緯最多。如《干鑿度》本戰國陰陽家及西漢方士的作，恐後人不置信，偽托為孔子於刪定群經之後為之，當然全部皆假。今本《干鑿度》又非漢時舊物，乃後人陸續增加補綴而成，這豈不是偽中益偽嗎？如果研究此書，應以辨別《左傳》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
由上面看來，中國的偽書真是多極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偽書，其來歷怎樣，依我看來有下列四種：
一、好古好古本為人類通性，中國人固為受儒家的影響，好古性質尤為發達。孔子嘗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多聞闕疑……多聞闕殆……』孔子如此，其門下亦復如此，所以好古成為儒家的特別精神。儒家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其大，儒家好古，因此後來的人每見一部古書都是非常珍重，書愈古愈寶貴，若是後人所作反而沒有價值。有許多書，年代不確，想抬高它的價值，只得往上推。有許多書，分明是後人所作，又往往假託古人名字以自重。
二、含有秘密性從前印刷術尚未發明，讀書專靠抄寫，抄寫是極費事的。中國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難。又沒有公共藏書機關，如今日之圖書館，可以公開閱覽，因此每得一種佳本，不肯輕易示人，書籍變成為含有秘密性的東西了。要是印刷發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書籍人人能見，不易隨便造假，即造假亦會讓人發見的。凡事愈公開，愈是本來面目；愈秘密，愈有造假的餘地。書籍亦當然不能例外。
三、散亂及購求中國內亂太多而藏書的人太少，所有書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書的收藏傳播，靠皇帝之力為多。既然好書都在天府，每經一次內亂，焚毀散失，一掃而空，再要收集恢復，異常費事。隋牛弘請開獻書表，稱書有五厄『……秦皇馭宇……始下焚書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起兵，宮室圖書並從焚毀……二厄也。孝獻移都，西京大亂，一時燔盪……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四厄也。蕭繹據有江陵……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書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後，為厄更多。隋焬帝在江都，把內府藏書攜去，焬帝死，書亦散失無遺，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亂，長安殘破，唐代藏書焚毀一空，這可以算是一厄。及黃巢作亂，到處焚殺，所過之處幾於寸草不留，天下文獻，喪失大半，這亦算是一厄。以下歷宋元明到清，每代都有內亂，而且每經一次內亂，天府藏書必遭一次浩劫，費了許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掃蕩得乾乾淨淨。書籍散亡之後，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設法恢復補充，願出高價，收買私家書籍，寶之天府，把歷史打開，大致翻一翻，這類事情不少。如漢武帝廣開獻之路，置寫書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寫。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廣求遺書於天下。隋開皇時，因宰相牛弘的條陳，分頭使人訪求異本，每書一卷，賞縜一匹。唐貞觀中，魏徵及令狐德棻請購募亡逸書籍，酬報從厚。肅宗、代宗當安史之亂後，皆相繼購求典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大亂之後，書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於補充，因之不能嚴格。從重賞賜，從寬取錄，以廣招徠，遂與人以作偽的機會。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割裂雜湊，有的偽造重抄，許多人出來作這種投機事業，以圖弋取厚利，偽書所以重見疊出以此。一方面因為散亡太多，真本失傳；一方面因為購求太急，贗品充斥。四個原因中，要算這個最重。
四、因秘本偶然發現而附會古代書籍中經散佚，時常有偶然的意外發現，如晉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著許多竹簡。經後人的考證，知道古冢是魏襄王（從前人以為是安厘王）的葬地，竹簡是戰國時的東西。襄王死時，以書殉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皆從其中得來。古冢中發現書籍本來是可能的，因此後代有許多人造假附會，所以歷史上紀載某處老房子、某處古冢發現古書的事情很多。或者發現是真的，書卻是假的；或者發現是假的，書亦是假的。於是偽書流傳，日甚一日了。又如前清光緒末年，在河南殷墟發現許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東西，孔子所不曾見過的。本來極可寶貴，不過發現以後二十年來至於今，琉璃廠的假甲骨就很多，因為從前不貴，現在很貴，小者數元，大者數十元，自然有人偽造牟利了。書契典籍亡佚，後有再出的可能，開後人作偽之路。偽書之多，這亦是一個原因，不過沒有第三個原因重要而已。
前面講偽書的種類，以書的性質分，大概有十種；若以作偽的動機分，又可另外別為二類，這種分類法比頭一種分類法還重要些。
甲有意作偽的
有意作偽，其動機可歸納為六項：
一、托古這項動機比較上最純潔，我們還可以相當的原諒。為什麼要托古？因為中國人喜歡古董，以古為貴，所以有許多人雖然有很好的見解，但恐旁人不信他，只得引古人以為重。要說古人如此主張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心理不為名不為利，為的是擁護自己的見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手段雖然不對，動機尚為清白。這種現象，春秋戰國時最多，如《史記•五帝本紀》贊稱『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馴。』可見春秋戰國時人皆篤信文化甚古說，以為皇帝時代，各學術思想已經很發達了。《孟子•滕文公》上說『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是無政府黨，與馬克斯派的唯物主義氣味有點相近，他因為理想特別，恐大家不相信，所以托為神農以自重。神農去得很遠，其時社會如何不得而知，亦許許行理想中的神農時代，真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所以他才去模仿。不特諸子百家托古，即孔孟亦復托古。孔子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又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厲害，《滕文公上》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尚賢》中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矣』而尤崇拜大禹。《莊子•天下篇》說『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親自操槖耜……禹，大聖也，而形式天下如此。』大凡春秋戰國的開宗大師，莫不挾古人以為重，《韓非子•顯學篇》批評他們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始定儒墨之誠乎？』這真痛快極了！堯舜死了，沒有生口對證，誰知你是真是假呢。孟子可以說「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有可以說「有為堯舜之言者孟軻」儒家可以說「有為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說「有為黃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古代著名人物以自重其學說，動機不甚壞，不過先生一種主張，學生變本加厲的鼓吹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則流弊就不堪設想了。即如許行並耕之說，本來是他自創的唯物主義、無政府主義，偏要說神農時代如此，後來愈說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漢書•藝文志》中有《神農》十二篇、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會的。最著名的《神農本草》一書 ，相傳為神農口嘗百草，辨別苦辛，然後編著成書。其實此書與神農絲毫無關，乃漢末以後漸漸湊成，至梁淘弘景才完全寫定。又如莊子著書，明白聲明寓言十九，因為要發表自己主張，最好用小說體裁，容易暢達。天地篇說『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這本是莊子的理想，借名字以點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紅樓夢》 ，借寶玉、黛玉的口脗，以發舒他的牢騷一樣，後人卻因為莊周說黃帝，平空附會許多關於黃帝的事實及黃帝所著的書籍。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那許多偽書，大半由於引古人以自重的動機而出，書之著成亦多半在戰國時代，因為戰國末年，社會變動很大，思想極其自由。有人借寓言發表，有借神話發表，開宗大師都引一個古人作護身符才足使人動聽，他們的學生變本加厲，於是大造偽書，學術所以隆盛在此，偽書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書以前，春秋戰國間的偽書大概都只有這一個動機。
二、邀賞方才講每經喪亂以後，出重價求書，免不了有人造假。普通的如漢武、唐太稽古右文，懸賞徵集，當然有許多無聊的人專做投機事業，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偽書愈多一回。還有幾次特別一點的，如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他以親王的力量親賢下士，訪求典籍，得書異常之多，他尤喜歡秦漢以前古文字，搜羅不遺餘力，所以古文各經俱從河間獻王而出。漢朝經師有今文、古文的爭辯，其來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遺書真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頗不少，因為造一部偽書既可賣錢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偽書就層出不窮了。漢代除偽古文的經書以外，還有所謂緯書，前回所說的《干鑿度》就是緯書之一種。緯書，古代有無，殊不可知，戰國末年，陰陽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說，這可以說是緯書一大根源。至西漢中葉以後，作品極多，流傳亦盛，尤以宣帝一朝為數特伙。宣帝是武帝的曾孫，戾太子之孫，戾太子被讒而死，宣帝自獄中輾轉流落民間。當他年輕的時候，常聽見《燒餅歌》一類的寓言，偶有幾次巧合使他深信不疑，後來他作皇帝，極力推崇獎勵，當然以皇帝的威權臨之，不愁全國人不從風而靡。其時「《燒餅歌》式」的著作——即纖緯——極為流行，西漢東漢這類東西都是十分的發達。漢成帝時有一宗特別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別喜歡《尚書》，可是《尚書》百篇，自經秦火後，十喪其七，只餘二十八篇。成帝因為酷好這部書，打盡了主意，以求得足本為快。於是張霸出來，作投機的事業，造出了一部百兩尚書，比足本還多兩篇，稱為春秋以前舊物。書上，成帝大喜，立刻賜他一個博士的官職，等於現今的國立大學教授。後來仔細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篇外，盡都是假的。有人主張殺他，成帝深愛其才，又憐他造假不易，僅革博士職，饒他一命。到了東漢時代，不特偽書充斥，《燒餅歌》亦很流行。漢光武一代中興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國史上第一流皇帝，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劉秀，王莽時，民間有「劉秀作天子」的謠言。時劉歆作國師，欲符合流傳的歌謠，改稱劉秀。光武正在南陽耕田，有人把這個話傳到他耳朵里，說『國師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鋤而起，答道『安知非我 。』後來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為皇帝。他覺得《燒餅歌》很靈驗，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於是矯揉造作，故作隱語以欺世，雖然不是直接假造偽書，但於假造偽書有極大的影響。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別的事情。文帝酷愛古書，尤愛易經。當時有一個大學者劉炫，聲望學問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為北方大經師，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學教授。因為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連山》《歸藏》兩部易經。他說《連山》是夏朝的易經，《歸藏》是商朝的易經，《周易》是周朝的易經。我們年輕時讀三字經，中間有幾句『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就從這裡生出來的。《連山》《歸藏》，《周禮》中提到過，乃假造周禮的人隨便亂說，本來沒有這兩部書，劉炫因《周易》而想及《連山》《歸藏》 。書初上時，文帝大喜，後來知道是假的，以為大逆不道，就把劉炫殺了。一代大學者，因為造假書砍頭，太不值得。但須知獎勵過分，無異明白教人作假，這也不能單怪劉炫啊。
三、爭勝中國人有好古的習氣，愈古愈好，以為今人的見解無論如何不如古人的高明，所以有許多學術上的爭辯引古人以自重，然絕不誣陷古人，亦未詆毀旁人。爭勝是不好的，只要可以達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拭殺，未免過於刻薄。為爭勝而作假，自西漢武劉歆起。其時經學上有今文古文之爭，歆父劉向為大經師，歆自己學問亦很淵博。《漢書•藝文志》即根據他的底稿。在學問上，我們應當敬禮，在人格上，我們就不敢贊同。他姓劉，但是為王莽作國師，又改名劉秀以應民謠，可謂不忠；他父親是今文家，詩宗魯詩，春秋宗穀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詩宗毛詩，春秋宗左氏，可謂不孝。從前只有《左氏春秋》，後有《春秋左氏傳》，劉歆引傳改經，又添上許多話才有《左傳》出現，他說《公羊》、《穀梁》皆晚出，得出傳說，偽漏百出，惟左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論語》曾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當然最為可靠。他專門與今文家作對，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穀梁》，詩經用《毛詩》以打倒齊、魯、韓三家，禮則用《周禮》以打倒《儀禮》，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爭勝，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竄古書，如《周禮》，全部由劉歆假造的。《左傳》一部是劉歆編定的，其餘各經，塗改亦多。漢以後至魏晉間，有王肅出師劉歆的故智，以為要打倒當時大經師鄭康成，非假造偽書不可，所以有許多偽書都由他一手造成的。《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據說是他改竄的。主名雖未完全確定，十成之中總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語》《孔叢子》幾乎可以說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簡直沒有什麼問題。此外歷代假造古書以求打倒對手方的人還很多，這裡只舉劉歆、王肅二人作為代表。儒家如此，道家亦然。道教與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種哲學思想，如老聃、莊周一派，道教是無聊的宗教，最初由黃巾賊張角以符咒煽惑人心，後來愈演愈厲，成為江西龍虎山張天師一派。道教自東漢末起，二千年來，在社會上有極大的勢力。直至去年，黨軍入江西，才把張天師趕走。道教初起的時候，符咒騙人，其中無甚奧義，其後愚民信之者眾，這才野心勃發，想樹立一大宗派。會佛教自印度輸入，道教與之爭勝，造出許 多無聊的書，現在道藏中，黃帝著作幾達百種，老聃、莊周各亦數十種，諸如此類，偽書甚多，其目的在與佛教爭勝，或與儒家爭勝。年代愈久，書目愈增，到現代不可勝數了。佛教本身偽書亦復不少。佛經從域外輸入，辭義艱深晦澀，不易理會，釋書比自己作書都難，大家都有這種經驗的。六朝隋唐之間，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確翻譯通來，一般人看不懂，於是投機的人東拼西湊，用佛家的話雜以周秦諸子的話，看時易解，人人都喜歡誦，但不是佛經原樣了。佛徒為增進自己的勢力起見，為同大師爭名起見，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偽書的往往有之，如《楞嚴經》，直到現代，大家還以為佛教入門寶籍，就是因為其中思想與我國思想接近。然而《楞嚴經》便不可靠，其他無聊作品不如《楞嚴經》的還多得很哪。
四、炫名這種動機比邀賞好一點，不過還是卑劣，只是為外來的虛榮，不是為自己的主張。假造《列子》的張湛學得當時學者對於老莊的註解甚多，若不別開生面，不能不出風頭，而列禦寇這個人，《莊子》中說及過，《漢書•藝文志》⼜有《列子》八篇之目，於是搜集前說，附以己見，作為《列子》一書，自編自注，果然因此大出風頭。在未曾認為假書之前，他的聲名，與王弼、向秀、何晏並稱。這算是走偏鋒以炫名，竟能如願以償。⼜如楊慎生平喜歡吹淵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書。本來一個人講學，只問見地有無，不問學識之博否，但楊老先生則不然，專以博學為貴。《太平御覽》是中國很大的一部類書，根據《修文御覽》而出。《修文御覽》早佚，楊老先生偏他曾經看見過，後來的人因為知道他手腳不乾淨，所以對於他所說所寫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則以他的話作根據，一口說《修文御覽》明時尚有此書，豈非受愚？再如豐坊，為明代一大藏書家，范氏天一閣所藏之書多半從豐氏得來。豐氏累代藏書，購置極富，第三代坊好書尤酷。他家裡所藏抄本誠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猶以為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檮杌》之類，真是可笑。豐坊又好書，又好名，他的喜歡造假書，許有點神經病作用。晚年，真的秘本固不足以滿他的慾望，似乎又趕造不及，結果竟得神經病而死。
五、誣善造作偽書、誣毀旁人。譬如前回所講《涑水紀聞》是後人假司馬光之名痛詆王安石，《倖存錄》是後人假夏允彝之名毀謗東林黨。其實皆本無此書，或有些書而無毀人的話，系後人假造或參雜進去的。還有想害某人，故意堪栽髒，如宋魏泰欲害梅聖俞，故作《碧雲騢》一書，託名為梅聖俞撰。碧雲騢者，謂馬有旋毛，品格雖貴，不能掩其旋毛之丑。全書一卷，所載皆歷詆當時朝士的話，欲藉此引起公憤，不幸後來讓人發覺了。有一種人，費了許多心血，作成一部書，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覺得不方便，想拋棄了似乎又捨不得，於是造一個假名，拿去付印。如《香匲集》本為和凝所作，在文學界價值很高，惟其中講戀的話太多。和凝作宰相後，覺得與自己身份不稱，乃嫁名韓偓所作。其實和凝在當時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說《香匲集》是他自己所作的艶體詩亦無不可，偏要故意規避，其動機雖非純粹出於誣善，然有點相近，終究是不正當。
六、掠美這類人在學術界很多，如前回所說郭象的《莊子注》是盜竊向秀的，王鴻緒的《明史稿》是盜竊萬斯同的。《莊子注》還好，沒有什麼大錯，《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謂點金成鐵，令我們讀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又如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編制排比，詳略得中，允推佳制，但據邵念魯《思復堂文集•移民傳》稱為山陰張岱所撰，谷應泰以五百金購得之。果爾，我們對於谷氏不能不說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乙非有意作偽的
有許多書，作者不偽，後人胡猜瞎派，名稱內容遂亂。既然要辨別古書，這種著作也不能存而不論，以下分為子、丑兩部說明之。
子全書誤題或妄題者
這類作品又可分為四類：
一、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誤題如《素問》一書，最早是戰國末年的作品，稍晚則在西漢末葉始出，為中國一部頂古的醫書。其中雖然可議的地方很多，然亦至可寶貴。古代醫學知識，可考見的，多賴此書。原書作者，姓名不傳，今稱黃帝素問，或稱黃帝內經。還有一部《靈樞》，作者姓名亦不傳，今稱靈樞針經。作書的人本來不想作偽，然因為素問起首有『黃帝問於歧伯曰……』的話，乃屬作者假為黃帝、歧伯問答之詞以發抒其醫學上的見解。而後人不察，即以此誤會為黃帝所作，是以今人稱讚名醫，說他「術精歧黃」以此。又如《周髀算經》一書，當屬漢人作品，為中國一部最古的數學書，價值亦極寶貴。原書作者，姓名不傳，後人因為起首有『周公問於商高曰……』的話，遂誤為周公所作。實則「周」是講圓，「髀」是講股，等於現在的幾何三角。其稱周公、商高，亦不過作者假古人的名字以發抒其數學上的見解。初非有意作偽，後人不察，硬派為周公所作，於是一圓一股的「周」「髀」便成為周公的一條腿了。許多古書，皆以有古人問答之詞，因而得名。
二、因書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論而得名這類書與前一類相近，亦以戰國、西漢時代為最多。如《孝經》一書，不惟不是孔門著作，而且不是先秦遺書，乃漢儒抄襲《左傳》，益以己見，雜湊而成。後人因為裡邊講曾子的話及曾子所作的事很多，遂以為曾參所作，實大誤。此書若認為漢儒作品，有相當的價值；若認為孔門作品，則牴牾掛漏之處特多。又如《管子》及《商君書》本為戰國末年著作，其中不過多載管仲商鞅的話及其行事而已，關於管仲商鞅死後的事情，記載亦復不少。若認為戰國末年法家作品，其價值極高，有許多很好的參考資料；若認為管商本人所作，則萬萬說不通。這種書，作者沒有標出姓名，大致是一種類書，雜記各項言語行事，起初並不是誠心作偽，乃後人看見書中多述某人言行，從而附會之，因此得名
三、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題許多很有價值的書籍，因為尋不著主名，就編派到一個闊人身上。如《山海經》是一總古代神話集成，最古的部分許是春秋戰國時人手筆，最晚的部分當出於西漢東漢之間。因為其中多荒誕之語，歷代皆認為一部異書。《史記》雖引其名，但未言為何人所作，惟列子曾說：『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後人因為太史公都看見過，相信確有其書，列子又有這套話，遂編派為大禹伯益所作。實在書中多載春秋戰國地名，至早以春秋為止，絕不會出在三代以前。又如《難經》，是中國醫學界最有名的古書，內中載八十一個醫學上的難題及其答案，當系東漢末、三國時時人所作，與《素問》、《靈樞》齊名。《素問》、《靈樞》要早點，就派給黃帝，《難經》稍晚點，就派給秦越人（扁鵲）是戰國最有名的醫生，非他似乎不能有此傑作。當初作《難經》的人何嘗有意造假，都是後人摸不著主名，無端編派到扁鵲名下。古書如此，近代之書亦然，如坊間通行的《黃梨洲集》，中有《鄭成功傳》，作品雖然不壞，然絕非黃氏手筆。一則文筆不像，再則恭維滿清，有「聖朝」「大兵」等語，與黃氏身份不稱。黃為明室遺民，滿洲入關，抵死不肯屈節，安有恭維滿清之理？大抵當時有人作鄭成功傳，然因他種關係不敢自出主名，後人因為梨洲有《行朝錄》，言魯王、唐王之事甚詳，鄭成功為排滿中堅分子，為之作傳者必系梨洲無疑，遂把此傳收入黃氏集中，鑄此大錯。諸如此類，作者無心造假，後人瞎亂胡猜，遂致張冠李戴。古書如此，字畫詩詞亦然，所以無名漢碑往往誤認為蔡邕所書，無名唐畫往往誤認為吳道子所作，《古詩十九首》後人多謂出自枚乘，《菩薩蠻》《憶秦娥》兩闕，後人多謂出自李白。事情雖不一樣，道理完全相同。我們從事研究的人，切忌不要為虛名所誤。
四、本有主名，不察而妄題如《越絕書》記江浙間事甚詳，為漢魏時人所作，作者滑稽好戲，不願明標主名，故意在書後作了四句隱語：『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我們這四句話，明明白白知道是袁康二字，作者姓袁名康，還有什麼問題？後人不察，偏要編派一個名人身上，以為書中多記吳越之事，細考孔門弟子中，惟子貢曾到越國，遂指為子貢所作，今《四庫全書》仍題為子貢撰，這是多麼可笑一件事情。佛經中有一部《牟子理惑論》，系中國最先批評佛教的著作，共三十七章，極有價值，自序云：『靈帝時，遭世亂離，避地交州，著書不仕。』把時代、經歷、地方都說得很明白。《隋書•經籍志》因為作者姓牟，而姓牟的人只有牟融最知名，遂題為牟融作，已大錯特錯了，《唐書•藝文志》更糊塗，又考出牟融官職，給他加上官銜，題漢太尉牟融作。本來是隱士，忽然變作達官；本來在安南，忽然跑到中原；本當桓靈時代，忽然提到光武，前後相差兩百年。書錯還是小事，後人根據作者姓名，用以推斷佛教，說佛教之輸入確在光武之前，牟融時已經很發達了，這樣一來，那真是受害不淺。
丑部分誤編或附入
這類作品又可分為五類：
一、類書誤作專書如《管子》全書，非一人一時所作，乃雜誌體，聚焦若干篇法家言，並未標明何人所作。其中《弟子職》、《內業》等篇，與全書體例不符，範圍、文體皆有出入，可見顯系雜抄之書無疑。若認為一部類書到還可以，若認為一種專書那就錯了。因為其中講管子的話很多，所以名之管子，實非管仲所作。
二、註解與正文同列，混入正⽂ 《莊子》一書，內篇是莊周所作，外篇乃後人註解莊周之書。抄書的人抄了內篇，又把註解一併抄下，統名之為莊子，但是內篇外篇內容文體俱不相同，一見可以瞭然，絕不能認為出自一人之手。如認內篇為正⽂，則外篇雜篇必為註解；如認外篇雜篇非註解，則外篇雜篇必為後人所偽托，總之不是莊周所作的東西。一部之中，有註解附入正文處；一篇之中，亦有註解附入正文處。因為古代用竹簡，正文是刀刻或者漆書，註解亦是刀刻或者漆書，沒有法子區別。如《禮記•王制篇》最末一段：『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下面一段：『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這兩段皆與本文無關，當系註解。或者後人讀《周禮》讀到此處，作了一點考證的功夫，因而隨筆記下，所以與正文連接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