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付一夫
來源 | 蘇寧金融研究院
薦讀 | 愉見財經
大家生活在城市裡，拿著智慧型手機刷著微信看著「愉見財經」的公眾號，感受霓虹流光、車水馬龍、移動支付的給力、消費升級的便捷。也許真的想不到，我們並不代表所有人。
若非王興一言，我們大概意識不到在「大學生遍地走」的中國，擁有本科文憑的人居然只占總人口的4%。
若非李迅雷一文，我們大概都想像不到還有10億中國人沒坐過飛機、5億人沒用上馬桶。
而若非總理一席話，我們也不會相信，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
這6億人，他們是誰，在哪裡，過著怎樣的生活？在一個中等城市租房都困難嗎？今晚薦讀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的研究，尋找，這看不見的6億人。
疫情過後，民生為要。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0733元，即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為2561元。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處在這一收入水平，平均數往往無法反映事情的全部，我們還需從結構上對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做一番深入考察。
按照《中國統計年鑑》的統計口徑，依據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將全國居民人數進行五等份分組。從圖1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
我國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數量的居民，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6401元，摺合每個月約6367元，大幅度領先於其他80%的人；
位於第二、三梯隊的中等偏上收入群體與中等收入群體，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9230元和25035元，摺合每個月為3269元和2086元；
中等偏下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則分別為15777元和7380元，摺合每個月為1315元和615元。
據此可知，占全國總人口四成份額的中等偏下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剛好處在「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一區間內，再加上中等收入群體中一小部分收入較低的人口，規模便與總理提到的6億相當。
值得一提的是，從上圖中我們也能感受到國人的收入差距之大，其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還不及高收入人群的1/10。
這從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中也可窺探一斑。Wind數據表明，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自2000年首次超過警戒線0.4以來，總體呈現出先攀升後穩定的態勢。但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係數從未低於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8年的0.468（見圖2）。
另外，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能說明問題。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9.04億，其中有72.4%的網民（約6.5億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而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網民群體占比達20.8%，約1.88億人（見圖3）；從年齡分布上看，有將近90%的網民處於10~59歲的區間內（見圖4）。
數據暗示著這樣的現實：我國仍有近5億人不是網際網路用戶。這5億人當中，又以小孩和老人為主。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我國0-15歲人群占總人口比重為17.8%，約2.5億人，而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為12.6%，約1.76億人，共計4.26億人。小孩由於還在求學階段，基本都沒有收入來源；至於老人，有些是依靠養老金維持生計，有些很可能還缺少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礎上，疊加1.88億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網民，其人口數量可想而知。
綜上所述，「6億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判斷，是對我國真實面貌的深刻理解。
那麼，這6億低收入人群又在哪裡呢？
農村肯定是占據大頭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359元，合月均收入353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021元，合月均收入1335元。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4389元，合月均收入1199元。結合60.6%的城鎮化率可知，我國農村居民規模達到5.516億，整體月均收入為1335元，而其中的2.758億人，月均收入低於1199元。
其實不難理解，農產品的附加值原本就偏低，而農村又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旦上了年紀，農村居民便沒有相應的養老金可領，也無法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或進城務工，更何況還有相當規模沒有收入來源的未成年人也是農村戶口，整體收入也就難免偏低了。
從另一層面看，城鎮擁有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即國家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在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的情況下，強制規定用人單位必須支付給勞動者的最低工資報酬。根據各省份經濟現狀的差異，最低工資標準可分為不同檔次。公開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絕對數字最低的是安徽，其最不發達地區的「第四檔」最低工資標準為1180元。此外，城鎮還有低保，這就意味著多數城鎮居民的收入都在1180元以上。
當然，並非所有城鎮居民都是如此，因為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的前提是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因此那些失業者、個體戶，以及很多外來務工的農村勞動力都不在最低工資的保障範圍內，他們便很可能成為城鎮中的低收入群體，這部分人群的規模亦是不容小覷。
更進一步，從區域分布的角度看， 2019年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區域板塊，農村居民每個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665.7元、1274.2元、1086.3元和1279.7元，其中，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見表1）。這與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呈現出高度的正相關態勢。
從31個省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值也可看到，除了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蘇等10個省市外，其他21個地區都低於全國平均線，其中雲南、青海、貴州、甘肅四個省份農村居民每個月收入低於1000元，最低的甘肅只有802.4元（見圖5）。
這些低收入人群，特別是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甚至更低的人，用總理的話來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上疫情，其處境之艱難不言自明。
針對「如何保障與改善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這一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案仍然是促進就業，只有就業得到保障，才能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這也是為什麼中央把「穩就業」列為「六穩」之首。
近日發生的另一件事情，吸引了大眾的目光。
5月28日，總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充分肯定了成都在允許流動商販臨時占道經營方面的做法：「我們西部有個城市，按照當地的規範，設置了3.6萬個流動商販的攤位，結果一夜之間有10萬人就業。」
一時間，「地攤經濟」站上了風口。
「地攤經濟」，自古有之。從經營形式上看，其「三低」特質使之具備了一些獨特優勢：
創業門檻低，沒有店鋪租金的壓力，沒有太高的學歷、技能要求，很多人支個小攤、打開私家車後備廂就能賣貨；
失敗風險低，船小好調頭，從業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滿血復活」；
商品價格低，能讓居民擁有更多選擇，享受更多實惠。
然而，近些年在各地創建文明城市、衛生城市過程中，「地攤經濟」卻逐漸淡出了大眾視野，而煙火氣息也隨著小店和小商販們的「消失」而變得不再濃厚了。此次總理點讚成都，釋放了一個無比積極的信號，在遵守城市相關規定的基礎上放開「地攤經濟」，對相當一部分既無資本又無技術的低收入人群而言，無疑是多了一個通過自身努力改變生存狀態的機會，對於激活城市經濟發展活力同樣意義重大，亦是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
不過，讓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的6億人增收致富這件事，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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