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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遷居三里河寓所，我們好像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我們可以安頓下來了。
我們兩人每天在起居室靜靜地各據一書桌，靜靜地讀書工作。我們工作之餘，就在附近各處「探險」，或在院子裡來回散步。阿瑗回家，我們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賞。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閒，逐漸發福。
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例如阿瑗小時才五六歲的時候，我三姐就說：「你們一家呀，圓圓頭最大，鍾書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認為三姐說得對。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
阿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還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變為最大的。鍾書是我們的老師。
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決不打擾他，我們都勤查字典，到無法自己解決才發問。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飯，都需我們母女把他當孩子般照顧，他又很弱小。
他們兩個會聯成一幫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國期間，他們連床都不鋪，預知我將回來，趕忙整理。我回家後，阿瑗輕聲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時他們引經據典的淘氣話，我一時拐不過彎，他們得意說：「媽媽有點笨哦！」我的確是最笨的一個。
我和女兒也會聯成一幫，笑爸爸是色盲，只識得紅、綠、黑、白四種顏色。其實鍾書的審美感遠比我強，但他不會正確地說出什麼顏色。我們會取笑鍾書的種種笨拙。也有時我們夫婦聯成一幫，說女兒是學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們對女兒，實在很佩服。錢瑗曾是教材評審委員會的審稿者。一次某校要找個認真的審稿者，校方把任務交給錢瑗。她像獵狗般嗅出這篇論文是抄襲。她兩個指頭，和鍾書一模一樣地摘著書頁，稀里嘩啦地翻書，也和鍾書翻得一樣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襲的原文。
鍾書的小說改為電視劇，他一下子變成了名人。許多人慕名從遠地來，要求一睹錢鍾書的風采。他不願做動物園裡的稀奇怪獸，我只好守住門為他擋客。
他每天要收到許多不相識者的信。我曾請教一位大作家對讀者來信是否回復。據說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復呢。
但鍾書每天第一件事是寫回信，他稱「還債」，他下筆快，一會兒就把「債」還「清」。這是他對來信者一個禮貌性的答謝。但是債總還不清。今天還了，明天又欠，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煩。
他並不求名，卻躲不了名人的煩擾和煩惱。假如他沒有名，我們該多麼清靜！
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
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
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鍾書於一九九四年夏住進醫院。我每天去看他，為他送飯，送菜，送湯湯水水。阿瑗於一九九五年冬住進醫院，在西山腳下。我每晚和她通電話，每星期去看她。但醫院相見，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處，我還能做一個聯絡員，經常傳遞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做「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為有我們仨。我們仨失散了，家就沒有了。剩下我一個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窮的羈旅倦客；顧望徘徊，能不感嘆「人生如夢」，「如夢幻泡影」？
但是，儘管這麼說，我卻覺得我這一生並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也可說：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我們仨」其實是最平凡不過的。誰家沒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們三個或四個五個不等。只不過各家各個樣兒罷了。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碰到困難，鍾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復困難；還有個阿瑗相伴相助，不論什麼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所以我們仨是不尋常的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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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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