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外國語文研究》2019年第5期
轉自：外國語文研究公眾號
作者簡介
唐蕾，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揚州大學在讀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外語言文化比較與會通研究。趙國月，長江師範學院副教授，揚州大學在讀博士生，主要從事翻譯批評和文學翻譯研究。
內容摘要：「譯者行為批評」產生於國際譯學研究「譯者轉向」的學理大背景下，其構建經歷了對翻譯循序漸進的認知過程。作為新生的中國本土翻譯理論之一，「譯者行為批評」 具備系統性、術語性和工具性等理論特性，它從「譯者」的行為切入，對翻譯文本從語言內到語言外展開綜合評價，推動了翻譯批評的發展。經過十年的應用實踐，學界從不同角度拓展「譯者行為批評」研究範疇，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研究領域和理論本體三方面。後續研究仍需要從這三個方面加強研究，尤其是理論本體的研究亟待拓展，以提高理論的解釋性和工具的適用性。
關鍵詞：譯者行為批評；綜述；中國譯論
引言
作為中國本土學者構建的成體系的翻譯理論，「譯者行為批評」已走過十年的實踐應用歷程，如今已到縱向深入和橫向廣泛發展階段。「譯者行為批評」的提出，極大推動了翻譯批評研究的進展。一方面，對翻譯批評發展階段做了全新的階段性劃分， 有助於把握翻譯批評的學理脈絡，深化對翻譯批評乃至整個翻譯研究發展的認識；另一方面，提出的「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評價模式極大地方便了翻譯文本的分析， 不論是外譯中還是中譯外的翻譯文本，從文本語言層面到社會文化層面都發揮了應有的解釋作用。然而，一種理論鎖定某一視角深入發展，一定程度上就會忽視其它視角， 沒有一種理論是絕對普適性的，尤其是面對翻譯這一相當複雜的社會活動而提出的理論。正如「譯者行為批評」構建者周領順在「全國首屆『譯者行為研究』高層論壇」 發言指出，「『譯者行為批評』只是探索譯者行為的一條研究路徑甚至是具體的方法， 並非為理論而理論，理論是灰色的，只有事實才是常青的」。秉著這一實事求是的發展觀， 有必要對「譯者行為批評」這十年來的發展做一總結，梳理成就，發現不足，推動其進一步發展。
「譯者行為批評」提出的學理背景
「譯者行為批評」是以「譯者」為切入口來認識翻譯的一套理論，就其關注的焦點—— 「譯者」，從幕後走到台前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主要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眾所周知，以往翻譯研究受語言學研究和文學研究影響，出現了三種研究潮流， 分別是「作者中心」論、「原文中心」論和「讀者中心」論。將研究視角轉移到「譯者」 身上離不開前期理論的鋪墊和啟發，離不開相關學科的助力推動。其中最大的動力來源於翻譯學的母體學科語言學，即語言學研究在上世紀 40 年代左右逐漸從語言「內向型」研究轉向了語言「外向型」研究，從語言層面擴大到文化層面，即所謂的語言學研究的「語境轉向」。受其啟發，翻譯研究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轉向」，與翻譯研究毗鄰的學科理論發展進一步解放了翻譯研究背後的譯者，如加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hermeneutics），布迪厄的「慣習」（habitus）理論，薩義德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等等。哲學闡釋學解放了譯者對文本的闡釋權，強化了譯者主體的「能動性」，文化研究中的權力話語意識又揭開了譯者主體的「受動性」，功能學派的翻譯思想就給予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為我性」。如果說哲學闡釋學和權力話語是在改造譯者的認識論，那麼德國功能學派的目的論就是給譯者配備了方法論。
在德國功能學派研究方法興起之前，翻譯研究重點放在譯文和原文的對等上，鮮有人在意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身份或地位，因為譯者工作不被看作是原創，只是將原作者的思想轉換成不同語言的技術性工作。功能學派出現後，譯者不再像以前那樣隱身，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被作為專家看待，具備各種技能去發揮他們的功能（Oyali 60）。在多學科相互發力互相推進的過程中，「歷史中的譯者」（Delisle & Woodsworth，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從幕後走到了台前，譯者「隱身」（invisibility）走向「顯身」（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實現了翻譯研究所謂的「譯者轉向」（translator’s turn）（Robinson, The Translator’s Turn）。之後，「譯者中心」論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衍生出的話題有「譯者主體性」（translator subjectivity）、「譯者倫理」（translator ethics）、「譯者能力」（translator competence）、「譯者意識」
（translator awareness）、「譯者身份」（translator identity）、「譯者角色」（translator role）、「譯者風格」（translator style）、「譯者個性」（translator personality）、「譯者慣習」（translator habitus）、「譯者行為」（translator behavior）、「譯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ranslator）、「譯者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or）等等。正如阿羅約（Arrojo, Fictional Translators: Rethinking Transl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1）坦言，「譯者的作品將會在作為不同語言、不同興趣和不同視角的非對稱遭遇的翻譯景觀中大放異彩」，對譯者特徵的研究將「揭露翻譯時他們所面對的倫理難題，以及他們與作者和讀者之間理應建立起來的關係」。「譯者行為批評」正是建立在國際譯學「譯者轉向」的翻譯研究基礎之上。
「譯者行為批評」的形成過程
縱觀世界翻譯發展史，任何一種翻譯理論甚或一個翻譯概念的提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翻譯實踐中不斷體悟，前期相關學科理論的不斷積澱和啟發，由局部性向整體性過渡，由碎片化走向體系化。國外如美國語言學家和翻譯家奈達（Eugene A. Nida）提出的聖經翻譯「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理論、德國學者賴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譯「文本類型」理論（Text typology）、美國學者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的「操控理論」（manipulation theory）、以色列學者圖里（Gideon Toury） 的「描寫翻譯理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等，國內如許淵沖的「三美論」（Three Beauty Theory）、胡庚申的「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和黃忠廉的「變譯理論」（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等，無一不反映出是對翻譯循序漸進認識的結果。有些甚至是幾代學者不斷耕耘的結果，最為典型的是德國功能學派的「目的論」（Skopos theory），它是由賴斯以及費米爾（Hans Vermeer）、霍茨 - 曼塔里（Justa Holz-Mänttäri）和諾德（Christiane Nord）等人不斷修正、不斷補充而發展起來的。
追本溯源，譯者行為批評思想最早萌芽於 2003 年。周領順（試論企業外宣 59- 60）在探討企業外宣文字中「壯辭」的英譯原則中指出，文本具有漸變狀態，呈現連續性特徵。這是「譯者行為批評」理論中「連續統」思想的初現端倪。2004 年對英語人稱代詞漢譯中「譯者風格」的論述中，認為譯者角色是「從靜態的橋樑到動態的闡釋者變化」的過程，譯者應該「以動態的闡釋者的面目出現，有機地協調講話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既面對作者，也面對讀者，從而對文體風格有個比較切合實際的把握」（周領順，從英語人稱代詞 33-36）。這是首次以譯者為關注焦點闡發對翻譯的相關認識，關注的焦點轉移到譯者身上，而譯者正是「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的切入口。2005 年對譯文的評價「好與不好」（53）則成為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的基本翻譯批評觀。同年，「譯者行為的一致性和原則的可控性」思想指出「譯者的位置要凸顯」，「譯者是媒婆， 上要吃透源出者的意思，下要顧及接受者真正之所需，左右逢源」（59-64）。這是「譯者行為」概念的首次提出，不過此時的「譯者行為」是有名無實，在具體的論述中未做任何說明和界定。2007 年刊發的文章「語言層面上的譯者主體性」討論譯者主體性問題，以「人」（譯者）為主的翻譯批評思想逐漸明晰，明確提出譯者行為研究的「靜態」文本視域和「動態」人本視域，「靜態環境以文本為準，動態環境因人而異」（127）。其中「動態」人本視域便是「行為批評視域」的前身。2008 年探討「學術翻譯」問題時，周領順指出「翻譯有多種分類方法，以翻譯所追求的結果而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求真，一類求效果」（80）。這是「譯者行為批評」連續統評價體系中兩個核心術語——「求真」與「務實」的首次提出。從「連續統」思想、「譯者角色－譯者風格」「譯者行為」再到「靜態文本視域－動態人本視域」和「求真－務實」等概念術語的逐次成型， 展現出一種漸進性的思考，這為構建一種「細密化、體系化、層次化」（80）的翻譯批評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2010 年開始，周領順在「譯者行為研究」的系列論文中詳細闡發新構建的「求真－ 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操作原理，將其統籌在「譯者行為批評性研究」，簡稱「譯者行為研究」之下（1-9），後又界定為「譯者行為評價」（50-58）。在不斷的深入思考中，2012 年將理論概念術語「譯者行為批評性研究」修訂為「譯者行為批評」（90-95）， 直至 2014 年成體系的理論呈現在《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框架》和《譯者行為批評：路徑探索》兩本專著中。專著問世後，國內 2014 年到 2016 年三年時間相繼出現 8 篇介評文章，將「譯者行為批評」看作翻譯學科的理論之一進行概說和評介，這對「譯者行為批評」的發展和完善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如上所述，「譯者行為批評」正是在構建者對翻譯不斷深入認識中逐步發展起來的，經歷了由點成線、由線成面、碎片化到系統化的漸進過程，正如許鈞教授對其評價一語中的，「把『譯者行為』研究系統化，使其在翻譯批評學科內得到凸顯，併合理地冠以『譯者行為批評』之名，提煉出了譯者行為評價的理論框架，嘗試性地將其用於批評的實踐」，走出了「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112）。
「譯者行為批評」的發展現狀
雖然 2010 年「譯者行為批評」系列論文散見於各期刊，但成體系出現是在 2014 年， 以商務印書館的《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框架》和《譯者行為批評：路徑探索》為標誌， 學界對其評價和應用也是開始於這兩本專著面世之後，所以對於「譯者行為批評」的發展和應用現狀統計從2014 年開始截止2018 年底的數據，主要依據「中國知網」（CNKI）資料庫考察。以主題檢索關鍵詞「譯者行為批評」，得到相應文獻 103 條，剔除相關綜述性文章和「譯者行為批評」構建者周領順的文獻後，共得到有效文獻 59 篇，其中期刊論文 42 篇、碩士畢業論文 12 篇，博士畢業論文 3 篇，報紙文章 1 篇。綜合分析後， 對「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的應用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研究對象的擴大。這一方面主要是從描述性研究視角出發拓展研究對象，解釋譯者行為背後的動因。表現其一，「譯者行為批評」作為理論框架展開描述性研究， 選擇相應的研究對象做個案分析，如探索譯者的譯者行為（譚蓮香、辛紅娟 111-117；唐蕾 86-89 等）或者不同譯本的譯文效果（楊寧偉 74-81；黃勤、余果 29-39；張虹、段彥艷 151-158 等）。這一類研究為數最多，碩士畢業論文表現尤為突出；表現其二， 藉助「譯者行為批評」展開譯者群體的研究，主要有群體譯者的研究（高博、陳建生110-118）和離散譯者的研究（馬明蓉 138-149）。此類研究證明譯者主要以「群體」和「離散」兩種形式存在，譯者的存在方式必然與譯者行為存在正相關的關係。
（2）研究領域的拓展。表現其一，口譯活動中的譯者行為研究（邵衛平 76-78）。口譯活動不同於筆譯，其現場性和臨時性特徵決定了譯者行為不同於筆譯中的譯者行為，口譯活動中的譯者表現出什麼樣的行為特徵，還需進一步的研究；表現其二，藉助「譯者行為批評」考察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研究，如分析中國文學在日本譯介活動中的譯者行為特徵（鮑同 14-17）；表現其三，從譯者行為切入分析中國文論對外譯介的得失，如戴文靜（28-34）考察《文心雕龍》英譯，從譯者行為切入探究譯者身份，最後提出中國文論英譯「應充分觀照『人』的主體性，合理構建學者型和評論型的譯者身份，採取譯釋並舉和譯評融合的中國文論英譯策略」的觀點；表現其四，傳教士的譯經行為研究。國內對傳教士的譯經（不論是譯入的《聖經》，還是對外譯出的中國典籍作品）都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對傳教士譯者行為和譯者身份的把握，對此， 周宣豐等人（42-50）以及高玉霞（112-121）做了極其有意義的嘗試；表現其五，「鄉土語言」的英譯批評研究（周領順、杜玉 21-26 等）。任何國家的文學都有獨特的民族性，其中的「鄉土語言」便是其民族性的主要表征方式之一。如何應對「鄉土語言」 的跨文化差異障礙，這是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主要障礙。中國文學的首席翻譯家葛浩文對此也非常矛盾，他既要消除差異，使翻譯能夠被外國讀者理解，又要呈現差異， 使翻譯變得有必要（周領順、丁雯 11）。
（3）理論本體的思考。表現其一，針對譯者行為批評見解展開商榷。「科學的進步是有那些提出的值得爭論的理論所創造和推動的」（Reiss & Vermeer 1）。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是完備的，這種引證、評價和商榷性的論文，尤其是針對某種成體系理論的商榷，是對理論本身的完善和推動。《東方翻譯》2017 年第 1 期《翻譯社會性管窺：基礎、目的與影響因素》（宋以豐 30）一文中引用「譯者行為批評」諸多觀點印證其對翻譯社會性的看法，但其中所涉「譯者行為批評」理論中有關翻譯社會性的幾組概念存在誤讀。對此，趙國月（84-92）撰文回應並商榷，澄清了被誤讀的幾組概念。對「譯者行為批評」提出批評以及學術性的商榷，有助於理論體系的完善和概念範疇的厘定，這對「譯者行為批評」有利而無害。國內胡庚申提出「生態翻譯學」理論到現在， 出現了多篇商榷和反商榷的論文，極大推動了「生態翻譯學」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表現其二，跨學科理論介入認識「譯者行為批評」，如通過複雜性科學思想（馬明蓉， 100-107）來驗證「譯者行為批評」的有效性和工具性，認為譯者行為批評「術語體系和理論體系吻合複雜性科學的基本原則，是翻譯研究範式的重大變革」。正如前文所提，任何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都離不開相關學科的鋪墊和推動，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在內，都是一個大的循環系統，彼此關聯互相影響。這種理論與理論互證式的研究，不失為某一理論自身完善和發展的方式之一；表現其三，從哲學的角度論證「譯者行為批評」的合理性。羅迪江從譯者行為批評的行為批評視域到人本批評視域展開論述，認為圍繞「譯者行為」的研究進一步強化了「譯者中心」論，但這種「譯者中心」論不是以往「原文中心」論或「譯文中心」論的廢棄，而是超越，是對「西方翻譯理論話語權的解構與對物本論的超越，成為了目前翻譯研究的「制高點」（88）， 它正在為中國翻譯學發展贏得翻譯理念的話語權」；表現其四，探討「譯者行為批評」 理論對譯者行為的規約功能。譯者行為批評的提出是以描述翻譯研究理論為出發點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譯者行為批評既可以做到對翻譯產品的事後闡釋，同時也可以對譯者起到一定的事前規約行為，預測譯文質量，為譯者實施翻譯行為提供參考。因此， 譯者行為批評除了對生成後的譯文有描寫和闡釋的功能，其「『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還可以幫助譯者預測譯文質量，從而起到譯者對自己行為的自律作用（趙國月 84-92）。
「譯者行為批評」的拓展空間
正如已有研究是從研究對象、研究領域和理論本體推動「譯者行為批評」發展的， 實際上後續的拓展空間仍然在這三個方面。研究對象的拓展容易開展，加入不同的翻譯文本或譯者對象展開研究即可，但研究領域和理論本體方面就需要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就以「全國首屆『譯者行為研究』高層論壇」一號會議通知中提出的與「譯者行為批評」緊密關聯的幾個議題來看，「文學譯入、譯出與譯者行為」和「口譯活動中的譯者行為」屬於研究領域的拓展，「譯者行為批評與中國譯學話語建構」「意識形態與譯者行為」「文本類型與譯者行為」和「譯者的角色、身份與譯者行為」等則屬於理論本體的思考方向。文學譯入和譯出關係到翻譯的方向，分為「對外譯介」和「對內譯介」，各自又可以依據不同的國別劃分為不同的譯介研究領域。「對外譯介」和「對內譯介」活動中的譯者行為有何共性，又有何差異，呈現出什麼樣的規律性特徵，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話題，需要藉助「譯者行為批評」展開分析，探索文學譯入和譯出之間的不同譯者行為規律，或許能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有益的理論參考。同理，口譯活動有瞬時性和即時性特點，不同於筆譯活動，探究口譯譯員的行為特徵，也可為口譯員和口譯研究者提供理論借鑑。
屬於理論本體研究的議題「譯者行為批評與中國譯學話語建構」，正符合當前「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謝伏瞻 4-22）的國家需求，從「譯者行為批評」入手反思我國翻譯理論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或許能對中國學派譯論的建構具有啟發作用，同時反過來也會推動「譯者行為批評」的進一步完善。另外，儘管周領順已對概念「翻譯行為」和「譯者行為」 做了明確的區分和界定，但由於國內只用「行為」一個術語對應西方翻譯界的「action」 和「behavior」兩個術語，以致於國內對「翻譯行為」和「譯者行為」還是混淆使用， 邊界不甚明確。因此，明確「翻譯行為」和「譯者行為」之間邊界和聯繫，是開展譯者行為研究的首要任務，也是進一步發展「譯者行為批評」的根本所在。最後，翻譯作為一個複雜社會活動場域，意識形態、文本類型、詩學乃至譯者慣習等，更是影響譯者行為的決定性因素，現有的「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對此方面的架構設計還不夠充分甚至未曾觸及到，迫切需要後續研究跟進，為後續研究提供更有效的理論工具。